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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幸村。来自秋田，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毕业，来肯尼迪学院（KSG/HKS）前一直在秋田县地方政府工作。日本人申请肯尼迪学院竞争极为激烈。中央政府官员因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占据了绝大多数名额。历史上，地方官员被KSG录取的极为罕见。故此人在地方政府工作时成绩异常卓越，还曾因一成就获得过BBC电视台采访。幸村有强烈的地方印迹，并且从来不掩饰之。他很喜欢强调自己是从“小地方”秋田来的。除了各种公共议题外，他特别关心解决日本内陆地方的经济、人口衰退问题（这使我开始关注全球化之下，发达国家内陆地方的depopulation、rural flight等问题。他对诸多问题的视角与其他日本人很不同。其他人多来自中央政府（或东京），而他来自地方政府/农村、“体制外”，个人利益有很大不同，视野更得以冲破一些局限。因此，他经常从地方角度对日本的中央官僚体制提出批评，认为日本需改革其官僚体制。幸村在人文社科上的知识结构非常广博（是我见过最广博者之一）。他具有很强的社会学家一般的洞察力、敏感力，善于观察、分析社会网络、团体、人的关系。他也很关心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为人非常耿直，是一个非常诚实、朴素的人。他认为，在日本制度下，若在地方政府工作，将一生困于此体制中，既难以提升，也难以转行。进入肯尼迪学院是改变自己个人命运的机会。这一人生转变当然也是戏剧性的，皆通过他自己的后天努力。两年来，我也看到他越来越富有自信。毕业后，他在一个日本政府的政策银行工作。

我与幸村的接触很多，私交颇深。他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少，曾在07年肯尼迪学院中国之旅时去过中国。在这次活动中，他一丝不苟的参加了旅行前后全程所有活动（包括所有讲座、纪录片放映等），没有一次缺席与早退。对发展中日学生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去年春，我们还一起策划了首次中日学生野餐、学者座谈，以及本学年度的中日韩系列活动。谈判课时，与我、幸村、另一位日本同学及一位台湾同学一起坐了一个朝核六方谈判的问题，核心部分靠的是幸村的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式算法。毕业后，他准备在工作前到中国短期学习中文。

(2) 泷岛。来自横滨，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经济产业省官员，公派学生。泷岛走的是最传统的日本上层精英官僚路线。据说走这一模式（从东大法学到经济产业省）的人比原来少多了，因为不少毕业生现在转到了收入更高的私营部门工作，故即便是中央政府精英部门，也越发难以吸引这样的人才了。从背景看，泷岛大概是所有公务员中最精英的。工作成绩一定极其优异。和其他日本学生有所不同，泷岛为人非常的潇洒，带着一种几乎完全是超脱的放松心情前来肯尼迪学院学习，似乎这里的时光是用以弥补过去的超强度工作的。在这里学校生活中，泷岛完全是一个逍遥派。他称，相比学校里的学习，自己更喜欢通过实践工作来了解真实的世界。当然，他也非常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他认为有帮助的课程下很大的功夫。他曾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在继续学院学习中文。一个朋友当时说，泷岛对别的都不在乎，但是对中文学习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非常的聪明（一看就是智商很高的人），反应很快，学习能力很强，中文学得很快，发音也很不错，还参加我们的汉语角活动。我太太也教过他好几次中文。

他整个人都给人感觉轻松、休闲、无拘无束、随意。因为英语表达的限制，言语不多，但稍加交往，即可以感觉他是一个内心温暖、亲切的人。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修养比较全面，音乐、电影、艺术等都喜欢。也很喜欢运动。长得也不错，估计在日本很受女生欢迎。我和幸村交往经常谈极其严肃的问题，但和泷岛就几乎很少涉及严肃问题，都是谈相对轻松的话题。课业中，我们曾一起做过谈判课练习（同幸村及台湾女生一起），上过好几门课；休闲活动就更多了，曾多次来往各自家中party，曾一起打过麻将，卡拉OK。07年夏，他一个人跑到中国来旅行，临时改变行程跑到拉萨去了，还因高原反映不适入院。最后来到北京，我和太太招待了他。由于他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说什么地名都不知道，电话里也讲不清楚，最后我索性约见他傍晚时分在天安门广场中国国旗旗杆下见。结果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其时正是降国旗的时候，广场上那个地方有好几百人。结果最后费了老大劲终于找到，然后一起吃了一顿极好的港式火锅。

泷岛的未婚妻田边也很有趣。也同样是精英官僚。以前是他东大法学部的学妹，后也在经济产业省任职。同泷岛一起出国，第一年在Tufts大学留学，第二年在哈佛东亚系留学，两年取得两个硕士学位。田边是一个非常亲切、热情的人，有时很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完全看不出是重要部门的官员。两个人的气质、性情，学历与职业背景都如此相象，实在是天生的一对。

有一次同泷岛合买教科书，约好第二天下午泷岛在复印店门口把书给我。结果第二天看到田边拿着书等在那里。原来得知泷岛生病卧床，特嘱咐田边来送书。当时颇为感动。

毕业典礼后仅仅三天，他们倆就都返回到部门上班去了。

首先，沉痛哀悼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

由于本人前段出游在外，上网不便，未能及时跟进这一事件。这里，只准备借此写一下危机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 in crisis)问题。

危机领导力是一个重要议题。它是灾难出现后整个紧急应对的重要部分。与主要与制度、计划相关的紧急应对/危机处理体制不同，它还涉及到领导人的领导力(leadership)问题——灾难出现时，领导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公开场合下对问题持什么样的姿态？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在什么场合中出现，从事什么样的行为？如何把握与媒体、公众的关系？这些都与稳定民心，调动民众，领导整个救灾应对活动息息相关。上述的领导力与领导个人的能力、性格特点、个人魅力都有关系。同更广泛意义的领导力一样，这种领导力可能有部分因素是可以在后天习得的，但也有部分因素是先天的。有的人可能天生善于把握时势，成为危机中的领袖，

这次救灾中，温家宝总理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非常出色，应该得高分，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危机领导力训练中，以朱利安尼处理9/11恐怖袭击事件应对为典型成功案例，介绍危机领导力。温家宝的表现出色，完全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案例。

在灾难出现的时候，特别是造成巨大伤亡的重大人为、自然灾害中，民众需要什么？

受灾者及国民往往感到恐惧，无助、孤独、绝望，需要抚慰。

- 获得大量的信息，了解现状——发生了什么？有多少死伤？情势如何？是否在控制之中？未来势态发展如何？

- 有人站出来，给予民众指导、抚慰、鼓舞，告诉人们如何面对陌生的、恐怖的形势

可以看到，危机的时候，人们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统领一切，说出人们期待听到的声音，给予人们一种向上、向前的力量。在危机的时候，领袖的这种力量至关重要。在伦敦遭受纳粹空袭时，丘吉尔鼓舞了英国人民；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时候，朱利安尼市长鼓舞了美国人民；在四川大地震时，温家宝总理扮演了同样的角色，鼓舞了中国人民。

这种领袖力量在灾难的初期尤其重要。

以丘吉尔、朱利安尼和温家宝为例，可以总结出一些危机领导力的重要因素，或规律，对未来的危机其借鉴作用。这些经验也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其他面临危机的组织所用。

因本人学过肯尼迪学院的案例，比较熟悉朱利安尼的例子，因此将以朱利安尼的例子为主。朱利安尼在9/11后成为美国的英雄，被称为“美国的市长”，是他鼓舞了美国人团结起来应对灾难。这里大家可以自行对照参考温家宝的表现。以下谈不上是什么“原则”，而是一些值得参考的做法。（注：本文并不讨论具体的救灾体制，而是领袖个人作用）

■        以救死扶伤为第一位。有媒体称中国这次“以人为本”指导下的救灾是遵循“普世价值”。 大灾难出现时，一个政府的职责当然应该将保护民众作为第一使命。9/11袭击后，朱利安尼接受媒体访谈时，反反复复强调当前的第一任务是“救出更多的人”。他试图传达这么一种信息，就是现在什么都不谈，比方说不要谈死伤可能有多少——先救人，而且要尽一切可能救更多的人。温家宝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这就传达了老百姓希望听到的关键信息。这种话一定要明确说出来。

■        及时提供大量的信息。老百姓——无论是受灾群众还是其他国民，都希望获得关于灾难的最新信息，而且希望直接听到国家领袖的声音。政府需要及时的以各种渠道提供全面信息——目前发生了什么，形势如何，趋势如何（包括政府不知道什么）；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政府是控制着形势的。老百姓也希望看到客观的、全方位的报道。在9/11事件后，朱利安尼在布什之先，第一个站出来对纽约乃至全美国人民讲解现状，提供信息，给事件定下基调，也因此一下成为最高领袖。这次四川地震后，我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发表了讲话，传达信息；同时，以中央政府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定期发布更新信息，并在官方媒体上第一时间跟进，对救灾情况做全天候报道，这些都是重要进步。

■        领导人诚恳、真实的态度。9/11事件中，朱利安尼得分的一个关键是他从来没有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他反复在媒体面前描述这次袭击是多么的恐怖，前所未有的恐怖，称不敢想象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死伤数字。在被媒体问到一些政府当时还未获得信息、并不了解的情况时，朱利安尼甚至敢于回答“不知道”，这时候，这种坦率地回答反而给他加了分，让人们感到领袖是诚恳的。民众其实并不希望领导发布脱离现实、脱离自己真实情感的一味正面的信息，或者说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相反，他们欣赏领导人坦诚的态度、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大地震时，领导也应强调灾难的严重性。而如果领导人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时，也可能使群众感觉领导人在说真话，并在今后增加对其发布信息的信赖度。

■        温情。民众还希望看到领袖温情的一面。在灾难面前，人们希望看到的是能在巨大悲痛面前动容、落泪的领袖，而不是完全理性、冷漠、无动于衷的领袖——哪怕临阵指挥十分得力。朱利安尼在9/11事件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温情；温家宝也在地震受灾现场落泪。不过，领袖动容要有度，不能过度悲伤，如果哭得厉害，会让人觉得领袖太过情绪化、脆弱，不够坚强、坚定；自己悲伤，也就难以鼓舞人心，给予他人勇气。消极的情绪还很有感染力。总之，领导要动容有度。结合上一条，老百姓希望在领导身上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证明领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民中的一员，但他也有一些超脱的东西，证明他是坚强的领袖。

■        领袖以身作责，甘冒风险，深入到第一线。人们希望看到的领袖是深入到第一线的，而不是坐在安全的指挥室里。到了第一线，领袖才能真正深入到群众中，直面并分享受灾者的体验，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个人风险。人在9/11事件中，朱利安尼一直在世贸现场附近指挥，在危险的前沿，确实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温家宝也冒着危险，持续多日在第一线指挥。人们希望看到这种以身作责，敢于承担个人风险的领袖。他们能在危难之中给予人们巨大的鼓舞。

■        时时能看得见的领袖。在灾难出现时，群众时常希望看到领袖出现；领袖要出现在第一线指挥，要时时发布信息。领袖的不断出现能给人们传达信息，即领袖在投入资源应对危机，这能稳定民心，鼓舞士气。因此，在9/11后，朱利安尼频繁地参与各种与灾难应对相关的活动，通过媒体把自己的活动、形象传播给全纽约、全美国；在中国，遭遇地震这样的重大灾害后，负责领导也必须经常露面，保证人们可以看得见领导。然而，如果领导出现过多，或者在媒体报道上过度以领导本身为中心，而非事件为中心，则可能引起反弹。因此，领导出现的时机、场所、形式，传达的信息，是微妙的公共关系，需谨慎处理。

■        发布积极的、正面的、鼓舞性的言论，给人们以勇气、乐观、信心，坚持应对灾难。大灾难出现时，人们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说，事态是在控制之下的；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应对灾害，稳定人们的情绪，给予人们信心。在危难之时，成功的领袖必然善于发布这种信息。9/11事件时，朱利安尼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野蛮的恐怖主义组织都要强大得多。我们的民主与法治，我们的力量与保卫我们自己的意志，将保证我们的最终成功。”这里，表达了对恐怖主义者的不屑，表达了灾难中的自信，及对未来的信心。这句话在当时极大的鼓舞了美国人。另外一种鼓舞使呼吁人们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二战不列颠战役时，丘吉尔就呼吁伦敦人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勇气。朱利安尼在9/11时也加以模范，呼吁美国人回到日常生活、工作中去：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该出去吃饭的出去吃饭，该购物的购物，和原来一样。朱利安尼认为，在危机中，能伟大的领袖敢于，也能够鼓励普通人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四川地震的例子里，恐怕直接受灾人员很难现在回到过去的生活里。但领袖可以鼓励其他的国民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包括继续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而努力学习、工作，举办奥运；对一些受到波及的地区（比如临近的其他相对安全的地区），可以鼓励人们继续工作、学习（如学生继续准备高考）；对受灾群众，则鼓励他们有乐观的心态。

温家宝在这次抗灾中有一个成功的经典事例：他在视察北川中学安置点时对学生们说:“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并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这里传达了充分的正面信息，并鼓励学生们继续回到学习生活中去，为未来奋斗。“多难兴邦”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巨大乐观精神。

■        回忆过去的艰难时世。领袖能够带领人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让人们理解，灾难并不是只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过去的人们也面临过灾难，对抗过灾难。9/11时，朱利安尼反复对纽约乃至美国人民说，现在经历的并不是最可怕的：这种恐怖的灾难事件在过去也有过，比方说二战中英国遭到纳粹空袭（不列颠战役）。最后，英国人民英勇抗争，取得了胜利。朱利安尼鼓励人们都去看这段历史。这种做法能够给人们更多信心。中国领导人也可以引用过去抗灾的事例，比方说唐上地震后人们抗灾的经验、精神，以及引用其他的灾难应对事例，来向灾民及更广泛的国民表达这样一个信息：灾难过去有过，人们经历过，今天也一样可以和过去的人一样勇敢面对。

■        呼吁人们承担职责。丘吉尔在二战时曾以激动人心的演讲号召英国人对抗德国纳粹：“如果我们能够站起来抵抗他，那么整个欧洲都可能被解放。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我们所有知道的与关心的一切，都将跌入新的黑暗世纪的深渊……因此，让我们勇于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如果大英帝国及其联邦能存在一千年的话，人们仍然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这句话成为历史经典。地震灾害之下，领袖也可以呼吁人们（包括救灾人员及乃至社会各界）勇敢的站出来，响应号召，承担职责，而把个人利益暂时放在一边。

■        表扬正面例子。危难出现时，人们需要正面的榜样。在救灾中，他们就是英雄。这包括舍生忘死去救援的人，比如那些为救孩子付出自己生命的老师，或跪着请求“多救一个孩子”的士兵；各国、各界的捐赠者、志愿人士；顽强存货的幸存者（如“可乐男孩”）。领袖可以亲自参与歌颂正面事例。同时，要严厉批评负面例子（如擅自挪用捐款、援助物资者；对倒塌的教学楼建筑不合规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等）。

■        媒体宣传的运用。在灾难出现后，一方面，需要有一定个人魅力的领袖去做上述提到的许多事，也需要有媒体、渠道能够将这些行为报道出来，否则的话即使做了也不会有广泛的影响。政府和媒体（包括运用官方媒体，以及与非官媒体与新媒体）的交流、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朱利安尼即非常精通于在危机中运用媒体，在媒体前表现自己，在合适的时候，传达自己希望传达的信息。危机领导中，尤其需要处理好对媒体的运用，以及对民间舆论的把握、引导：在什么时候，将什么样的信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媒体传达出去，影响全国民众乃至境外人士。

根据以上提到的问题，温家宝在本次地震灾后应对中的个人表现出众，应该得高分。他在危机中成功的施展了领导力，鼓舞了国民士气，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尊重，是赈灾的精神支柱之一。应该可以把他在震后一两周的所做所为写成一个不错的危机领导案例。

随着近来一些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海外华人的爱国表现，也促使西方/美国媒体（至少是主流报纸），继续地缓慢“转向”，对中国的视角和民众情绪给予了更多的报道、关注、照顾，主观上大概想显得更加客观一些。另外，我想即使没有公开地承认或道歉，西媒中相当一部分人自己也认识到，其对西藏（及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的报道存在重大误导，造成了负面后果。当然，他们的偏见还是存在的，而且是结构性的。这一方面是价值与文化上的，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商业运作的结果——需照顾读者的情绪，报道他们想听到的东西。

日前，在《纽约时报》的教育版又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中国学生为中国的形象而战》（Shaila Dewan），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表现、观点、心理进行了一些分析。

中文翻译：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1f7695ab982b235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8/04/29/education/29student.html?_r=2&hp=&oref=slogin&pagewanted=print

这篇文章对留学生的心理与活动做了更仔细的分析，应该说比原来要更为客观。当然里面也存在各种偏见，比方说对留学生提出的主张抱有非常苛刻的态度：如学生提供的1951年后西藏婴儿死亡出生率的数字、说学生“没有提供与中国或其它国家死亡率对比的任何资料”。这就非常地牵强了。学生做的恐怕不是学术报道，也都不是这一问题的专家，他们所走的更多的是呈现原来西方人所不了解的一些情况，做一个平衡。采用这种接近学术辩论的水平要求他们材料的严谨性是很苛刻的，尤其是，在对藏独势力一方提出的数据、事实时，我就没有看到西媒使用这么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之进行审视。这其实也是在说，中国人提出来的就是政治宣传，除非采用更为严谨的方式进行质疑、论证，否则就没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认为是错误的；而对藏独方面提出来的东西就可以更轻易地接受。这是一种双重标准，是很不公平的。它的背后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偏见。

文中又说，

“学生们称，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兴建学校，道路和其他的基础建
设。但是在在被问到西藏人是否需要这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他
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Notre Dame的中国问题专家Lionel Jensen说，“他们
已经接受了快速的现代化的好处。”

不难看出，作者对留学生的观点是怀疑的。上文的意思是说，许多中国人主观认为自己的政府给西藏做了很多好事，但并没有问藏人到底需要什么；这里的意思无非又是暗示，西藏人需要的恐怕并不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而是民族的自决。

其实，这种疑问更多反映的是提问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我参加了各种西藏论坛，还没有听到有西方人质疑藏独立运动支持者或同情者：“独立、宗教、文化方面的东西现在就是大多数西藏人最迫切需要、最关心的么？”我个人还从来没有听有人提过这种问题。这里，许多西方人的默认想法是：这些更高级的政治权利、文化、价值追求当然就比那些基本的经济、生存、物质追求要更为重要了！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在西藏做过任何的民意调查。与其说他们的想法是由事实支撑，不如说是由价值信念支撑。在这种信念下，他们当然会更为同情藏独运动。

同样的，作者怀疑学生提出的达赖与纳粹的关系，称学生“不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宗教的“镇压”。

此外，对中国学生的过激行为进行了一个不漏的放大报道，而不谈多数中国学生比较理性的、温和的交流态度。

当然，文章也提到一些有益的观点，如：

— 尽管仍存有偏见，但包括了中国学生提出的许多观点，包括对西藏动乱的一些事实判断，以及认为西方对中国存在的双重标准、伪善

— 中国留学生对西媒（及西方）存在的幻灭感

— 中国留学生直接质疑西方存在的偏见：中国人都被单向洗脑，缺乏独立思维

— 中国留学生整体上在抗议中仍然缺乏斗争经验、艺术

最后，作者对留学生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做了一些分析，但是并没有超过NYT之前一篇文章《China’s Loyal Youth》的分析：他们基本上认为，中国青年的态度来源于1) 都是现代化的收益者（也就是物质上得了好处）；2) 受爱国主义教育灌输（也就是“洗脑说”）。

他们提出的事实依据都存在极大问题：如“专家指出”，出国的留学生都是来自“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外国的家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其实在美国，大多的学生是研究生、研究人员，依靠的是学校的奖学金。他们是因为学术表现优异才来到美国。这里，专家几乎把留学生都说成是能够把孩子送到美国私立学校读书的极富裕的中国中上层精英了。

作者的“现代化物质收益说”，其实就是一种动机分析，它确实包含部分的真理，但没有说出另外一部分事实，也就是爱国主义学生对自己爱国诉求的内在价值是由衷认可的。把他们价值诉求减原为物质收益，其实上是一种恶劣的贬低。这里可以比较的是奥巴马几周前的”bitter”、”cling to“言论，说许多美国小城镇人信仰宗教、崇尚枪械是因为经济上的失意）。

这里说明了西方/西媒还是非常不了解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内涵。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有五千年文明的骄傲感，另一方面也建筑在近代的屈辱历史上（受害者情结）——中国主权、领土在近代遭受的外国侵犯，仍是中国人的心头之恨。

无论如何，我们注意到西媒对中国报道的比原来更全面了。对此，我们要继续地耐心观察。

以下还有一篇文章：发表在Los Angeles Times.，介绍美国华人在这次事件中的情绪与活动，也值得一看。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tibet11apr11,0,7759679.story?page=2

海外华人的表现值得注意。身处国外，每天与外国人相处，亲眼见证西方的偏见，幻灭感强烈，在挑战之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不断强化，他们的行为、表现和他们的日常体验有很大关系。

另外，过去一两个月中，《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还不错，比其他西媒要更为客观。（问了美国人，不少人说这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报纸之一）。它既提供了西方的视角，也相对更加注意照顾中国的情况、视角，不少文章比其他媒体的报道要更为客观。《Financial Times》与《Wall Street Journal》等商业报纸也不错。

再评西藏问题

再带谈论一下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与其对藏独运动的同情。很多西方人（包括民众与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藏独的光辉诉求煽动起来：“权利”、“自由”、“自决”。这样的政治概念与口号。

当那些过着优质物质生活的普通人坐在一间位于发达国家的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讨论着这些实际上与自己生存毫不相关的遥远问题时，他们很难想像大多数普通西藏人，或者说世界上大多数仍然生活在相对贫困中的普通人，面临什么样的生存挑战，更迫切需要什么。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诉求与价值简单地投射到那些人身上（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里并非说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就没有政治诉求，而是说他们更普通的、世俗的（mundane）一些涉及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往往被不成比例地低估，被不予重视，被过于轻易地放到次要地位上了。

一个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可能对保留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抱有极大兴趣。但是这个社会的普通成员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拥抱全球化，追求更好的生活，放弃自己的部分文化、习俗。但知识分子精英们可能觉得这是文化灭绝，因此高呼反全球化，高呼保存文化的价值，甚至似乎认为，这个前工业化社会的成员只不过还在愚昧中，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诉求才代表他们最高的利益。

西藏在西方的香格里拉式的、浪漫主义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使之与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文化多元之类的思潮相联系。

我个人感觉，藏独运动是一种西藏的上层精英（包括僧侣）主导的运动；它把西藏普通民众在多个议题的广泛诉求，粗暴地减原到一个单一议题——独立（或自决），似乎所有议题的症结全部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单一议题。只要解决了自决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实际上，自决根本不能解决这些议题，而且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其实，这也是上层精英对民意的一种劫持。客观地说，我们不能说精英代表的就一定不是普通人的想法，但是，在作出这个结论（精英代言的某些观点确实是普通人的利益）之前，要极为慎重。只有老百姓自己才能代表自己。

达赖的运动是一个单一议题运动，把所有问题集中在自决上。其实，达赖及其流亡政府长期在国外，恐怕已经和在中国的藏人的日常经验、需要、诉求存在巨大的脱节。声称代言却并不能代言，代言不过是一厢情愿。这也和他在与中国政府对话中的不切实际的政治诉求有相当的关系。如果他能回到西藏，与当地人进行充分的沟通，把他们的诉求反映进来，那么我想整个运动的政治主张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在参加一些西藏问题论坛时，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藏独运动者在感情上并不希望西藏好起来（当然他们不一定公开地这么说）。他们希望西藏一片漆黑。越是一片漆黑，那么他们的活动也就越有意义。如果西藏一片光明，民众安居乐业，那么他们的运动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他们自身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这种偏见十分强烈，会主导他们对问题的看法。

中国政府需要在各个领域继续全面发展西藏，使西藏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繁荣。这样，自然也就会抓住他们的心，不断地边缘化藏独运动。

从长远解决西藏问题来看，不管中国政府目前如何看待达赖，还是需要与其接触、谈判。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当前，与达赖会谈应该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以下文字仅讨论中方的谈判策略，并不涉及西藏问题谈判具体谈判的政策、政治主张。

是否进行谈判

中国目前准备与达赖接触，这就是了解对方意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可能谈判的准备。

中国政府需慎重选择对达赖的政策。一方面，首先要考虑藏独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要考虑达赖是否一个有意义的因素(relevant factor)：因其所主张的策略并不起作用，达赖可能在藏独运动中失信。（中国政府的不妥协与强硬姿态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藏独运动的内部分裂）。这样，久而久之，达赖的作用可能就相对越来越小了。其次，要考虑藏青会及其激进运动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因素：如果采用暴力，激进派将丢掉达赖多年来在国际社会打下的非暴力“品牌”，使藏独运动失去西方民众的同情，并给中国政府以反恐怖主义名义严厉镇压的依据。中国在军事与安全上倒并不惧怕这种激进派。所以，即便中国完全不谈判，利用藏独运动的分裂势态，也可能有所成果。

但不与达赖谈判可能使中国在国际上十分被动，因为国际社会上不少人认为，这是来自达赖方面的一个应当被尊重的诉求，并且中国应该有用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姿态。达赖在国际社会享有广泛影响，获得许多西方民众、社会团体及政治家的同情；达赖在中国藏区也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达赖在藏独运动中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政治领袖，享有巨大影响（但也要看其路线是否成功）。因达赖也还将在国际社会存在多年。西藏问题也在客观上“国际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故中国完全抛弃达赖，关闭谈判大门，将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并不现实。相反，如果通过了认真磋商，但达不成结果（和之前的六轮一样），并指称问题出在达赖方面的不妥协，那么也会更有说服力。一些西方观察家早已认识到达赖大藏区高度自治诉求的不现实性，并呼吁他拿出政治家的智慧及实用主义精神，进行必要的让步，来与中国磋商。放开大门，与达赖接触，无论结果如何，都使中国更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所以，中国应该与达赖进行对话。

对藏独运动的策略

当前藏独运动内部的分歧越发表面化。达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其与藏青会（藏独运动中的年轻激进派）的分歧。达赖已公开放弃了独立诉求，主张藏区高度自治；藏青会则主张藏区完全独立。达赖主张非暴力，藏青会则已对非暴力运动失去耐心，酝酿暴力行动（包括恐怖主义）。达赖还公开表示，藏独运动中的一些年轻人也是不听它的。其实，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独立运动都出现过这种激进、温和派的分野。中国政府、达赖、激进藏独运动的关系甚至可能逐渐接近类似以色列、阿拉法特及哈马斯之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倒不妨利用达赖的处境，拉一派打一派。以温和遏制激进，以激进遏制温和。

国际形势与外交

如前所述，达赖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海外对藏独运动的认同。金大中不久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讲话，称中国对西藏，乃至国际社会对待中国与西藏问题，都当采用“阳光政策”——即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以求和平解决问题。中国与达赖·西藏流亡政府的对话、谈判，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现的局面。无论中国如何坚称西藏问题为本国内政，这种国际舆论都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在奥运会之前，中国与达赖接触、对话，一方面能够满足国际社会（包括政界与民众）的这种希望，缓和当前不愉快的冲突局面，尽可能消除奥运会政治化的阴影；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话，要求达赖施加影响，对激进藏独运动加以遏制。

从外交上考虑，外国政府中的许多其实是愿意和中国成为战略伙伴的，而且希望在大量议题上与中国合作。这包括安全/反恐、能源、贸易、环保等重要议题。但发达国家的选举政治需顺从国内的民意、反对党政治压力。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可能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批评，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他们一但对中国表达更强硬姿态，说一些本国政要求他们所的话，就又会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影响与中国在其他更重要的双边、多边议题上的合作。我想，这些选举政治家都会希望中国作出一些缓和性的动作，表明这样的一种姿态，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这样才能让减少他们（选举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我想，目前的福田、布什和布朗政府都有这种迫切需求。中国应深入了解外国民主政治的这种因素，以此制定战略。

三维谈判：谈判前的准备

西方谈判学理论认为，谈判不光发生在谈判桌上，还发生在谈判前的准备（舆论造势、改变语境、影响利益群体等——三维谈判）、谈判议程、目标、战略的策划——二维谈判），以及桌面上的谈判（具体的行为互动技巧——一维谈判）。

中国现在是不是在有计划地从事“三维谈判”我们不好说，但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效果。达赖方面也有这种准备。因此，应该说两方面都掌握了一些资源。

中国方面：从全世界局势看，似乎西藏出现骚乱，闹了一下，中国遭到许多国际批评及不公正的待遇，奥运会受到负面干扰及政治化，而现在又要与达赖接触，似乎是落了下风。但实际上，藏独运动经过这么一手，是增加了中国政府对达赖的不信任与隔阂。这只会无限加大西藏“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谈判间的困难。藏独运动需要懂得，中国政府不一定吃软，但是更不吃硬。西藏骚乱，西方媒体偏向性报道，及后来对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抗议事件，使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获得了强大的本国民众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造成一种压力，缩小中国政府的余地与选择）。目前，中国政府继续在国内建立舆论支持，动员民众支持。这些都将成为中国政府极强大的谈判筹码，对达赖方面施加压力。从三维谈判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内很成功，只不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很力。

达赖方面：一是拥有相当的国际支持（或同情），另一方面，也拥有奥运会的这个特别契机。然而，中国政府更看中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国内稳定。然而，国际舆论并不能对改变局势有太多帮助。在西藏问题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而中国包括政府与民意。其次，达赖已声明支持奥运会，加之把西藏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只会在中国国内造成更大的反弹，因此达赖倒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来要挟中国，进一步加大自己与中国的隔阂。

最后，达赖有时间危机感，而中国没有。达赖急于解决问题，而中国不急于解决问题。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解决问题，或者离解决问题迈得更近一点，那么他领导的这个运动注定是要完全失败的。同时，从当前看，如果达赖与中国的对话谈判没有进展，那么达赖只会担心他在藏独运动激进派面前进一步丧失自己的可信性。

总之，达赖在明处，中国在暗处。达赖作为他自己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在国际上比较成功，但在与中国交涉、斡旋方面却非常失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糟糕的败笔。至于公关方面，达赖也应该了解，虽然对西方的公关非常成功，但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对中国民众的“公关”。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力量。当然，他需要有所渠道，也需要有所行动。

最后看低牌。中国政府明显占据优势。除了民众支持以外，达赖年事已高。中国只要静待他的去世（以肉体上从国际舞台消失），再扶持新的达赖。无论这个被扶持的达赖是否为被海外认同，但可以认定，至少在达赖去世十多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个十四达赖喇嘛这样有力的到西方大规模宣传公关的有一定个人魅力的运动领袖。流亡藏独运动只会走向进一步的迷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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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五日电 新闻背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的接触

　　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二十五日发布消息表示，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
触磋商，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多年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的延续。

　　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了二十多批他的代表和参观团回国参观。达
赖喇嘛本人的主要亲属，他的大哥、二哥、姐夫、妹妹和他身边的一些亲密的人，都曾
经回中国参观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他们就关心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

　　二00二年以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先后六次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中央有
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西藏自治区参观，了解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安排他们到广东等地了
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安排他们到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了解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情况；还安排他们到承德等地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些历史情况
和重大事件。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央政府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极大的耐心，保持着
和达赖喇嘛的接触。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接触商谈没有
取得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达赖喇嘛方面没有诚意。他们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立
场，也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完)

1) 历史的终结与文明冲突论

1992年，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说：认为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消亡了，西方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最终取得了最后胜利；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观、制度能与之对抗了。它被所有的社会认同、实践，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与其说福山描述了现实，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大预言。

1996年，美国学者Samuel Hungtinton提出了著名论点，“文明的冲突”，以作为对福山的回应。Hungtinton认为，冷战确实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也结束了，当前及未来世界的趋势是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因此，福山的历史终结可能过于乐观。在2001年911事件时，Hungtinton的观点又被翻了出来。当时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

从1992年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到现在，已经有16年。世界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恐怕还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重新崛起，以及西方文明地位的相对衰落。德国“大历史”学家Spengler早在一战结束时就对文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明如同有机体，会经历繁衍、兴盛、成熟和衰亡的一个过程。在他悲观地认为，西方文明将走向衰落。当然，实际情况是，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的衰落。

2) 西方主流价值尚未被挑战过

虽然西方出现了经济、政治地位上的经济衰落，但是西方的主流价值却谈不上被真正的挑战过。

这套主流价值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自由、人权、民主参政、宪政/法治、权力分立等；
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政府的干预程度多少、责任的多少，则在西方不同国家、社会则有相当的区别）。
整体上看，核心的理念是人本、理性、科学。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

虽然在现实中有很多的差别（比方说，在美国，宗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在西方的社会建制上，基本遵循这些原则。

西方认为，这些价值是普适价值，可以超越种族、社群、国家、社会、文明、时间，是人类普遍希望追求的价值。在现当代历史上看，西方的这套价值体系与制度大致所向披靡。

3) 挑战西方价值？

首先是在冷战中的胜利：苏联解体，东欧迈向资本主义阵营。全球意识形态斗争似以西方的胜利告终。

其次是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的崛起应该说以日本开始。在日本这又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西化建制；二是日本在战后采纳的促生增长的各种经济产业政策。

日本和中国非常不一样，它处于文明“夹缝”之间。在明治维新时，它“告别”了中华文明，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认为这是强国的唯一办法。多年来，它都试图“脱亚入欧”。虽然在二战前，日本推行了入了军国主义，但二战后，为美国占领，政治上再度实行民主化（这里也不能忽略明治后议会政治留存的一些资源），建立了坚实的民主制度。目前，作为自由民主国家之一，日本被纳入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为西方所接受。加上冷战的地缘政治，使日本在二战后崛起的过程中，并未经历与西方的强烈碰撞。

日本人素来对如何被西方社会接受有敏感的意识，并且作出不少努力。这当然和其岛国的现实危机感、处于文明与冷战“夹缝”间的地位有关。

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消防了日本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在初期采用权威主义。但在经济崛起后，又经历了政治民主化。韩国和台湾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对于西方来说，这仅仅是证明了福山历史终结性的正确性。是的，权威主义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反过来，市场经济可能能促进政治民主化。最终，这些国家不是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么？

新加坡也很成功，并且至今推行权威主义。李光耀提出了“亚洲价值”，一度引起西方的注意。然而，新加坡类似一个城邦，影响有限，还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严重挑战。

中国之外的东亚经济奇迹最多证明了可以存在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增长模式，尚不构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挑战。

伊斯兰文明方面，由于伊斯兰文明分裂成许多国家，不具备一个强大、有力、成功的军事、经济力量，不足以影响全球格局，所以他们还不能构成对西方主流价值与模式的挑战。他们与西方的冲突，更多的是对西方文明扩张的被动的对抗。

印度文明也在崛起，但印度采用了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同时在发展资本主义。印度如果与西方发生什么对抗，更多的是在战略、安全、地缘政治上的，似乎还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与模式的挑战。

俄罗斯：苏联的“后继者”——这是冷战的失败者，除了军事力量仍让人震慑外，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威胁了。它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力量。

巴西：与拉美国家一样，被笼罩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经济，政治建制基本遵照西方模式，也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挑战。

4) 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不同的图景。经济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借鉴了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模式，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但这个成就不乏先例。

在政治上，中国仍然采用共产党一党专政，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实行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并没有动摇的迹象。西方希望的那种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的民主化并未出现，更看不出这种趋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仍十分稳固。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将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它是一个悠久的文明，有13亿的人口。它的发展将对世界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是西方所不能忽略的、必须应对的。

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并且持续下去，稳定下来，那么自然是对“历史终结说”的一个反证。不走西方道路也可能成功。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成功尤其使之不安的，是因为它构成了对西方所奉行的价值的挑战、威胁。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在事实上获得了成功；西方在看到中国年轻一代青年人及不少新中产阶级对自己政府的支持时，可能更感不安。

中国确实对西方提出了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现实的，也是主观的。

5) 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崛起？

这个原因有很多。随便列举一下，但不可能罗列；

a) 中国人口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经济体，并不那么需要依赖外国；
b) 中国历史悠久，有让国民骄傲的文明，有大量可用的文化资源；
c) 悠久的历史也造成一种路径依赖（有时甚至会是一种负担）；
d)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治渗透社会上下各阶层，政治建制严密，统治基础相当牢固；
e)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进行了改革开放，尝试与国际社会接轨。其经济增长并未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而反成为对既有体制的支持。在全球化的经济逐利之下，西方政府、企业都需要与中国合作，接纳中国的不同；
f) 中国是一个现实的地缘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它是一个核武器国；
g) 中国掌握相当的国际政治资源，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71年后）；
h) 从过去几十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有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其韧性与适应性超出了西方的预期。

还有许多原因。

6)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

a) 西方要解释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如何崛起的？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要研究中国现象。
b) 西方要认识中国所代表的价值——中国是不是有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若有，是如何的？西方要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
c) 西方要解释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及西方价值的影响。比方说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为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中国的制度甚至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一种“软力量”。如果有旁的国家借鉴、效仿中国，那么对西方主流价值及历史终结说就确实构成挑战了。

7) 中国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中国现在恐怕还没有对自己价值观的一套统一的、自恰的、系统性的阐述。这种价值观应该体现在政治制度的设置；国家/政府的角色；国家与社会及个人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等上。它涵盖社会是如何构建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目前还在发展中，并不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看到，以邓小平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等为基础，中国的体制变革与政策更多的是以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复杂的利益博弈为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地有选择性地借鉴其他社会的成功经验，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我想中国会不断寻找自己的价值。它当然有可能会在中国过去的传统精神资源中找。

“和谐”是不是一种价值？完全有可能。“和谐”目前并不描述现实，但反映了一种理想，一种状态。它可能涉及的社会架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人的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模式。但对这个价值还没有什么更多的论证，它更多地被视为领导人为满足当前政治及现实议题需要而提出的政策口号。

但不乏这样的可能，就是中国摸索出这样的一套价值。那将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更为发达、成熟的时候。西方最终也需要和中国有这样的一场哲学对话。如果出现了这种中国价值，它也未必是和西方主流价值相冲突、排斥的；它可能部分地接纳了西方主流价值，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元素。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是对西方价值的一种有益补充。

杜维明等提出的儒家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强调国家、政府的责任；社会的“有机团体性”（而非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入世与自我提升；家庭的价值；重视教育；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还有其他在日常人际生活中的儒家理念。这些理念将建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它所认可的“价值序列”很可能会与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不同。它也未必和西方主流价值冲突，但有可能作为对其并不完美的启蒙价值观的一种有益补充。

以上，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我们并不知道许多年后的中国是怎么样的。目前做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8) 未来的趋势

中国：中国将继续发展、变动。在其中，有来自国内外的无数力量将之向不同的方向推引。中国将在合力中前进。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世界：全球化将不是简单的单向的“西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将是复杂的、多变的、有随机性的；它将是多方面的互动。

至于历史是否会终结？我们无法知道答案。激进地看，在未来，自由，民主等概念可能被解构。新的价值被加入其中。不同社会的民主制度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形式、特征，超出了西方模式的限制。这些都是未知数。历史终结论对万变的世界而言过于简单了。

9) 民族国家 对 多民族国家

这里可能还有个小插曲。民族自决及主权民族国家这种从欧洲出现的政治体模式，与许多其他社会、文明中形成多民族国家模式，可能还会继续冲突。比如中国就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的（更多是基于文化意义的）帝国。这种差别就可能带来冲突。西藏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冲突点。

10) 中国的和平崛起：冷战思维的继续 + 文明冲突？

中国人要问，则是中国如何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避免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冲突。

福山和Huntington谈到了冷战和文明冲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我看情况是这样的：

一方面，尽管是它所希望避免的，中国一定程度继承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中国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仍然在政治上继承过去的遗产；在西方政界与民间之中，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还非常多。以美国媒体为例；CNN在报道中国时似乎就一定要加上“Communist”这几个字眼，否则就不“政治正确”了。当中美出现贸易问题，如出现质量有问题检的中国玩具，电视台就会说，“从共产主义中国进口的玩具”。这种情况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它看来全无意义。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政治形象是根深蒂固。只要中国仍然坚持其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方就难以其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思维：因为意识形态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他们而言。“革命尚未成功”）。在苏联解体的今天，中国就成了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当之无愧的对象了。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这样一个文明大国。任何做文明论分析的人都会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力量：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精神资源，有自己一系列和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采用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也必然是文明间的冲突。

所以，悲观预测，中国可能要同时遭遇冷战因素，以及文明冲突；乐观预测，领导人利用其智慧，在复杂的形势下把握机遇，完成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冲突是结构性的，它可能会表现为各种摩擦、不合作、关系起伏，但未必会演变成为战争；它也可能因各方在现实利益上合作的需要而被搁置一边。

西藏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冲突点。它和西方价值紧密联系。在那些同情藏独运动的西方民众看来，这一问题是价值问题，而不是地缘政治及安全之类的利益问题。将来，可能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冲突点，只是我们现在尚不知道而已。

减少摩擦与冲突点的办法有很多。一是由中国采纳更多的西方主流价值；二是由西方接纳中国的价值与制度（这个比较难）；三是由中国政
府加强对外沟通能力（“公关”），说明中国的政治政策，使西方至少可以解释、理解、预测中国的行为。但只要中国不和西方共享根本的价值，不按照他们的体系建制，也就不会成为他们真正的政治盟友，不会为他们所接受，而只会同他们就短期利益进行交换与合作。

当然了，中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走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