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最近看到一篇paper，挺好看。讲在中国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时期仍滞留在华的日本军人和士兵。由学者Donald G. Gillin和Charles Etter完成，1983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作者采用了国共双方以及日、英文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和访谈、口述等）。

文中探讨了日本人投降后“陷入”中国内战后的处境。有不少内容很有意思。下面记不完全确切，凭印象讲一讲。

首先，日本人虽然名义上投降，但是对中国国民党受降军队很瞧不起。日本人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战败。除了在东北日本人受到苏联的大举进攻，饱尝了失败滋味后，在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地方，军人并没有战败的那种心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美国人击败的。日本人军力仍然很强。来受降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日本人有意无意进行的军力展示，都感到心理上无法接受。日本有大量的飞机和重型武器，大量的生力部队。日本人实际是在告诉来受降的人，我们不是被你打败的。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军人及官僚仍然在实际上控制着像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和一些地方政权。日本军人保留自己的武装，还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日本人照样出自己的报纸刊物。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还在上海发动过工人罢工运动，被日本宪兵平息了。

中国各种势力，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地方军阀/武装、共产党，都想获取日本投降的胜利果实，为自己扩大战略资源。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阎锡山。阎锡山对受降的日本人很好，简直是予以重用。阎锡山试图说服日本人和自己合作，帮助复兴山西，抵御共产党部队。据说阎锡山本人希望把山西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和日本保有特殊关系。不少日本人也出于不同的动机希望帮助阎锡山。有的人是受了阎锡山优待，心怀感激，加上不去打仗自己也没饭吃生存都有危险；有的人怕回日本受审判不敢回去，或认为战败回去没有脸见人而不愿意回去，所以就留在山西；有的人希望建设山西，把山西的复兴和日本未来的复兴联系起来，因山西有大量的矿产资源，日本在山西经营得也不错。所以，一部分人认为，把山西搞好了，也就是在帮助复兴日本。不少人认为，日本将卷土重来。不少日本军官/官僚甚至想把山西搞得和满州国一样。山西有不少日本人经营的产业，多为日本技术人员控制。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继续任用大量这种日本专业人才。阎锡山是想利用日本人，巩固自己的地盘，一方面对抗共产党，另一方面也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阎甚至还将一万多的日军部队直接编制到自己的军中去，以对抗共产党。这些人也就在随后参加了对共产党部队的战斗。

当时世界范围的冷战正在酝酿，或说正在开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场。很多日本人认为，美苏必将开战。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自己如何做会是更有利的。

国民党方面，也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主要是希望利用日本人来反共。这包括要求日本人对国民党受降。并单方面要求共产党不得接受日军投降。蒋实际上和日军有个交易，就是蒋以善待日本投降军人作为条件，让日本人把城市、产业、军事武装和其他资源等转交给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蒋虽然说，对日本侵略者要以德报怨，说这是“基督心肠”，但实际上是考虑到整个中国国共对峙、内战以及国际冷战美苏对抗的战略考虑。

再一方面，国民党高层将领和日本军官有非凡的私人关系。如何应矜尊重地称岗村宁次为老师。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人大概对日本军人有出于职业上、技术上的尊重。

总之，日本人在受降后仍然受到国民党部队的优待。主要高级将领仍然拥有自己的在华住宅、资产，甚至武器，生活质量并不比原来差多少。普通军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比国军自己的士兵待遇还好。很多心怀感激的日本军人，希望报答老蒋，加入到反共的行列。

至于产业方面，在上海等地，大量产业仍然继续由日本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控制。但日本产业人员的地位很快受到欧美派的排挤而下降。国民党系统内，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或者受欧美留学海归培养的人士，对日本的一套不了解也不习惯，排斥日本的这些东西。他们对日本人设置的工业和体系和经营运作很不了解。加之国民党是一个由思路比较狭隘的职业军人操纵的政权，关心着反共事业，未把继续经营日本人留下的产业遗产放到第一位。因此，除了山西以外，日本人的工业遗产在中国很快就消耗掉了。

国民党善待日本受降人员，这倒并非新鲜事。作者指出，共产党丝毫不逊色于国民党。共产党一样要利用日本人。

从利用的角度讲，共产党主要是希望利用日本人专业军事人员的军事技术与业务知识。日本军人受的培训教育较高，比较职业化，会使用各种先进武器。这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以是重大的资产。共产党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拿到越来越多的日制先进武器，但是又不懂得如何使用与维护，这就需要利用大量的日本军事人员的业务知识。因此，共产党让投降日本军人训练自己的军人，提高其技术水平，掌握现代军事武装的使用与维护。苏联还把自己俘虏的一些日本专业人员（包括平民职业人士，如医生、工程师等）转交给共产党，为共产党所利用。

另一方面，共产党对日军开展大量的“再教育”计划，对日军被俘虏人员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与理想。再教育在战时就有，在日本投降后加以扩大。他们指出，在中国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士兵其实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只不过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层所迷惑、欺骗、强迫，而投入到侵略战争。所以，日本统治阶层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这个阶级划分法就淡化了民族概念。战败的日本军人俘虏后，感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很容易接受其教说。加之日本军人多为社会下层出身，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们衷心地被共产党部队内部的平等主义所感动，为共产党部队对农民的善待所感动。最后，他们为共产党部队士兵的忘我牺牲精神所感到。因此，投降给共产党的人不少确实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党善待日本俘虏。给他们办专门的学校和设施，还让他们出杂志和报纸。

共产党利用这些人训练自己的部队，为自己服务，对有的人则直接投入到军队中去参加做战。在平津战役中，就有一批日本军人参加了共产党的作战。据说还有部分日本军队是被强迫参加共产党的作战。一批日本人参加了对山西阎锡山的作战，后发现对方的部队中不少居然是日本人，而且和自己过去是同一番号部队的。这就是日本人卷入中国内战的典型了。

最后，中国共产党还希望对日本俘虏进行再教育，能使他们成为将来在日本传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所以，日本俘虏还要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地改革之类的课程。据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回到日本后，确实在当地的土改中发挥了作用。

作者分析，共产党和国民党（含地方军阀）在善待、优待日本军人上实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国共纷争的历史环境下，日本军人掌握大量军事人力资本、资源，确实是极有价值的资产，双方都想加以军事上的利用，让他们为自己在内战中出力。日本军人在受降后也很了解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和国共双方博弈。理论上，谁个对自己投降后待遇好，自己就投降给谁。这很简单。

作者们还引用了一些比较戏剧性的故事，比方说一个日本军人，中文说得很好。被共产党俘虏后，共产党训练他游击战技能，收编部队，打国民党。后来此人逃跑，被国民党抓住。国民党一审查他发现他是日本军官，马上予以重用，此人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他又被俘虏（还是被抓，忘了），共产党人一审问，又发现他是日本职业军人，又重新重用他，把他收编入自己的部队，好像还做一个低级军官，领导几个战士。后来这个日本人回了国，写了本书，讲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作者认为，战败前日本军队基本就是一个同质的一元化的部队。战败后就分崩离析，都在各自复杂的博弈中。有的人跟了国民党有的人跟了共产党。从最后回到日本的群体看来，当初跟了国民党的人混得比较好。最后，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一直想维持和台湾的关系。据当时一位首相称，是因为日本领导高层对蒋氏政府的出于个人情感的报恩心理，一种特别的义务感，一下子改变不了。当然逐步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还是占了上风。

这个文章挺好看，充分显示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命运在时代面前的渺小。令人感慨。

几天是一二·九运动七十一周年。

纪念！

向一二·九知识分子致敬！

“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今年为纪念历史做一点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事“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今年为纪念历史做一点什么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事情。最后我觉得，可以倡议大家一起搞个口述历史的活动。五月十六日的时候，我和bambi一起出面，搞了“征集1966-1976小故事”的活动。要注意，我们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非政治化的，也不是要搞什么痛苦的控诉，不是要搞伤痕文学（当然我们不限制不同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我们希望的只是一些对历史的朴实无华的叙述。我们欢迎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哪怕是很平凡的故事。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十年，都是一段历史，都应当得到同等的尊重。为了避免政治化，我们特别提出“1966-1976”十年的概念。我们要了解许多人的十年，更多人的十年。

由于上网的人大多没有对文革亲身的经历，因此我们倡议大家询问自己的上两辈，看看有什么值得记叙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活动，也希望能够给予人们一个契机，去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

把历史的片段保存下来，而不是让历史被遗忘掉。

征集文章是这样写的：
征集小故事，小片段，回忆，讲述你所知道的1966－76发生的事情。

故事内容：可以是自己家庭的、亲人的、朋友的、邻居的、老师的、单位的、社区里发生的，各种见闻都行。（这个意思，是最好不是从书本看来的）。

我们的设想，是希望收集一下普通人的故事或经历，同时是希望能从大家的描述中， 得出一个对那个时代的比较立体的、全面的印象：那时的家庭生活、恋爱、邻里关系，个人的事业，理想，路程，等等，所以 ，内容可以不限于造反、批斗（当然，有这些内容也不反对），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控诉，首先是为了记录普通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心态。

也许只是几行字，几段话，一些碎片，这都没有关系，我们只是想通过这种办法还原一点点历史，作为纪念：这段历史不管好也好，坏也好，上一辈许许多多的人，命运确实因它而改变。

欢迎大家参与。

中国研究版(Chinastudies)：bambi/KGB

版面地址

征集文章的主帖地址（有一部分的回文）

这个活动搞得相当的成功（应该说大家的反响很好，效果比意料到的还要好），我们征集到了许多小故事，许多不同人的经历，当然，大多数是年轻人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转述来的。很多故事是温和的，有趣的。大家通过交换见闻，也了解了不同人的经历，了解了十年。许多平凡人的历史，不可能通过公开的出版物或文章、传记流传，也正是通过这种一代一代人之间的平实的口述，得以保存下来。

我也希望在之后，将小故事收集、整理起来，更能方便人们阅读。

我想，在公元2006年，这也算是我做的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发端”四十周年，文化革命的十年(1966-1976)被称为“十年浩劫”，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传统社群，带来前所未闻的冲击与破坏。将文革的发端定为1966年5月16日，乃是因为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这场革命名义上是从思想文化领域上开始的，故便被称为文化革命。但这场革命也是从根本上来说政治性的，因为这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因此，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全面的殊死斗争。该通知被视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端的标志。当然，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准备过程早已开始，可以直接追溯到1964年江青到上海推广革命京剧。而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官僚就国家究竟应该如何经营，经济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早就有了分歧，可以追溯到大跃进甚至大跃进之前。但是，《五·一六通知》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明确的标志性事件，使我们能够把文革的“发端”具体地定在1966年5月16日的这一天。

文革十年改变了一整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对文革后的年轻人而言，只能通过父母家人朋友邻居的口述、公开出版的材料与文献、电视、电影、小说等各种文艺作品，间接的加以了解。鉴于我们历史教育的明显缺陷，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文革对他们而言是很陌生的。文革的暴力与恐怖对他们而言是超乎现实的、遥远的，难以想象的，而文革的红色海洋、破四旧，打造新世界、革命无罪的口号又带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使一些年轻人将这段历史浪漫化、理想化。

只有正视历史，客观地对待历史，才能正确反省历史，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也只有深刻总结并反省了文化大革命，才能避免这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悲剧在将来再次发生。

对文化革命的总结、研究，也应当是全面的、立体的。既要研究当时的高层领导人的精英政治，也需要研究卷入这场运动的普普通通的群众百姓。要了解精英的文革，也要了解人民的文革。既要研究文化革命的十年，也要研究文化革命与前十七年之间的关系（既，十七年是如何在精英政治斗争中催生了文革，又如何在群众中酝酿了这场全民政治运动的基础），还要研究文化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没有文化革命，中国的路又会是如何，能不能在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要了解十年的文革对不同的人群的意义：干部、大中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地富反坏右等出身、成分“低劣”之人、少数民族、老人、中年人、年轻人（上山下乡的一代）、孩子。对于不同的人，文革有不同的意义，带给他们不同的经历。文革是一整代人的历史。每一个人的历史，都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了解。

参与到文化革命中的各种群众组织与群体，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判断，带着什么样的动机想法，为了维护什么样的利益，实现什么样的个人目的或社会目的或理想，投身到运动中去的？比方说两派系的斗争，很可能只是出于私人的或团体间的派性恩怨，而不过是打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号而已；又如造反派头子在运动中的行为，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所有的政治、社会运动一样，参与者是多元的，异常复杂的。对他们，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精细的社会分析、心理分析。

精英政治也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了达到哪些目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个人理想，这些因素是如何交错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伦理观念又构成什么样的冲击？它如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维系人们互相之间关系的一些传统的价值与纽带，如亲情，友情，诚信，善意，又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

文化大革命展示了人性什么样的一面？文革中令人发指的暴力、摧残、迫害乃至杀戮，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生的？参与到这场运动中的人又是怎么样的？为何一个个原本听话的学生，会突然变成手握皮带抽打老师与同学的暴徒？文化革命中疯狂的个人崇拜又是如何形成的？总之，文化革命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人性的很多的东西，即，人类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从事什么样的行为的。每一个关心人，关系人类历史与运命的人，也应该去了解这段历史。

对待历史，也许确已到了应当“宜细不宜粗”的时候了。细心的总结，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临了，加强对这一段历史的教育，也有助于新一代人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路线。为什么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细致的历史教育恰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一批年轻人因无知而被文化革命的“浪漫”和“理想”所吸引，走到当前政策路线的对立面上，甚至酝酿出新一代的小“造反派”。保证中国将来的长久稳定与发展，必须保证文化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再不重演，这也要求我们加强对青年一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育。

祝福中华民族，愿悲剧不再重演！

冤死和吃脑浆的故事

昨天和一个朋友谈话，谈了些历史。文化革命的时候，他在青海的工厂当兵。时公检法大体瘫痪，只有公安系统勉强运转。工厂里的部分工人被组织起来，发给武器，成为民兵组织，维护治安，他就是其中的一员，有时会参加执行任务，这些任务当然是本来应该属于警察的任务。

当时，一个地主出身的青年，在生产队里遭到歧视的对待，当然部分是因为其阶级出身，部分可能因为其他的农村里的宗族或者个人矛盾。这个人被折磨得很厉害，忍无可忍，有一天扬言喊道，要杀了队长。

结果，第二天对长就被谋害了。

公安马上做了调查。先确定这个青年最有杀人动机，然后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索，在后院发现了斧头和镰刀，即被认为是做案工具。动机、工具既然都有了，也马上就判定了此人是“杀人凶手”。

当时即对青年进行公审。当时判决死刑犯，还要进行一翻凌辱。

我的朋友当时就在执行死刑的现场，拿着枪，负责维持纪律。枪决就在离他几米远处进行。执行者是一个转业军人，用步枪在一米外的距离枪击死刑者的头部。死刑者的脑盖当场被打翻。

这本身倒没有什么，因为关于世界各地死刑的执行我们也不是没有听说过。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到死刑现场，当时围观群众的动作才真正让他震惊，给他留下了阴影。他说几个人一待死刑犯被处决，马上围过去掏出事先带来的大饼上去蘸着死者的脑浆吃。我问这些人是什么人，他说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他说，这是死刑过程中真正让他感到恶心和难以接受的。

他说，当时他们几个人拿着枪围成一圈不让群众过来，据说当时有十甚至几百（他的回忆是“几百”）人要上来枪着蘸脑浆吃，场面十分混乱，他们必须在现场维持秩序。我想，这个现场一定十分的恐怖，简直是人间地狱。

在一些地方，人的脑浆确实被当做一种药，或者某种有益身体的精气神的大补的东西。知道有死刑即将执行，信奉者便准备好干粮前往，希望能分到一点吃。这种风俗信仰以前倒也听说过，但听见证过的人讲出来，仍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应该说，这种风俗也是人类风俗中食人(cannibalism)的一种具体形式，尽管目标指向具体的器官。（同理，食用胎盘也被一些人认为是cannibalism的一种形式）

文化革命结束后一些年，突然发现这个青年被冤枉的。原来，当时杀害队长的是对里的会计，他因为贪污公款，被抓住把柄，结果选择杀人灭口。这个案子怎么揭露的呢？原来是这个会计后来做生意，有了些钱，又包养情妇，想换老婆。他的老婆不干，后来两人反目成仇，他老婆揭发了他。最后公安重新调查，发现此人确是凶手。具体细节就不清楚了。

按照这个判决，那个青年就是冤死的了。于是给他重新平反。组织上给他们家做了一点抚慰，发了三千块钱，解决了一个城市户口，找了一个工作，就算交待了。这家人仍然不服，天天到地方法院去拿着牌子示威，这是后话。

以下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

对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成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投身参加到革命中的不同“群体”，有必要做一个研究。众所周知，不同人参加革命的原因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的社会阶层不同，因此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不同；直接的经济利益不同；所处地域的不同；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网络不同；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影响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不同人参加革命的成本，以及各自的真实动因，可能大相径庭。不难设想，一个出身中产家庭，留学于海外，但却失因经济窘迫根本得不到读书机会，被迫在工厂做工而亲身感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境遇，再受马列主义影响而逐步激进化的左翼知识青年（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参加工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的煤矿工人、出身于中上层社会、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大学生（一二·九知识分子）、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的农民（根本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其参加革命的动因大概类似历史上的因土地问题起义的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逐步建立起地方的官僚统治系统后，纳入的分子（由于共产党政权在地方可以垄断政治权力资源，因此要当官要掌权必须进入共产党的体系），诸如此类。不同的人参加革命并加入党团的动机，以及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中国的现状与外来的理想，都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因为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而参加革命；有的人因为爱国主义激情入党，有的人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入党，有的人因为复杂的帮派和团体关系参加了革命；有的人参加革命是符合自己出身的阶级利益的；有的人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有的人参加革命是在没有任何可损失的情况下的选择；有的人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预期职业的。

把参加革命者划分为各种群体，做社会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一刀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是不足以解释这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背后无数的个体、群体的各种利益与追求的互动的。

一二·九知识分子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群。这群人的特点是，大多为家庭出身为中层或中上层以上的在大城市就读的在校学生；大多具有相当的爱国热情与理想主义；思想体系上，除了受一定的马列主义影响外，大多对五四这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理想有一定的认同。

一二·九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抗日救国”。其时，国民党没有表现出抗战决心，而且镇压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许多爱国青年学生悲观失望，而认为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才是代表抗日救国的真正力量，因此转而投向共产党，转向共产党是为了更好的反对日本侵略。我们完全可以猜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念头，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救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诉求。杨易辰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救国；任仲夷也回忆道，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邓 力群也有相似的回忆。我们如果查找所有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回忆，基本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就是抗日救国的热切愿望使他们参加了革命，“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但他们选择这个革命组织时，有多少人的第一念头，是为了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有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社会呢？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在当时的时局下，这可能不是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最迫切的问题，毕竟在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救亡才是最紧迫的任务。同时，他们也受到的有限的马列主义熏陶，还不可能有系统和成熟的认识。大多人是在入了团、党后，才逐渐补课的。

按照这个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是当时的左翼，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认同可能都是有限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而且，他们可能还认同很多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许多人相信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五·四衣钵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另外，这些知识分子确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是共产党的革命群体里抱着一定的事业理想（而非直接改变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参加到革命里来的。

这几个特点，自然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政治上不能说是充分可靠，有点可疑的群体。毕竟，爱国主义和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共产主义，是有差别的。青年的国民党员、以及反国民党、反共的主张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党员，都是爱国的。如果一二·九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接受马列主义的一套东西，共产党的整一套系统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只是抱着“谁抗日我就参加谁的组织”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虽然也是民族主义的），就使他们的政治可靠度变得很可疑。这些人，正是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但他们不能认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套，一但他们认为共产党抗日也不够坚决，他们就可能背叛革命。

正因为如此，这批一二·九知识分子是延安整风及后来抢救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当然，一二·九知识分子中一批比较左的人也成为运动中的打击者）。经过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洗礼，一二·九知识分子才正式认同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上的东西，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和绝对权威的个人式统治。至此，他们中很多人的自由主义观念也就逐步放弃了。这个政治运动给一二·九知识分子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其效果自然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实际上，大概有不少的人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整风宣传的一套东西，因为制度的压力实在太大，但内心对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那一套制度和方法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他们未来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在共产党奇迹般的最终夺取政权后，大概最后的一些怀疑者，也完全地拥护了共产党的当时的一套制度、路线，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

一二·九知识分子随后在反右（一部分“思想体系比较右”的人）、文化大革命（几乎绝大多数的当权者都遭到了冲击）中又遭到两次“洗礼”。文革结束后，这群人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反省、忏悔。我们知道，推动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骨干，正是一二·九的一代，理论界如于光远、李昌、邓 力 群、吴 江等，地方干部如任仲夷、杨易辰等（分别为辽宁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群人又出现了分化，成为了两大派。有的人对整个党的历史、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比如于光远、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李 慎 之、王若水、任仲夷等；也有的人处于保守的、左的体系，比如邓 力 群和姚依林等。当然，实际上两“派”人的分歧主要还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制度与文化的认识上，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性认识，基本上仍然是比较接近的。从这点看，这些人和一些年轻的新的拥护毛泽东的左派是不一样的。

一二·九一代是改革年代初期的中坚力量，也是体制内走向反思和呼吁变革的重要力量，成为了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线。众所周知，他们中有不少的人是重新回到了一些五·四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价值的。他们拥护“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等口号，认为中国缺少资产阶级启蒙的洗礼，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这些价值观很有亲切感，对马列主义与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建国以来的历史，则结合了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再思考。当然，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知识背景与经历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再回到一二·九知识分子当时参加革命的动因，可以看出，这群知识分子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救国，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列主义的诉求出发的，应该说，他们是共产党在当时通过自己的政治策略、路线，以及组织工作，成功地拉拢的一个群体。这群人参加革命，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他们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因此使他们愿意承担相当高的个人成本，参加到这个事业中。这个群体中，不少人的理想主义到晚年也还没有泯灭，这就是使之成为其在晚年反思的最主要精神动力。他们对五·四自由主义的认同也再晚年逐渐重新浮现。不少人大概会反思自己参加的事业，自己追求的理想，自己走过的道路。最后，由于他们受的教育普遍比较搞，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使他们的认识更有深度和力度。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大概是激发一批一二·九知识分子进行反思的最重要的单一一个历史事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对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那段历史，大概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二·九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群体。当然，我们要注意，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他们可以拿来被当做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一刀切的现象，避免将他们看做一个一元化的、一维的群体，而要充分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人的认识和经历毕竟是不同的。

今年是文革发动(1966)的四十周年。国外有不同形式的一些纪念活动。上两周，参与了一个日本电视台的文革纪录片的制作，另外一个德国电视台也正在这边制作一个节目，受到邀请，但是因有事没有参加，觉得参加一个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文革并不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了解大多止于上两辈人的口述、自己的阅读、图片摄影、声光材料，终归是一种间接的印象。但文革持续了整整十年，对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冲击。作为年轻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就必须去认真的了解文革。也只有充分认识了文革，才能使悲剧再不在中国发生。

对文革的了解，也不可止于精英政治，而要尽可能寻求那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了解这一场（或数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科教文卫的影响，了解它对不同的几代人的影响，了解它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影响，了解它的遗产——从积极的，到消极的。

Erbaugh, Mary 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 1992), pp. 937-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