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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驱车40分钟，访问了麻省另一个镇——Acton。通过对该镇的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或者说至少是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基层政府政治、社区生活状况乃至美国民主的理解，

 

欧洲殖民者于1639年来到Acton，在1735年建镇。全镇人口2万左右，总面积20平方英里。

 

镇政治结构

 

（以下是凭记忆写的，如果有不准确的，可以对照镇宪章）

 

全镇的最高权力机关为镇民大会(Town Meeting)，亦是镇的立法机构。该镇采用“开放式的镇民大会”(Open Town Meeting)，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每年四月份，全镇所有当地居民都可以参加为期三天的镇民大会，讨论镇内的公共事务及其决策（但只有注册了的居民才有投票权）。

 

民选官员

 

由于镇民皆有自己的工作，因此不可能每日对镇内事务进行讨论。因此选举代表，替镇民照管重要的镇行政事务。这包括镇理事会(Board of Selectmen)（成员5名）、镇公立学校委员会（6名成员）、镇地区学校委员会代表（6名——该镇的初高中与邻镇Boxborough合办，两镇各派民选代表处理相关事务））及水资源委员会（3名成员）。这些委员会皆为直选，具有平行性质。

 

 

镇理事会

 

其中，以镇理事会的管辖范围职责最广。镇理事会成员任期三年。如果表现不好，镇民就会将他们选下去。

 

镇理事会理事的工作基本上是志愿性的。每人每年只能收取象征性的600每元报酬。镇理事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听取镇经理的汇报，讨论重大的事宜。

 

镇理事会要负责镇内每年的税费、预算等问题，但一切决议需由镇民大会通过。他们还将决定每年镇民大会的议程——讨论哪些问题。但只有要10个注册的当地居民联名，就可以提出一个议题，在镇民大会上讨论。理事会不能阻止讨论这一议题，只能给出自己的建议。

 

 

镇民大会

 

镇经理送给我们2007年4月9日镇民大会的决议，全册89页，记录了所有议题的讨论情况。主要议题包括镇官员选举、各种预算（如看护、垃圾处理、下水道、公路、公立学校等）、保险、联邦与州支助项目、警察、基本建设、废水处理、镇政府的置业、区划、社区自然保护项目、排水等等，共45条，涉及镇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公共政策、服务。

 

 

镇经理

 

镇理事会聘用镇经理（Town Manager）。过去的镇经理已担任十多年。当前的镇经理是暂时的执行经理，但预计不久就会成为正式的经理。

 

镇经理受镇理事会任命，对镇理事会负责，每两周汇报一次工作，其他时间全权处理镇内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教育系统除外）。镇经理可从社会招聘，属于职业经理人员，因此既非民选官员，也非公务员（不属于公务员系统）。

 

镇经理的合同为期三年，之后一年一续。当问到镇经理的工资时，镇经理说，他的工资完全是公开的：年薪14万美元，如果任何一个公民前来询问，根据法律，他必须对之公开；同时，镇经理的工资也包括在镇政府的预算上，任何镇民皆可查阅。

 

镇经理说，他的工资在麻省算是较高的。

 

随行镇经理而来的两个助手——信息部主任及财务部主任，则属于公务员。镇经理说，公务员不是合同制，他们随时可以走人，或者被炒掉。公务员的工资相对较低，他希望可逐步改善其待遇。

 

麻州州长的年薪大约在19万美元左右，比镇长高4-5万美元。

 

镇经理负责管理全体公务员，包括任用、解职。

 

 

其他镇理事会的任命人员

 

除了镇经理膸，镇理事会还可任命：

 

-          负责选举、镇民大会之类的行政事宜的官员一名

-          代表镇的律师一名

-          镇会计：处理预算

 

镇宪章（Town Charter）

 

Acton镇历史悠久，并有自己的宪章。可在网上获得：

http://doc.acton-ma.gov/dsweb/Get/Document-1749/Acton%20Town%20Charter.pdf

 

该宪章的目录为

 

第一章        建镇，权力

第二章        镇官员选举

第三章        立法机构

第四章        行政机构

第五章        组织与运营原则

第六章        财务程序

第七章        通行条款

第八章        宪章管理条款

 

 

镇的财政与税收

 

 

Acton是一个比较富裕的镇。目前，镇政府年度开支为大约一亿美元，收入大约也为一亿美元，收支基本平衡。

 

镇政府的收入中，82%来源于财产税（Property Tax），其他的来自于各种费用（如各种许可证费用、垃圾与废水处理等），还有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支助。

 

美国的基层政府来自财产税是大头。每个镇都有设定自己财产税率的权力。行政收费只是少数。因为财产税能带来相当的收入，加之法律对缴肥有规定（皆需镇民大会通过），因此像中国不少基层政府（因种种动机或因素导致而）出现的乱收费情况不可能出现（如果要更保守地说的话，那么至少麻州的市镇如此）。

 

镇的自治一方面是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法律对联邦、州、地方基层政府的权限都有相关规定），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其高度的财政独立。财政能力是镇自治的关键。如果一个镇财政不能独立，需要依赖州与联邦政府的扶持，那么其自治能力会迅速下降，因为联邦和州在拨款时，会对如何花费有所规定，并加以监督。

 

联邦政府的财政补助主要是打给州，然后由州拨给基层政府，同时由州监督其使用情况。

 

镇政府的整个财务部门有15、6人，其中包括自己的一套独立税首系统，共3、4名税务人员，负责缴纳财产税。

 

镇内居民的缴税率很高，每年大约在99.6%左右，极少遇到问题。若居民不交税，镇政府会派人与居民交涉，若迫不得已时可将其物业没收。

 

全镇的所有居民都需要缴财产税，没有不需缴税的。但对低收入家庭，镇内有一套特定的财产评估政策，可对其财产打折（比如5%的折扣）。两个家庭的物业（即房子）可能完全一样，但估值不一样，因为镇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物业打折扣，那么该家庭要缴纳的物业税也就更少，合理负担。

 

镇政府的开支中，有70%花在教育系统，其他30%在其他开支。镇经理所能决定的只有这30%的非教育开支（教育开支由民选教育委员会任命的教育主任（或称校区主任）来决定）。这部分开支包括消防、警察、垃圾处理、图书馆、道路维护等等各项公共服务及行政费用。

 

 

财政的潜在问题

 

州政府对地方财产税的增加速度的限制  每个镇虽然能决定税额，但却不能任意决定其每年增长速度。麻州有专门的立法规定，不论通货膨胀是多少地方财产税的年增长不得超过2.5%。这就给镇政府的预算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当前能源价格涨得很快，通货膨胀压力也很大。要用2.5%的财产税年增长来吸收所有的负担是相当不容易的。在此情况下，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更不容易。

 

州政府赤字 目前，麻州政府出现了13亿美元的赤子。这预示着来年州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会显著减少。在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更为捉襟见肘。

 

 

吸引新居民

 

由于每年财产税的增长速度有上限，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潜在可能是对镇的土地进行开发，并吸引新的居民，这样就能缴纳更多的财产税。根据法律，如果是进行新开发/新增长的，可以获得额外的税收。

 

然而，新增长模式有几个问题：首先，更多的居民（尤其是年轻的有孩子的家庭）也会大大的增加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的负担，可能使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其次，新的开发计划也需要受制于镇的土地使用规划限制，同时开发计划需镇民大会2/3的票数才可通过。最后，在吸引新居民上，还有一个社区的文化认同问题。

 

镇经理把解决遇到的财政问题形容为逆风划船：逆风使，不能迎风而上，需要调整方向，Z字型地曲折前进。

 

公共服务

 

¨         教育 Acton镇独立的公共教育包括幼儿园和小学（五所）。Acton的学校比较好，因此吸引了不少华人家庭来居住。初高中的公共教育部分，与邻镇Boxborough合办。公立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学生基本不用花一分钱（除了在学校午餐外，要花2美元；但是还有为低收入家庭设立的免费午餐项目）。

¨         警察、消防：Acton镇和其他市镇一样，有独立的警察、消防系统。

¨         图书馆 Acton镇于1998年新建了图书馆，规模相当大，资源非常丰富，让人叹为观止。在之后将具体介绍。

¨         老年中心：为60岁以上的人提供各种休闲、娱乐、健身服务

¨         自然资源保护 – 森林、水、开放地等

¨         镇的墓地管理

¨         其他社会服务（很多社会服务由州提供）

 

 

镇政府的土地

 

每到一定时期，镇政府会从私人手中购买一些土地。根据区划及其他相关规定，购买的土地必须用做自然保护用。

 

目前，镇政府正在进行四块土地的谈判。这些私人土地所有者也要参加明年的镇民大会，届时，居民将对土地购买做出表决。镇的土地购买必须获得镇民大会通过。

 

目前，Acton镇有17%的土地为自然保护用地（开放空间，不设建筑物）。镇所购买的土地也不做开发用，而做自然保护用。实际上，四块土地中，有两块土地上是有建筑物的。镇政府的计划是将建筑物推到，将土地变为开放的自然空间。

 

目前，居民都希望扩大镇内的自然保护用地，扩大开放空间。

 

居民对市镇的区划/规划有直接的发言权。区划规划为当地法规，由镇民大会通过；具体的政府置业也需居民通过。在法治体系、私人产权、镇的财政自治权等因素结合下，政府基本上不可能也没有动机进行征地开发。

 

 

图书馆

 

镇的图书馆让人叹为观止。新图书馆建筑于1998年新建成，规模很大，非常的漂亮。里面资源丰富，各种书籍、杂志都有，甚至包括中文杂志（《读者》、《大众电影》等）。还有大量的DVD、CD等。

 

图书馆有相当于16个全职工工时的工作人员，经费基本来自镇政府。每年，图书馆会购买新书。同时，镇民会从自己家中赠书给图书馆。许多的图书扉页上都有镇民的签字。

 

正在对这么一个两万人的小镇拥有如此豪华的图书馆感到惊讶时，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走来了，问我们要不要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之后，她用电脑检索，找出了图书馆内藏有的中文资源列表，共18.000多条，也就是说馆内有各种与中文有关的藏书及音像品共18,000条。

管理员非常以此骄傲。她说现在联邦政府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就是资助地方政府图书馆购买中文书籍。目前他们每年还能购买200多本中文书。

 

除此之外，她还给我们展示了WorldCat系统：许多的镇图书馆都加入了美国全国联网。你不但可以搜索任何一个图书馆的资源，还可以通过输入书籍名称，了解哪些图书馆拥有本书，并根据图书馆与你的距离排序。她输入了一个中文拼音书名，随即我们就看到附近几个镇的公共图书馆都藏有该书，最近的一个在14英里外。这确实是高度信息化联网了。（网址 http://www.worldcat.org/）

 

 

镇民的政治参与

 

镇经理说，老百姓其实并不是那么热衷于镇的治理。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有在他们需要（公共服务）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政府的存在；平时似乎是看不到、感觉不到政府的。至于镇民大会，每年参与的人就在一二百左右。若有重要议题出现，参与的人可能会更多。选校区主任则是一件大事，许多华人家庭都会参加。但是前述的一二百人构成了镇的核心社区成员。这批人必定是对公共事务有超出一般人的热情及责任心的好公民。

 

 

公共福利预算：各级政府财政职责划分

 

（以下为一些背景补充，说明之前未说明的部分问题）在美国，根据公共政策、服务议题的不同，在各级不同政府间的职责划分及财政上的责任也不同。比方说，美国人认为教育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公共服务，故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尤其是市镇政府及州政府）支出。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联邦政府的职责，联邦政府的补贴极少，可能除了个别的补贴学生的项目外就不多了。基层政府是本地公共教育的主要资助者，州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补贴，把资源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给一些较穷的地方（通常会依照某的数学公式）；环保则被认为是一个全国而非地方性的政策议题，地方政府会更注重地方事务，如经济增长等，环境保护的动机的相对较少。经济学上称，环保存在明显的外部性。因此，联邦政府在财政上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地方相对更少；公共交通又是另一个例子。联邦政府会有选择地资助一些地方上大的项目，并将缴纳的燃油税支付给州作为道路维持费；州政府会维持各种州际公路和主干高速公路的费用；一般地方上的道路（比如住宅前的小马路）则由市镇维护。在地方道路修建上，联邦、州都有可能补助，但通常的办法是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也有可能由私人修建，并允许其在一定时间内缴纳过路费。

 

Acton镇政府公共交通方面的纸出基本就是一些道路维护费用。通往镇的Route 2公路由州政府维护，镇不需出钱；镇内的一些新路建设则由私人按照镇的指定标准完成。

 

 

政府体制

 

美国各届政府结构比较简单。它采用的不是中国的垂直的、等级制的模式，而是以法律界定各种政府之间职责的划分。美国宪法创造了联邦法律，规定了联邦政府的职责及州政府的职责权限；州又有宪法，界定其与基层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关系。理解美国的各届政府间关系，可以把它们想象为平级的，而非上下垂直的。联邦政府管这一块，州政府管那一块，县市镇政府管那一快，各自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管理各自的事务。每一级政府的首脑皆为民选，队选民负责，不需要对“上一级”政府负责。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则是上下级行政关系，上级在行政上创造下级，指挥下级，下级则对上级负责，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美国的基层民主自治，是这种特别的政治体系的产物。当然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美国历史上的基层自治，形成了后来的全国性民主政治格局。

 

在麻省，实际上只有两级地方政府：州，还有市镇（市镇是平级的，只是采取的政府形式不同，才有叫法的区别）。政府层级较少，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社会管理成本。中国的问题则是地方政府层级太多，机构太庞大。

 

 

公共服务的地区化问题

 

地方高度自治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效率性：每个镇都是高度自治，各管各的，有财政与大多数公共服务的自主权，其结果是每个镇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比方说都有自己的警察系统、学校系统、消防系统，且相互独立。因为每个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也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程度（经济越繁荣，地方纳税越多，服务也越好），因此贫穷地区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可能和富裕地区的公共服务有很大的差别，造成地区不均衡。另一方面，一些资源未被加以有效地整合，不能实现规模效应，某种意义上造成一定的浪费。在地区里，某的公共服务最好还是存在一定的地区化。比方说Acton与Boxborough的初高中学校系统就是两镇合办的，就是一种地区化；其他的，警察、消防、图书馆也可考虑地区化。

 

中国与美国谓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需要更多地向下放权，加强地方公共服务。在中美的集中与分散间，似可找到一个最优的平衡点？

 

 

美国的基层民主

 

曾听一个英国著名的政治科学教授说，他来美国居住前，也不了解美国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缺乏感性认识。来了美国真正居住下来，和地方社群、政府发生了关系以后，才深刻体验到了美国民主。

 

人们比较容易看到看到的美国三权分立、总统选举，国会辩论，党派竞争，但不容易看到的是扎根于基层的地方自治、地方民主。它们是美国民主的根基。每一个井井有条的自治市镇，就有如一个细胞；全美数万个地方基层政府与社群加在一起，才构成了美国的社会。

 

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模式也是和其历形成的，对其过程还需多加研究。嫌Acton这样的小镇，其同后来才正式形成的麻州及联邦政府的关系，并非一日而成。这种民主也是自下而上形成的。

 

仅研究美国民主的制度设计本身是不够的。研究得再好也不可能将之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照搬，民主是一种综合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方式，需要一定的土壤才可能培植起来。

 

 

 

今天隧两位国内官员到麻省的一个镇（town）考察。这大概是美国地方政府中最为基层的一级政府了。这次考察是了解美国地方政府运作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该镇名为Westford，建镇于1723年；镇的行政区划均为当年历史沿革下来的。目前全镇人口25,000左右，地域30平方英里。

我们来到镇政府(Town Hall)，同镇经理（Town Manager）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他向我们介绍了镇运作的方方面面。

镇经理

镇经理Ledoux先生是一个从事市镇管理工作的职业经理人。与在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一样，他们从事的也是职业经理工作，只不过管的是市镇，而非公司。Ledoux先生在此行已有三十多年，来到Westford已八年。他拥有一个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他是ICMA协会的成员。前不久，还获得国际市镇经理人协会（ICMA）颁发的证书，祝贺他工作满三十年。该协会虽有“国际”字样，但总部在美国，且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在美国，都是管理市镇的职业经理。在英国、澳州、加拿大也有少部分成员。

要当镇经理并不需要什么执照，但需要硕士以上文凭。ICMA提供一种资格考试，但不具任何强制性，不是什么上岗的前提。参加、通过考试者，大概在招聘者眼中认为水平更高。

镇政府的体制

该镇采用美国新英格兰独特的镇治方式，比较接近于公司运作，同时镇民享有高度自治。

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所谓的镇民大会(Town Meeting)。Westford采用公开的镇民大会方式(Open Town Meeting)。在每年五月的第一周召开，向全体镇民开放。每到此时，镇里的四到五百名热心人士就会参加，畅所欲言，讨论镇内的公共事务。镇内的所有立法/法规、预算都需要镇民大会来通过。这实际上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治理形式。

镇民大会还会选举出一个行政委员会(Board of Selectmen)，成员称行政委员(Selectman)，共五到六名（数目记不清了），负责监督镇内的日常公共事务。他们有责任聘用镇经理、监督其绩效、建立基本的法规制度等。行政委员实际上是业余的、公益性质的工作。行政委员基本不拿任何报酬，只在工作之余代表其他居民关心公共事务。

由于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其他全职工作，他们并不直接负责处理镇政府的日常事务。他们将通过对外招聘，聘用像LeDoux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作为镇经理，管理镇内的各种事务。这包括消防、治安、环抱、公路维修及基础建设、垃圾清理、图书馆、税收及财政开支、社区支持、监督镇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等一系列问题。镇经理对行政委员会负责，每两周要向行政委员会汇报一次，听取后者的意见；同时，每年还需在镇民大会向全体镇民汇报，接受批评与建议。

镇经理的工资很高，有好几十万美元（可能有三十万以上），任期三年。如果别的地方待遇更好，镇经理完全可能在任期结束后离开。镇经理不属于公务员队伍。

镇经理与行政委员会的关系比较接近于公司里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的关系。行政委员会任命镇经理，并监督其工作。

如果镇民对镇经理有什么要求，即可以直接找镇经理，也可以通过行政委员会。打个电话或写信给行政委员，他就必须给予回应，并把情况反映给镇经理。

行政区划与责任

麻省有数百多个市镇，但基本上没有县(County)一级的政府，因为人们发现县一级政府基本不干事情，所以在15-20年将之废除。现在，县政府在麻省名存实亡。

各市镇都是高度独立、高度自治的，一种真正的民治模式。市镇要对其领内的大多公共管理与政策（如教育、治安、消防等）承担责任。

地方政府不对州政府负责，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行政关系，这点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与中国的中央与省政府的关系不一样；美国的州政府与其县、市镇等基层地方政府的关系，与中国省政府与市县镇等基层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不一样；此外，美国的政府间关系因州而异，差异很大）。镇政府一般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比如需要资金，或者需要其他的帮助时，才会到州政府，平日不登门。

镇政府里各自的部门也是独立的，仅受镇政府指挥，基本不存在什么来自上级的条条控制。据镇经理说，只有极个别部门除外，且也是在一些特殊政策问题上；比方说镇政府的卫生部门，在免疫等问题上要执行一些州政府的政策规定。

（补充一下：美国的联邦政府及总统对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在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只需要根市镇政府打交道。一个著名教授曾提到，美国政府政治所最不为人了解的一点其实是：总统的权力和影响是那样的小。联邦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受各种法律制约；在美国总统提出的预算中，每年至少有95%都是各种法案规定、约束、基本一成不变的，总统基本上无力影响；

（市镇政府的这种独立性，可以说既是其独立财政税收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正因为其能依靠自己的税收来支付大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不需求助于上级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拿了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钱，就要听其指挥了，因为给钱的人对于钱该如何花总有一定的要求。只要不拿别人的钱，就能保持独立。能否实现基层的自治，关键是要财政能自立。美国基层的这种独立性自然就和中国地方政府完全不一样了）

税收与预算

镇的财政收入基本来自财产税(Property Tax)。大致的标准是，每1,000元的物业需纳税15元。比方说，你的全部物业是一栋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那么每年你需缴纳1.5万美元的税收。你的房子值多少钱由专门的物业评估人员来估值，上报给区划计划委员会通过；如果你不服，还可上诉，有一个上诉委员会。人们一般害怕自己房屋的估值过高，因为估值越高缴税越多。

这里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经济上越不富裕的地方一般来说财产税也越少，因此地方政府越穷。又因为地方政府要负担地方的公共服务开支，那么穷的地方投资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资金也就越少。但是，这其中的部分可以通过州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缓解。

据说，这种缴财产/物业税的办法来自封建时代的欧洲：过去，只有富人才有物业——庄园、土地等——因此自然也认为他们是纳税主体，以其物业的价值来课税。

镇政府拥有自己的税收部门，只负责缴纳自己的税收；州政府另有一套系统、人员。

预算

除了税收以外，镇政府的另一部分来收入其征收的各种费用（如各种许可证费用）。税、费，即为镇政府自来自本镇自身的财政收入。

镇的财政收入每年有5500万美元左右。但总支出大约为8500万，其中的差额部分大多为州政府转移支付，其中大多投向教育。

开支方面，镇政府预算中的一半以上是教育，占了大头；其他主要支出包括消防、警察、图书馆等。在问到行政人员的开支时，镇长回答约为75%。后经了解得知，教师、警察等人员开支都包括在行政费用上。

镇长提到，该镇的增长速度很快——是麻省增长速度最快的镇之一。在过去八年内，新增了两所小学，一所中学，还扩建了其高中，这就需要大量资金。不少建设费用来自州政府的转移支付。当被问到如果许多镇都出现这种快速增长的情况时怎么办时，镇长表示，州政府也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93年，一次是03年。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州政府将不得不减少对地方的支付；同时，地方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一情况，不得不减少开支。

他说到，过去的一个州长是共和党的，希望减少开支，因此砍掉了一些资助项目；当时，他和镇的关系比较紧张；现在的州长是民主党的，又恢复了很多项目，和镇的关系很融洽。

另外一种融资方式——比如道路修建及其他一些基建项目——镇政府的办法是找投资银行帮助发行债券（偿还期一般在二十年以上）。这样，每年镇政府只需要偿还一定数目的利息与本金，财政负担不会很大。

（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美国的州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时，往往起到一个的作用。州可以制订一系列的公式（真正的数学意义上的公式），把人口、收入等各种变量考虑进来，然后计算每个市镇应该获得多少。对穷的地方可以多补贴，对富的地方少补贴。另外，美国地方政府在制定其财产税率上几乎有完全的自主权。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采取居民自治，自订税率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居民会有动力去交税，而不一味的主张降低税率呢？肯尼迪学院的Elaine Kamarck在课堂上提出过一个解释：美国人绝大多数拥有房产。房产的价值就是由附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所决定的；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又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依赖的正是财产税。据一个调查显示，在华盛顿，一个拥有好校区的地区的房价要高于一个没有好校区的地区，差额达五万美元。因此，一般美国居民意识到，一但税收下降，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那么其房产就要贬值。因此，他们普遍能够接受一定的税率，尽管在历史上不断地出现各种要求降税或增税的政治运动，但整体而言对税率的影响不会太大，该交的还是要交的。教授指出，这是公共部门的政策转化为可以在私人市场上直接估值的价值的典型实例）

教育部门的行政

如前所说，教育是镇政府开支的大头。且教育系统比较特殊：所谓的教育局局长（School Superintendent）不对镇经理负责，也不对行政委员会负责，而对专门的镇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委员会成员也是民众选出的，这些委员在对外聘用教育局局长。其机制和镇经理的聘用类似。教育局局长工资相当高，据说年薪三十万美元以上。

治安部门的行政

小镇有自己的一套警察系统，警察都直接编制于小镇，属于小镇的公务员。这点让国内的领导比较惊奇。

土地与规划

全镇大约30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10%上下为镇政府拥有，其他皆为私有。镇政府的土地都是根据一个土地保护法案来购买的，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维持一定的未开发土地。这些土地要么是树林，要么是湖。镇长给我们看地图，基本上都是绿色、蓝色的地区。

根据法律，这些镇政府购买的土地也是绝对不能用来做任何用途的开发的。

镇政府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笔钱，作为购买私人土地的资金，其数额大约占到每个纳税居民交给镇政府的税收的3%左右。

镇政府对全镇土地有严格的规划方案，如某的地区只能有单幢家庭住房，有的地方为商业用地，有的地方为工业用地等。开发商欲开发需获得规划委员会的批准。

公众（镇民大会）也可以影响这些规划，因为所有的规划方案都需镇民大会通过。

私人

当前，许多政府流行把部分的公共服务承包/外包给私营部门的做法。然而，在麻省的政府很少采用这一做法，因为根据某条法案（名字忘了，应该是保护雇工利益的？），如果政府需要找私营部门来做的话，要付给比市场价格还要高的价格（有时高达四成）。因此，与其外包出去，还不如自己做更便宜。

工会

小小的一个镇，有七个工会。教师、警察、消防局、图书馆，路工，都有自己的工会。当然了，镇经理不属于任何工会，但是镇政府的中层领导（比如部门经理）可以隶属于工会。

年度报告

最后，镇经理送了我们一人一本镇的年度报告，内有有关镇治各项问题（如预算开支、各个部门与政策）的详细报告，印刷精美，厚达200多页。

结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两万多人的小镇治理得井井有条。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基层镇政府的高度自治性，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模式——任何成年镇民都可以自由参加的镇民大会直接评议并影响镇内的各种公共事务。小镇的经营也更向一个公司。整个治理模式高度的有序性与民主性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真正的美国并不仅在外国人容易接触到的外交政策、总统选举或者好莱坞等等，而在其草根，在其公民社会所真正扎根的地方。

前两天看到一日本朋友，见我手里拿着《再见萤火虫》DVD，便问及我对片子的看法。我说，这个片子很好，是名片，对它的称赞非常多，我就不重复了。不过，片中反映的倒是比较典型的日本和平主义、反战主义者比较典型的观念、思维。他于是跟我提及部分日本学生希望播放反战的广岛电影（原爆题材）。要注意，提出播放的都是比较自由派的、和平主义的知识青年，不是右翼之类的，但部分日本学生反对，因认为原爆题材比较敏感，恐令中韩学生不满（或者会出现其它所不能预测的反应，如对方也播放记录片，导致一种不断升级的“较量”）。据一个中东同学说，每一个国际学生都希望看广岛题材的反战电影。我朋友认为这个想法太简单。另外，他认为一些日本同学的想法也太简单，称他们为“自满”的和平主义观。这种观点是，他们认为日本的反战和平主义是能博得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具有广泛感染力的，有普适性的，能缓和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关系。甚至对日本外交来说，还是一种新时代的、以和平为思想内涵的文化软力量。

《再见萤火虫》的思想有一定代表性。再结合昨天观看的HOB原子弹电影《White Light, Black Rain》主要表现在：

一、 强调战争背后的普通群体或个体的痛苦、强调平民的经验及平民的无辜性。折现电影或纪录片非常注重描述个人经验。
二、 对以上一点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电影强调、处理的更多的是人与战争的关系。当然，这也正是它们被称为反战电影的原因。
三、 日本战后的原爆题材的一个特点是与对第三次大战密切联系（当时很多人认为即将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点，由于日本是唯一经历过核打击的国家，对全面核战的特别恐惧可以理解。

东亚其他国家的观众在观赏这类反战电影时，时常会提出以下批评：

首先，认为日本反战电影过度强调日本本身所受的伤害——尤其是原爆问题。我看的大多原爆题材的电影都是从原爆开始，原爆结束。在其他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来看，这样的叙述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未能反映战争的全景：日本开始了战争，对它国进行加害，最终自身也受到伤害。从宏观的历史进程角度来看，原爆中的“因”与日本自身有关系。我看到的大多原爆电影缺乏这种历史叙述，不考虑日本在原爆之前的战争罪行。这样的反战片，在我们（东亚其他国家的观众）看来有几个不足，日本强调自身所受的伤害，强调原爆的恐怖性，确实能带来反战主义、和平主义、反核主义。这些反战主义、和平主义并不是假的。至今，和平主义、反核主义在日本社会有非常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但对一些东亚观众而言，这种反战主义艺术作品也有缺陷，就是内中对日本自身战争罪行的自省不够。你越强调你自己在战争中所受的伤害，可能越难以认识到你作为加害者的身份。当日本电影说，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呼吁反对战争，东亚国家的观众会说，你强调自身受害的同时，也因深刻反省自己作为加害者犯下的罪行。一些东亚观众看到日本反战电影大量强调其平民的无辜性、受害者身份时，甚至可能感到某种不安。他们的焦虑是，受害者心理可能淡化日本人对加害行为的反省。

然而，不可否认，日本的不少电影是确确实实的反战电影。Roger Elbert即称《再见荧火虫》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之一。反战电影首先要强调人与战争的关系。这个人应该是超越民族、阶层的；普遍的人是普遍的战争的受害者。这种反战电影在日本有很多。

而在中国，更多的电影描述的是我国人民英勇抗争外来侵略者。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群）与另一个民族（社群）之间的彼此斗争关系，是“我们”和“他们”连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的电影并不是反战电影，而是反对外来侵略的电影。实际上，近代中国有革命的传统，并不反对采用暴力（包括战争）形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起义、武装斗争、内战（解放战争）都是必要的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针对二战体裁，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首先以本民族抵御外民族压迫的角度去理解战争是完全顺其自然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土、家园、国民与亲人受到侵略、伤害，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国家与外国的关系。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跨越这种思维，将侵略者也理解成受害者是需要一个飞跃的，而且目前似乎并无这种飞跃的条件。

首先，这种飞跃需要我们认同，对方对自己加害者的身份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人们可以批评日本反战电影的是，虽然内中描述普遍人与普遍战争的关系，但是大多电影对非日本国民考虑得不够，甚至很少。这就使其反战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我们看来，反省其加害者的身份，是进一步探讨人与战争关系的先决。

其次，我认为，目前世界上的大多人，还是以社群角度来进行思维的；大多人能更容易（或者说更自然）的去理解、考虑的，是民族关系、社群关系。大多人都理所当然的以民族利益之上的角度去思考和判断。超越民族、社群，追寻更为普适的价值是很困难的，要承认大多人都有局限性，很难做到这一点。

KSG的著名教授Ronald Heifeitz虽然不对东亚关系没什么深入的了解，但是在去年一个讨论会上有一个观点是好的，东亚的问题，是需要加害者（日本）及受害者（中、韩等）相互沟通、加深理解。这种理解不是泛泛的理解，而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加害国要首先从受害国的角度来考虑，理解受害国所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前面所说，要求加害者反省自身罪行，并行道歉）；同时，要理解受害国思维上的特定倾向——就是从一开始，自然地从民族与民族间的加害、受害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其次，受害国也应考虑加害国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其一是加害国的平民（这个理解、认同就有很大的潜在障碍，并且有很多敏感的伦理问题，比方说，日本打的是全民战争，那么普通国民在战争中的伦理责任是什么？涉及个人与国家、民族、政府行为的关系）；其二是加害者（即军人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这就是更高境界的一种几乎有宗教情怀的人道主义认识了：对方加害于你，比方说杀了很多人，自己也是自己罪行的受害者——比方说今后一生受负罪感折磨）。但这种人道主义关怀恐怕只有少数有宗教情怀的人才能认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太多意义。更不能以此来要求、期待大多数人。

（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官方态度——要区分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个有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法特点的态度、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是今天这种说法在普遍国民中间恐怕很难有更深的共鸣。更多人是以民族国家的根本立场来看问题；这也说明民族、文化这种更为基本、传统的社群观对人的影响更大；除了阶级分析法以外，另一种能超越这种社群观的更普适的价值恐怕就是宗教了）

像日本原爆题材的反战电影，以及《再见荧火虫》这样的电影，皆有其很深的内涵，对于东亚观众而言，是了解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及反战主义者的反战观）值得一看的电影。在我们看来，它们必有其特定的局限性，但对于受害民族而言，能看到加害国普通人受到的伤害，并形成某种同情与共鸣，即能超越民族界限去反对战争了。

前面所说，日本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对其反战心理，有“自满”的情绪，也就是他们大概认为自己反战主义，以及这些反战题材的作品是充分的，是很有力的，能带来普遍共鸣的。这样的看法恐怕是幼稚的。原因就是我们上述的分析。在处理人与战争的关系上，

要真正的去叙述普遍的人，要正视日本的加害者身份，而不片面强调日本的受害者身份；仅从日本受害者身份去阐述战争的罪恶，似乎也确能达到反对战争的直接效果，但这种反战主义必有其局限性——难为东亚加害国国民接受。同时，自满地、顺理成章地采用这种反战观也是危险的：这种反战主义，很可能“方便”地回避了日本对加害者身份的反省。

由于几个民族间的历史经验十分不同，要能跨越因各自思维的结构性差异所带来的隔阂、达成相互的理解、谅解，是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的。日本人要了解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对其反战主义有批评，有不安，理解作为受害者所具有的特定思维；中、韩等国家要理解日本其作为加害者与受第三方（美国）打击的受害者，在正视、反省自己加害行为，理解自己加害行为的受害者的经验上的障碍。

看到闾丘露薇写到美国人在中国推广棒球的问题，也发个言。我近来对棒球有兴趣，主要是发现在美国的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比较容易用棒球玩到一起去。棒球和美式足球在美国是地位最高的运动（其中后者是第一位的大学运动）。日本学生可以和美国学生一起看比赛、打球等。中国人则喜欢题足球、打蓝球，来美国的话就要看NBA。虽然美国人也打蓝球，但是蓝球的地位远远不如棒球。NBA的地位远远不如美式足球与棒球联赛的地位。（这还不说NBA在相当一些人眼中带有的文化、种族色彩：它是一种urban black sport，和黑人hip-hop文化，这种反社会的非主流文化相联系）。所以棒球给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交流提供了一种便利，算是一个文化资源。日本学生成群结队的和美国学生去看波士顿Red Sox的比赛，观赏新加盟的日本著名投手松坂大輔的演出。

许多中国人过去只知道NBA，到了美国后，才发现棒球的地位在这里如此之高，首次受到棒球文化的冲击。

关于美国人想向外推广棒球，并涉及到棒球可不可能在大陆流行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棒球不会在中国流行，推广恐怕不会成功。

不可能在中国流行的原因是，对于观赏竞技型团队运动(spectator team sports)来说，一个运动在某一个社会流行的流行程度主要取决于其群众基础。群众基础又主要取决于几点。

一，一个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运动在某个社会扎根、发展，是由种种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决定的。棒球是一种在美国以外基本就没有人玩的运动，东亚几个国家地区算是例外。日本和韩国的棒球运动是由美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传去的，而台湾是由日本殖民者在20世纪初左右传去的。

二、青少年一代所参与的体育运动。基本上，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在其小、中学阶段主要从事什么样的体育运动，那么这种体育运动也就会成为这个国家流行的运动。中学阶段的竞赛机制也尤其重要。因为它能为一个体育项目培养人才，输出人才，奠定群众基础。在美国，美式橄榄球和棒球是最主要的校园团队运动，这是这二种运动的群众基础所在。再往下，就是蓝球。足球是不可能取代这些运动的地位的。所以无论怎么在美国推广足球，也难以获得成功。而在英国，主要是足球与英式橄榄球。在日本主要就是棒球。日本更有一套极其发达的全国型棒球中学竞赛体制，吸引全国性的关注，其竞赛是每年的盛会。在中国大陆，校园团体运动就是足球和篮球，地位不可能被取代。

我们看到，在现当代社会，一个国家里团体运动的流行有相当的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y)：一旦一个体育运动成为主流，并广泛地在青少年中、青少年教育机构中展开，其地位也就逐步巩固，形成一种垄断，很难被其他运动所动摇。所以，在英国推广篮球、棒球，在美国推广足球，在中国推广棒球或橄榄球在操作上都是不实际的。

另外，一个国家的资源有限。而团体运动一般需要相当的场地设置器材以及人员（比如足球这样的十人运动，就需要大量的人从事各个场上位置的训练，需要相当的一个人才库，占用大量人力体育资源），所以不可能同时开展太多集体运动。比方说，在一个中学，那就是建一个足球场，加几个篮球场，然后一帮孩子玩一下。不可能同时发展篮球、足球、排球、棒球、橄榄球等多项团体运动，除非这个学校非常大，有非常多的学生。

而足球和蓝球两个项目还是比较好配合的，篮球需要的场地不大，有个架子就可以打。整个球场面积也不大。足球场不一定要正规场，可以搞五人足球。棒球就需要特别的场地了，特定的面积、设置，这就会和其他运动争场地争资源。所以我看不可行。

所以，要发展棒球运动，除非是政府干预，对这个运动进行特别的政策扶植与投资——大量建造场地设施，大量开发培养基地，大量培养人才，往里面砸钱。否则的话，按照目前的自然发展，棒球是不可能在中国取代足球和蓝球的。而从教育投资的角度看。团体运动的主要教育目的，就是让学生锻炼身体，另外培养团队合作的经验与意识。所以，只要有一两项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建设。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劳民伤财。再加上棒球并非一项国际化的运动，只不过是美国带着日本、古巴等几个国家玩一玩，没有什么实际的国际影响力。所以，要把运动和国家形象乃至政治挂钩的话，投资足球这个项目恐怕更切合实际。

中国目前是有棒球运动的。我在国内时就读的中学就有棒球队和训练项目，而且它们定期参加校际联赛。中国还有棒球国家队，甚至一套棒球职业联赛。但是棒球并没有群众基础，搞出来更像是一种纯粹的竞技体育，而不是群众参与的团体活动。比方说我中学的棒球队，只有他们队员进行这个项目的训练，占用专门场地，除此以外，所有的普通学生都只玩足球、篮球等团体运动。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培养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竞技团体运动是一种资源浪费。

在不成熟的，落后的人才培养及竞技体系里，当然也就不太可能出现与姚明相对应的人物（“棒球界的姚明”，或者“中国的松坂大輔”）。像松坂大輔这样的天才也是在其日本的全国中学竞赛体制里受到千锤百炼才出来的，要算做日本整个棒球体制人才培养的成功典范。

由于足球和篮球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垄断地位，有了所谓的规模效应以及相当的市场，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加之其与国际比较接轨，所以发展稳定，恐怕不会被其他运动所取代。

NBA只所以能够在大陆受到如此欢迎，只能是因为篮球在中国的群众基础非常之高。它在日本的成功度就不可能达到中国的成功度。然后，反过来，NBA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青少年对篮球的兴趣爱好。总体来说，中国被纳入了世界篮球运动的体系（而美国也恰巧在这个体系之中）。

而棒球以及美式足球等等，就不在这个体系之中了。

当然，随着中国发展，资源极大丰富起来，一个拥有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大概有可能支持好几种团体运动。但是即便如此，我认为下一个流行的运动大概也不会是棒球。

在中国长大的青少年无有不了解正步走的. 正步走是在中国被广泛采用的军事操演的最庄严正式职业化的行进步法. 参加过军训的学生没有不被要求把正步走走好的. 在任何正式的有军事操练表演的活动中,都有正步走的内容. 以一般学校军训之后的操演为例,一般由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操正步走,经过右手边的主席台,同时呼喊口号.(如’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一,二,三,四’,之类).正步走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事. 我们认为,军事化的行进/阅兵/操演/游行,就是应该用正步走.为什么使用正步走呢? 大家可能没有考虑过太多. 可能是因为正步走步伐整齐庄严,脚步一致踏地的声音很震撼,抬腿很高显得美观,诸如此类. 总之,正步走体现的是好看,整齐,庄重严肃,文化上,突出的是强大的纪律性.集体划一性.以及力量感 除此以外,正步走本身大概就不会给我们更多旁的文化联想了.

其实,我们所谓的”正步走”在西方社会是有很强很特殊的文化内涵的. 这就是德国纳粹. 正步走在英语里就叫goose-stepping,鹅步.形象地比喻一个人在用这种方法迈出步伐的姿态,就像是一头鹅在走路. wiki一下,我们可以了解,正步走来自德国统一前的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操练行进时所使用的特殊步伐. 普鲁士军队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最职业化的军队.内部组织等级严密, 是一套典型的高威权体制.军队上下纪律极其严明,效率很高,调动力强,战斗力出众.普鲁士职业军人则素以极强的职业操守和规范而著称.普鲁士得以击败法国,正因为其强大的军队

普鲁士军官出身多为贵族.地位很高, 在国内是领导阶层..德国统一后,普鲁士职业军人继续在德国的军事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把普鲁士军事传统发扬广大.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纳粹德国时代.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有非常强大的陆军. 纳粹德国在军事操演/阅兵式中把普鲁士鹅步(正步走)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通过现代媒体–电影影像–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 德国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森严的纪律,强大的战斗力量以及权威, 以及在强大统一的极权体制下个人对组织的绝对服从,都在他们无与伦比的正步走中体现了出来. 这给世界人民(确切地说,是西方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强烈印象. 加之德国人在欧洲侵略,每成占领一国,都要进行这种阅兵式,展现其军威. 德国陆军在巴黎的正步走阅兵式,已经成了世界历史影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成百上千军人一致高胎腿踏步的景象,难道不是所谓纳粹铁蹄最形象的展示么.

 纳粹德国军队游行

纳粹德国军队阅兵 (从2:45开始看) (正步走经过主席台,集体向右望元首)

因此,正步走就在西方社会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永远和纳粹德国.法西斯,极权等等联系在一起.

此外,19-20世纪的俄国帝国陆军及后来的苏联军队, 以及后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都将普鲁士鹅步引进到军队操练/阅兵式中. 这样一来, 正步走在西方所被赋予的文化概念,正是20世纪初的极权与专制文化与政治.

(鉴于当时德国军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很多德国人到外国帮助军事培训,也有可能把额步带到了更多的国家)

二战后,把普鲁士鹅步发扬广大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如前所述,苏联采用了普鲁士鹅步. 如果上youtube搜索苏联的军事阅兵, (如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就会发现相关录像. 苏联的军事模式影响了很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包括采纳普鲁士鹅步. 东德方面,则对普鲁士鹅步进行了修改,收敛了其夸张的成分, 并且将之改名为操练步.以避讳其和纳粹德国的密切联系.

  苏联阅兵

 1974年苏联阅兵

  1984年苏联阅兵

中国也采用了鹅步,称其为”正步走”.(当然,中国内战连年,军队系统繁多,鹅步有可能更早就进入了中国).

到今天,采用普鲁士鹅步进行军事阅兵的国家已不多见. 在俄罗斯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中,仍有正步操演;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 还有正步操练/阅兵.另外是少数不发达国家,如非洲.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因历史与文化问题,不会把正步走和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 正步走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政治涵义.

可以说,正步走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舶来品遗产.

而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二战后,普鲁士鹅步就又和共产主义体制联系起来了. 我们不难想象对他们来说,鹅/正步走所具备的政治含义. 正因为这些政治内涵, 鹅步并不受欢迎. 在日常生活中, 鹅步经常是被嘲讽的对象.如左下面这幅图,登在经济学人,讽刺小布什及共和党:

下面贴些图和video, 其中包括朝鲜的阅兵. 朝鲜的正步走是最夸张的步走, 行进者步伐飘扬,向上飘动, 看上去十分可笑.没有了普鲁士鹅步沉稳威严的感觉.而是滑稽不堪. 

       朝鲜阅兵

  朝鲜阅兵

  古巴

 俄罗斯     伊朗

 吉尔吉克斯坦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步走应该说是目前最好的鹅步. 今天的西方人看了,可能仍然会觉得有点恐怖.

中国国庆五十周年阅兵

BEST IN THE WORLD!

当代英文写作（非文学类）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是正式的，职业化的，阳春白雪的，内容可能含糊不清比较八股文但是看上比较冠冕堂皇象模想样。这种文体，行文使用大量音节很多的拉丁系语词，比较排斥盎格鲁·萨克逊系语词。这代表英国一个根深蒂固的崇拜拉丁文化、受欧陆影响的传统。许多政府、商业、法律文书，还有学术写作，都是这类的。这种文体似可以说属于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文体，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看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另一种是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下里巴人、down-to-earth的。这种写作比较爱使用盎格鲁·萨克逊起源的词、音节较少的词，有点排斥拉丁系的词。这种写作方式强调沟通性，主要目的是为了观众把文章看懂。它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体。但是实际上，很多写作技巧极强的思想大师使用的也是这类文风。

 即便是在政治、商业、法律、学术等领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氛围和文化下，也有不同的取向。比方说学术界，有的学者爱使用十分晦涩的充满冠冕堂皇词藻和异常复杂句法的词，似乎不这么写体现不出文章的水平。有的则喜欢更通俗易懂的文风。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后者比较好看。

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Orwell的《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8)是一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文中，Orwell讲了政治对英语语言的影响。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

Orwell举了两种文体的例子。首先他引了《圣经》中《传道书》的一部分，是使用过去的文体写的：

“I returned and saw under the sun, that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either yet bread to the wise, nor yet riches to men of understanding, nor yet favour to men of skill;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eth to them all. ”

然后Orwell把它翻成了所谓的“现代英语”。这种英语也就是日常见的正规、正式、职业化的英语，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一种文体。

“Objective considerations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mpel the conclusion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hibits no tendency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innate capacity, but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the unpredictable must invariab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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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学习美国人写political memo，其实就是给首长汇报一类的东西。教授要求，必须严格采用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文体，就是下里巴人但沟通力极强的文体。过去受教育，比较爱写前一种文体，觉得那种文体看上去水平高。现在觉得还是第二种文体更好。写文章是为了什么？关键还是要让读者看懂。要让读者看得有兴趣。

我们的教授叫我们再仔细看George Orwell的《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8)。看看Orwell说的理想的写作是什么样的。他列了几点：

l          l         写作中不要使用各种明喻或暗喻。有话就直接了当地说，不要怪弯抹角。

l          l         表述一个概念，只要是能使用短词的话，就不用使用长词。在英语中，一般短词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本兔起源的。像set, put, take, do, get，easy, good, great 这样的短词谁都看得懂。长词、大词很多是拉丁语系的。

l          l         行文中，如果能砍掉一个词的话就砍掉之。不要任何多余的词，达到最精简状态。比方说，写作中很多时候very是不用的。It is very hard - > it is hard.

l         l          只要是能用主动语的时候，就不要使用被动语。被动语看起来比较费劲，拐弯抹角。The assignment has been completed by me -> I have done the assignment.

l          描述一个概念时，只要你能像出一个英语本土的日常用语词来加以描述，就不要使用一个外国语词、一个科学用语，或者一个专门术语。

这就是盎格鲁·萨克逊至上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语言民族主义。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系的词确实比较容易懂，方便沟通。

教授说，千万要根据这些规则写你的memo。Orwell还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可以看原文。

无独有偶，几天后一个研究写作的学者来讲“如何像《经济学人》一样写作”。《经济学人》素以高超的写作技巧著称。此人上来就拿了印好的George Orwell的这篇文章叫人们阅读，然后又讲了上面所说的这几点以及原文所说的，没有在上文涉及的其他要点。他说，《经济学人》的文风就是基本按照这几个原则，这个大框架来写的，不信你可以去看！

在英语文化/文明里，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思维，这样一种智识倾向，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讲究清晰，简单，可明性，逻辑性。一切东西都要make sense。它可直接在学科、知识界里反映出来。比方说哲学上的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相对于欧陆传统。在知识界里不同的学科因为受到欧陆的影响程度不同，这种倾向也不同。在社会上，情况更为复杂，不好一概而论。如Orwell所说，晦涩文体本身就是政治与利益的需要，是政治对语言的影响。

有的中国学生希望提高英语写作，且以正式、职业化的拉丁“八股文”为理想，觉得会用大词，用各种从句，写得很正式，就很牛了。其实好的写作，或许是那些更清晰易懂，逻辑性强，内容简洁，词汇浅显，句法简单的文字。有时间亦可看看罗素的文字。实际上，这种看似简单的文字比拉丁八股文难写很多。那种“八股文”要写得像样不难，因为句子短语词汇都是现成的，拿来一套即可，看上去也不会很难看。所以，达到高级境界，我看还是那第二种文体。

（按：以下“春晚”皆指央视一套的春晚）

很多年不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今天看了一下。

这些年来，很多人批评春晚不好，说春晚越办越差。每年年关前后，媒体、网络上都充斥了对春晚的各种批评。

除了对春晚本身进行艺术层面、形式、内容的文化批评外，还可就批评本身进行一种社会分析与研究。要上升到社会的层面，对批评进行剖析，对批评现象本身进行研究。

看完春晚后，感觉对导演来说，春晚确实太难设计了。搞好很不容易这就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我想还是要把春晚放到中国社会大环境这个语境下来。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社会、人民群众的个体，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与冲突。春晚首先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春晚的题材、内容，人们对春晚的反馈，无不反映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春晚大概是一种中国解放后社会主义社会里集体主义、全体主义的文化遗产。理想上的春晚，大概是这样的：每到大年三十，来自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各个年龄层的男女老少都坐在一起，同步收看这个电视节目。这是全国人民同一时间做的一件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做的一件事。

随着中国社会在今天的变迁，这样一种模式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l 中国是一个日益分化、趋向多元、多极的社会。改革进行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众所周知，首先是基于城乡与地区为基础的贫富差距。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问题很严重。我们有一部分人比较富裕，过上了殷实的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享有较多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另一部分人生活仍然比较贫困，也许刚刚到达温饱不久。我们可以想象，前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物质基础和教育水平，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源，因此对文艺的品味也更高。另一部分人尚在农村，在这方面可能还很落后。我不评价极少数文化精英的趣味，只评价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总体差距，或者在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人口的差异。在经济收入差别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文化趣味的差别可能也在加大。

文艺要引起人的共鸣，就得反映生活。如果两个人生活环境十分的不同，面对很不一样的挑战，那么他们可能需要不一样的文艺作品。或者说对更能反映自己生活的文艺作品更有共鸣。按照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说法，文艺是上层建筑，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化形式，都是其阶级属性所决定的。那么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中上层人士的趣味都是不一样的。

也许一个小品的题材、要素反映了农村观众群体的口味，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但是都市人看完不觉得有什么。或者说，某大文艺形式本来就是农村观众群体喜闻乐见的，但是却被城市人认为太土。同样的，当代都市生活的时髦概念和物事，也许对农村群体来说又距离太远。在社会不断分化的今天，让一个年轻的西南大城市的大学生、一个南方沿海城市的商人，一个东北大城市的国有企业工人，一个内陆地区的农民，一起坐下来看同一台演出而都感觉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就我本人而言，已经看不出这么搞的必要。

更具体的例子，一些题材，比方说这次春晚上出现的“网恋”，这个对都市年轻人来说，根本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多少年前就有这样的事了，屡见不鲜。而对没有上网渠道的大部分农村群体或边远/贫困群体而言。这可能还是一个新概念。这样一搞出一台演出，既然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内容已经落伍，不再反映当今发展的趋势，而另一部分的人可能还觉得很新鲜，感觉这种新东西正在走进自己的生活，为此而激动不已。还有，这次春晚有一个小品，居然还在背广告词，如“做女人挺好”，大意是反映当今社会商品化、商业化的趋势。对于大多数都市人而言，这已经是陈腐得不能再陈腐的老调了，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而对中国社会的另一部分人来说，也许还有点新鲜感，是一个新的趋势。

大概，这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吧。发展极其不平衡的中国，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所经历发展阶段的不一样，这些很自然地就会反映到他们的文化口味上。

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而成长。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春晚还是挺好的，不光是出于怀旧，而是觉得当时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还是和生活比较接近的。我不完全严谨地推断一下：改革前，经济、文化上，中国的社会比现在都要更加同质，也就是人和人的区别相比之下更小。当时，中国离开旧的体制，走向新的体制，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面临着类似的转变、冲突、挑战，都有类似的迷茫、困惑、激情、理想。在这样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里，也许搞一台大家都能喜欢的晚会难度会更小。改革三十年后，社会分化严重，不同人过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困难，挑战，未来，且不同社会群体间彼此可能还有不小的隔阂和冲突（否则就不需要号召建立和谐社会了），自然的，搞一个能满足这么多口味的晚会就更难了。

l 政治的淡漠与世俗化

几十年来，中国都是一个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什么都要泛政治化。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歌颂领导，宣扬口号，是为生活的常态。

改革二十年来，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现代都市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是越来越“世俗”。一方面对老一套的理论与政治教说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仍然是老一套的政治宣传手段以及泛政治化的形式感到抵触，认为其无聊、庸俗、乏味，并且感到陌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弱的角色。人们越趋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政治则感到淡漠、犬儒。这恐怕是后集权时代，改革开放市场化的中国的现实。加之对外开放及全球化使信息开放，与国外的交流不断增加，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广阔，选择更加丰富，并开始接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市年轻人大概不但不会对春晚里面泛政治化以及传统的宣传手法（譬如贯穿整场演出的“和谐”主题、主持人串词中社会各界人士感谢党和政府的内容、领导人视察群众或生产第一线等等）感到兴趣。相反，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滑稽、肉麻、庸俗、落伍。

春晚要完成政治任务，传播政治信息。而这种目前仍然在沿用的政治宣传手段只会使它失去更多的年轻观众。年轻人想看的是实实在在有趣的娱乐节目，而不是来上政治思想课。依我看，这种政治化的形式，和市场化、商业化的需求，是存在严重冲突的。

l 人们文化消费与选择的增多

这个就很简单了，不用多讲。现在社会发展了，物质和文化资源更丰富了，人们可以选择干很多事。出去吃饭、聚会，旅游、放烟火、在家或在外看电影、玩游戏机、泡吧，上网，诸如此类，选择多得很。过去选择少，人们没什么事干，就看春晚，现在选择多了，自然春晚竞争力就下降了。此外，春晚的节目形式单一，缺乏新意，人们也逐步厌倦。如果要赢得更多的年轻观众，春晚必须走创新的道路。

春晚基本上是一个以官话/国语区为基础的节目，不能照顾非官化地区人士的需要。南方人听不懂东北话，也不感兴趣。以广东为例，中央台的春晚本来就没有多大影响，现在只会继续衰落，因为人们的选择更多了。

结论：

总而言之，是中国的社会比原来更复杂了。贫富悬殊，地区与城乡间的社会分层与隔阂严重，在我看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次就是现代消费型文化生活的引入，改变了人民的观念与趣味。带着政治宣传功能，保守地拘泥于旧有形式的春晚竞争力在来自多方的挑战下不断下降。

在这样的形式下，众口难调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恐怕不是哪个导演能解决的。

央视的全国人民看一台的春晚，究竟有什么好？有人可能会说，它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全国人民走到一起，坐同样一件事，看同一台节目，可以增进互相的了解，扩大自己的视野。中央台的春晚很能反映中国社会的面貌。全国一台的春晚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相互理解、和谐。

此言有理，但在这个时代我们已不可能强制观众观看央视春晚。观众随便换个台就可以不看你的晚会。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时代。这是一个越发个人主义的时代。我认为，除夕的娱乐就要商业化、市场化。要拥抱一个新的娱乐时代。庆祝春晚的方式将是多元化的（形式、面向群体、格调、内容），地方化的（或者说，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人的需求的。让市场来解决一切，按照简单的供需来完成资源配置。

在剧变的当代中国，全国大一统的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春节晚会，大概是一定要走向衰落的。

今年冬天访问北京大兴的民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有个感受。随便写一下。

这个民工子弟学校算是一个慈善性质的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校长是一个绝对的精英，在美国读过书（好像是博士），年近五十又到肯尼迪学院读公共管理，专攻NGO经营管理，回来后就下到基层搞了这个学校。校长事业有成，在美国也有置业，生活可谓无忧无虑，在国内绝对的是属于中上层水准的富裕群体。

这所民工子弟学校所在地区居住的基本都是外来人口。那是在一个小镇，开车从北京市区往南走要一小时左右。那里生活水平不高，城里人一看就会觉得那里已是农村了。校长住在北京市区，每日坐自己的车到学校来工作。

我去学校里参观，出来后有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校长太不属于这里了。她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凡的人，我为她对这个学校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钦佩，希望她能把学校搞好。但是，对于这片环境来说，她太特殊了。美籍华人，生活富裕、优越，哈佛大学毕业生，气质高雅，受过最好的教育，涵养很好，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当代中国的精英。除了她一个人以外，学校里的都是当地人（如党委书记），以及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老师。这些都是普通的人。

所以，这个校长和这个学校所处的环境，和这个学校所教育的学生，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是那么的不相符。走在校园里她甚至能成为一道风景。格格不如这个词大概不太合适，因为她能在这里工作，赢得这里人的信任和尊重。但是，她还是不属于这里。对于这快地方的居民而言，对于这些民工子弟而言，她似乎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从另一个世界掉下来的人。这是一个救世主一样的人。

这并非第一例。我见过一些在中国搞这种民间组织的人，这样的拥有社会精英（当然，有的是超级精英，有的是更普通一点的精英）身份背景的领导者确有一些，且还不少。我就不举旁的例子了。这是一种现象。

这些人有几个特点。一、有充足的经济基础，衣食无忧了。二、具有相当的开拓者、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能在平地上搞出一番事业。国外现把这些叫做social (business) enterpreneurship。三、具有相当的资源，不仅是资金/资本，而且是在企业、政府中的社会网络。

四、具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希望为社会做一些好事，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有慈善家的心肠。

这些人对于充满各种各样资源短缺和贫困危机的草根来说、确实有点大救星的味道。他们仿佛从天而降，发动力量建立一个民间慈善事业，帮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过去说这个世界不存在救世主。但对一些身在底层，迫切需要帮助的人而言，确实需要救世主，也存在这样的救世主。

这种社会精英下到草根，就要和当地的人结合，才能干出一番事业。草根NGO为底层民众提供帮助和服务，大概是不能没有这些民众的直接参与的。他们最为切实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最为切实地知道都需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底层民众的真正的一员，也为底层人信任。

这样看，这种搞NGO和慈善事业的方式，和过去搞革命差不多。下到基层就是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到了群众中去，还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打成一片。不和工农打成一片，不接受工农的某种熏陶，怎么能了解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需要，怎么能真正地懂得他们的独特的视角和看待社会的方式，怎么能对他们有真正的关切与同情，怎么能被他们真正接受呢？

在历史上，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别是革命，大多需要这种上层或中层精英的参与。发动草根的人民，推翻上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则是许多中小知识分子们声称自己代表基层利益，然后走向基层，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的。

一场革命，一场社会运动，需要不同类型的人物来参与。不同类型的人物有不同的特点，掌握不同的资源，能做不同的事情。知识分子和精英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掌握知识、文化，能设计整个运动的目标、要实现的价值，能设计战略与策略，是运动的大脑。社会精英掌握各种社会资源、网络，了解社会运作的规则、秘诀。这样的人和草根群众（或者说普通人）结合，才能促成一场运动。

中国目前民间组织的发展特别需要这种精英人物。比方说，以这所民工子弟学校为例。民工子弟学校是为民工利益而办的。如果在美国，我们会设想，一群老百姓自己搞出了一个NGO，搞出了这么一个社会服务组织，为自己的子弟服务。这种模式是真正的从底层出发、扎根于底层的。在中国，我想这种情况一定也存在的，但有的时候，草根的人仅凭自己的能力可能搞不出这样的组织。比方说，北京的外来人口。他们不掌握这里的几乎任何资源：政府资源、法律资源、资金、企业与市场、知识界。他们甚至不了解民间组织的可能性，不了解其运作与功能。即使他们了解了，也可能因为缺乏上述必要的社会资源而做不出事情。这时怎么办呢？就需要从上面天降下来的精英来帮助他们。

以这所学校为例。校长实在很能干。一方面，懂得和政府搞好关系，赢得了北京大兴地方政府的支持。一般来说，现在地方政府对这种民工学校还比较怀疑和抵触。另外，赢得了教育部门的支持。她的学校获得教育部的批准与认可，等于持证上岗了。这些都应该是通过大量的人脉，大量的周旋，大量的讨价还价，才办成的。在中国社会，什么样的人能做、会做这种事呢？恐怕就是精英。此外，她努力获得了企业界、知识界的支持，获得了许多赞助、援助，包括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清华大学获得的赞助。获得这种赞助，自然又要靠充分的人脉资源与周旋。想想即可知道，一些一穷二白的外来人口自己能做成这样的事么？恐怕是很难的。什么人更有可能做成这种事呢？一个具有前面所说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开拓精神的精英。

因此，我们的草根确实离不开这种精英。至少对某一些领域而言，很离不开这些精英。

这种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在社会上层和基层之间的权力、资源调停人、协调人。他们是有能力、资源、资本在特定的环境下做某一些事情的人。在今日的人治的中国，很多东西不能靠法律和透明正规的渠道来做成，因此只能依靠这样的精英。因此，从宏观上看，是目前社会的制度和发展状况决定了这种状况。

依赖精英领导，有什么坏处呢？坏处就是一些个别的精英成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成功要素。他们个人的重要性太重要了。比方说，这所民工子弟中学，如果我们把这位校长突然抽出去，这所学校还能不能存在下去呢？会怎么经营下去呢？这是不得不让人思考的问题。这所学校究竟能否创造出一种成功的模式，还是要看他能否把学校的经营和战略管理制度化、正规化。一个成熟的体制应当能摆脱对领导个人的过度依赖。如同一个国家不能太依靠一个最高领导个人素质的好坏。成熟的制度应该有制衡的因素，使最糟糕的人在任上也不至于把国家管理得太差。因此，如果一个组织过度依赖个人能力，它的模式就难以推广。恰恰因为这里有了这位能干的女校长，学校才被办起来。如果换做别的地方，即便有了不少来自基层、草根的优秀人士，也许也不能把学校办好。像这所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我想还是因为有了一个天降的奇人，一个救世主。而救世主掉下来靠的是运气，是不受人控制的。

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基层的，来自草根的，真正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NGO领袖，推动民间组织的事业，为人民办好事。这种领导人才如何才能被孕育起来呢？我个人看主要是几个大的宏观方面。

一是文化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加强。

二是政府、政治、政策逐步法治化、透明化、民主化。各种政治、社会、经济资源不再被垄断。老百姓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有效的影响公共事务，参与到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中。

三是意识问题。政府要允许并鼓励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人民群众也逐渐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并且去争取之，利用之，实现之。
我希望中国基层NGO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不再像原来那样依赖社会精英和慈善家，而是一种广泛的运动，由属于草根自己的领袖来推动、领导。

今天和一个朋友去大兴的蒲公英中学考察。蒲公英中学是第一所民办的非盈利的打工子弟学校，已小有名气。校长郑洪女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毕业生。肯尼迪学院旨在培养公共领导人才，包括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服务。真正能回到中国扎根草根，从事公共事业的人才并不多。郑洪女士算是一个典型。

这是一家中学。民工子弟学校多为小学。蒲公英中学立志正规化，希望办成一个真正的提供教育功能的学校。这也是教育部门唯一批准的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我们大致参观了一下校园。这个学校基本由厂房改造，建筑基本是租用一家当地工厂。从教室、宿舍到礼堂，皆由厂房改造而成。

虽然一切都很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二十多间课室，学校还有化学、物理实验室、计算机房、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体育场等各种设施。这些设施基本由社会各界捐赠而来。

学生由大约380人，来自二十多个省份。其中河南学生占了大部，有近一百人。教师也招聘自全国各地，共有3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志愿者。

我们去时，学生正在上课。我透过窗口看到一个班级的学生正在上英语课。

操场上停着一个中巴，上面有许多书。学校的书记说，这是首都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角。今天来这里服务，借书给学生们。

我们去看了一下学生宿舍。有300多学生在这里住宿。一个房间大约住12个学生。

学校里除了教师办公室，基本没有暖气，十分冷。在校长嘱咐下，我们都多穿了些衣服来。

郑洪女士是美籍华人。气质优雅高贵。她的形象，倒和这里的人与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她是一个行动慈善家。

郑洪女士指出，民办学校名声不好，因为大多盈利；而民工子弟学校又多管理混乱，加之其他各种原因，受到许多批评，并且被政府所不理解。

蒲公英中学建于2005年，只有一年多历史。这个学校得以被建立，也算是一个特例。它得到了大兴政府的支持。在今天，能理解并支持这种服务公益的民间组织的政府官员并不多。

郑洪女士的目标清晰而明确。把这个学校办成一个真正的非盈利的，为教育而办的，还民工子弟受教育权利的学校。我们很快得出共识，教育这种产品资源，不能单纯交由市场来配置。她深切理解在今天民办学校的现状与困境、义务教育与盈利间的矛盾，并希望能搞出一种模式，办出非盈利，真正为教育而办的学校。在这里办一个中学，也是为了把义务教育的这一块接上。政府不能或不愿做的，为什么不能让民间组织来做呢？

行动改变生存。

我们聊了许多话题，包括民工子弟及其教育，非民间组织，公共管理训练，中外文化交流。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她对学生的真切的关怀与爱。这不是一语两语所能道出的。在她眼里。民工子弟是那样的聪明、可爱、可塑。“他们很聪明好学，和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从来不会说他们不行”。学校鼓励学生们完成初中学业，并报读职业中学、高中。

她跟我们讲了一个场景。一个美国考察团来参观，她让团员和孩子们交谈。孩子们的英语水平很有限，双方难以用语言沟通，就选择了用唱歌。美国朋友，其中有的还是老人，一起教孩子们唱歌。孩子们学得非常地好，和美国朋友们一起唱。美国朋友们越唱越高兴，一首接一首，不愿意停下来了。他们彼此之间，过去都还不曾听对方唱过歌。这是一个美丽的场景。看着郑女士讲述这些场景，我可以充分感受到她对学生们的这种不一般的感情。这个校园，好比是一个她苦心经营的家园，学生们好比是她的孩子。

我想，她一定十分享受在校园里漫步，看学生们上课听讲。通过她，和许多人的倾注的心血，给予了这三百多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

尽管我总在尝试思考更宏观的社会性话题，譬如流动人口及其子弟、义务教育等，但无法不被郑女士的关怀与努力所深深触动。

中午，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了饭，一起的有一个学校的副校长，原来北师大的毕业生。外面操场上，孩子们有的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校园里一番热闹的景象。

午饭后，我们就结束了半天的参观，离开学校，向北京市区进发了。校园在身后，离我们远去。我们仿佛又在回到原来的世界、原来的生活。而这所学校似乎在另一个世界里。它的前景会如何呢？它能成功的经营下去么？它能成为一种成功的可推广的模式么？而它如此依赖郑洪女士，如果失去了她，又会如何呢？千千万万民工子弟的命运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