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所属的群体的恶品质寻找外部原因，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做法。
人都属于不同的社群。比如说可以属于地方的、性别的、阶层的、民族的、种族的、教育的、宗教的、行业的、其他社会团体的，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社群。群体内的人一般会给自己的群体和群体成员赋予较积极的评价或正面的评价，而对外部群体赋予不那么积极的评价。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所有的外部群体都会必然的赋予负面评价，但很可能会寻找一些外部群体，赋予较负面的评价。同时，一般的人也都自然而然地会用自己群体的理想道德和标准去判断别的群体，形成一种群体中心主义。
群体内，有时候有的成员会出现恶劣品质，或者群体出现某种所谓的集体的思想“蜕化”和”堕落“，这时就要找原因。一个最常见的办法不是寻找内因，而是寻找外因。“人的恶劣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要寻找外部的替罪羊，寻找来自外部的、导致我们自身群体腐败蜕化的“根源”。这样，我们自己的群体就成了受害者。我们是纯洁的，只不过受到外部群体的“毒害”。
在这个过程中，社群内的人首先要把恶劣的品质全部投射(projection)到外部群体中，并有意无意地完成妖魔化的过程，如把某一外部群体视为恶劣的、丑陋的、贪婪的、下流的、变态的、道德颓废的、邪恶的、龌鹾的、不开化的、懒惰的，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恶劣品质完全可能一直存在于本群体之内。
当完成了投射和妖魔化之后，也就把群体内的矛盾外化(exteranlise)了，为所谓的“移情”(displacement)创造了条件。原来对本社群内的那些颓废堕落邪恶的人的指责，现在突然可以转移到对外部群体的指责上面去了。这些内部群体中行为或思想不端的人，成了外部某个邪恶的群体的受害者，成了要带着同情心理教育改造、拯救的对象，而满腔的愤怒要转移到对外部群体的攻击上去。
这样一来，人们一方面维护了本社群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给自己在心理上维护了本社群的地位，比如本社群的优良传统、光荣历史、正面的本质啦，各种积极的、理想化的形象与认同。简言之，就是维护了本社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那些非常需要社群认同，需要某种“根”，某种依属感的人，则再没有什么比维护自己社群的形象，坚定自己对本社群的信心更重要了。这甚至是一场捍卫信仰的战斗。
这种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比方说，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的反犹主义：各种各样的恶品质被粗暴地、草率地强加到犹太人身上。欧洲白人把本社会的弊病全部怪罪到犹太人身上，将之作为充满负面品质的异族来打压。当恶品质被充分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对犹太人妖魔化后所产生的偏见成见已成为所有人接受，成为生活中的理所当然之时，对犹太人的攻击、压迫，甚至肉体上的歼灭，也有了合理的理由。在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反犹主义之所以突然强盛，原因之一是社会经济不稳，秩序败乱。政治家趁机动用古老的反犹主义思想基础，煽动民间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情绪，将犹太人视为一战失败、经济败乱的根源，利用宣传手法，对犹太人加以全面妖魔化，将社会的各方各面的流弊和思想颓败都怪责到犹太人身上，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民族主义也空前高涨。
这种以替罪羊的方式指责外部群体的行为，不但可以出现在民族、种族间，也可以出现在其他形式的社群之间。其中也包括阶级。
比方说，上世纪的共产革命。工人无产阶级被视为天生的革命者：极其富有纪律性，艰苦奋斗，勤劳勇敢，但长期受到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同时，工农阶级具有某种天生的朴素性，似乎在思想上就是未被沾染的、纯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革命宣传海报中的那种拿着铁钳的工人形象。想象一下他的目光，将是多么的正直和坚定不移。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恶品质都被自动赋予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及其他各种“有产阶级”身上。他们是贪婪成性的、只图物质利益的、善于投机倒把和欺骗、圆滑狡猾、狭隘、自私自利、贪图享受、生活糜烂、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剥削成性，诸如此类。实际上，这也和欧洲白人对犹太人的描述极其相似，因为这些恶劣的涉及经济生活的品质，很特别能在社会中下层人士中形成共鸣。
再以中国革命为例，共产党员大多为农民，小知识分子、工人比重很小，大知识分子更少。40年代末、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胜利，夺取政权后，领导人便开始担心干部和组织的“腐败”“蜕化”，中央领导人当时大讲李自成进城后的故事。我们知道郭沫若当时写了文章。毛泽东反复地提，军队和地方，如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也重点提：党员要小心夺取政权后即腐败蜕化，这样终究要丢掉政权的！我们要牢记李自成的教训啊！可不能像过去的农民起义将领那样！
共产党原来主要在农村，接管城市后，确实非常担心，因为当时城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重镇、大本营，也就是所有恶劣品质的集中生产地和批发地。纯洁而革命的共产党员到了城市，就可能要被腐化了。怎么办？共产党对党员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断强调纪律性，，搞大会小会学文件，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宣传，然后大搞政治运动。如过去一贯以来搞的是整风式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背靠背揭发，人人过关。
当时，解放后不几年即开始搞所谓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因当时干部腐败现象已经颇严重，思想作风一日不如一日。当时的思想蜕化，还不但反应在这些贪污之类的经济犯罪上，而是体现在整个人的思想、纪律、生活作风的问题。比如大搞特权等级、压制下级（中共称之为“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个人贪图物质享受，要待遇；生活作风混乱，农民干部打下天下，就要抛弃结发的乡下老婆，找更年轻漂亮的城市女子为妻（当时叫“改组”运动），党的干部作风一路直下。其实，从今天看来，无非就是一群农民干部，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奢侈的福利，没有掌握过那么多的资源。一但手中什么都有了，马上就开始腐败堕落，一些本来的劣根性马上就出来了。有的东西是先天的，比方说好色，这是性需要。道德约束是后天才养成的。我看不出来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性这方面就必然是比资产阶级更禁欲或自制的。大家都是人而已。很多对其他的物质享受也是一样的。工农群众原来之所以朴素，也因为手头没有资源，不能开发其劣的潜力而已，换言之，没有经受过考验。
共产党确实认为许多恶劣品质，比如说经济犯罪，是来自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且，把问题直接具体到私营工商业者们身上。比如，我们的工人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受贿，和资本家一起干出了坑害国家和集体的事，这固然不好，但是，请问我们的共产党员是怎么被拉下水的？显而易见，是被资产阶级所诱惑、腐化的，动摇了阶级立场。即使不能具体到某个加害者，批评者仍然可以说，这个共产党员身上带有某种没有洗脱干净的“小资产阶级性”、“资产阶级性”。显而易见，思想品质这种东西完全地被阶级化、政治化。这和当年欧洲人对犹太人也是类似的，只不过品质被民族化、种族化。说你是犹太人，等于说你是贪婪；说你贪婪，等于说你身上具有”犹太性”。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毫无意义。
“三反”斗争抓打各种老虎、投机分子、经济犯罪者，主要还是针对党政军干部，但共产党认为，根源出在城市资本家身上，因此立即开展主要针对私人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使重点打击资产家。当时造成了大量冤错假案，逼死很多无辜之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并使工商业停滞，社会不稳，人心涣散。
共产运动历史上，在处理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内部的道德品质和作风问题时，我们看到，政党们习惯于将简单草率地恶劣的品质阶级化、政治化，在群体外，寻找外部的根源，以解释内部的恶现象。如果认为一个好端端的党团员，不受任何外部的恶思想恶诱惑影响，就走上了堕落的道路，无疑会是给本组织所依赖的那种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社会观，予以某种动摇和打击。而把恶品质投射到外部群体身上，把本群体的“堕落”的根源置于被妖魔化的外部，就避免了此一问题。到最后，这一被攻击的外部群体，实际上已成了恶品质本身的同意词。在德国反犹主义最盛时期的犹太人，和在中国文革时期的“资产阶级”，都几乎成了恶品质恶思想的同义词。
我想，这种外部化(externalisation)的行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是常见的。另外，要指出，这里，我比较关心的主要是心理机制方面的某种一般性的因素。
近日，中国出现了踩猫、踩 兔 的虐待动物的极其恶劣的事件。一些人开始为此寻找“社会根源”。网上一批民族主义青年分析道，目前中国出现的这种恶品质恶现象，这种“变态”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只能是来自日本。因为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是“变态的”，因此，中国一批人的“变态化”只能是受到日本的腐化的结果。这种如此宏观性的笼统概括性的解释办法（比方说，分析者不可能去解释某一个具体的中国行为人在思想历程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却在普通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帮助他们满足了这种心理和信仰的需要，即中国必然是善的，积极的，正面的；而恶的根源只能来自于外部。实际上，中国人真实的潜力和创造性还远有待开发、展示，甚至足能震惊全球，也包括日本。近年来，国际上最为极端的一些行为即来自于中国，包括吃死婴、喝人生殖器泡的酒之类，在英国作为纪录片播出，造成公众的震惊，甚至认为中国的道德是不是有问题，怎么如此“变态”。实际上，吃死婴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所为，他称，“没有任何的宗教经典上说，人不能吃人”，他认为这个道德禁忌背后并没有道德的支持，存在一个道德真空，因此要挑战这一禁忌，然后成为某种行为艺术。很自然的，在他的真实身份披露前，网络上一度流传着相关照片，题目往往是如此的：“变态日本人吃死婴”，而且恨不得加上一句“中国人不可不看”的副题，借以要教育广大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