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在这里短短几年间，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通过他们，增进了对日本、亚洲、世界的认识，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里回忆几位朋友，只用姓氏。

(1) 幸村。来自秋田，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毕业，来肯尼迪学院（KSG/HKS）前一直在秋田县地方政府工作。日本人申请肯尼迪学院竞争极为激烈。中央政府官员因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占据了绝大多数名额。历史上，地方官员被KSG录取的极为罕见。故此人在地方政府工作时成绩异常卓越，还曾因一成就获得过BBC电视台采访。幸村有强烈的地方印迹，并且从来不掩饰之。他很喜欢强调自己是从“小地方”秋田来的。除了各种公共议题外，他特别关心解决日本内陆地方的经济、人口衰退问题（这使我开始关注全球化之下，发达国家内陆地方的depopulation、rural flight等问题。他对诸多问题的视角与其他日本人很不同。其他人多来自中央政府（或东京），而他来自地方政府/农村、“体制外”，个人利益有很大不同，视野更得以冲破一些局限。因此，他经常从地方角度对日本的中央官僚体制提出批评，认为日本需改革其官僚体制。幸村在人文社科上的知识结构非常广博（是我见过最广博者之一）。他具有很强的社会学家一般的洞察力、敏感力，善于观察、分析社会网络、团体、人的关系。他也很关心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为人非常耿直，是一个非常诚实、朴素的人。他认为，在日本制度下，若在地方政府工作，将一生困于此体制中，既难以提升，也难以转行。进入肯尼迪学院是改变自己个人命运的机会。这一人生转变当然也是戏剧性的，皆通过他自己的后天努力。两年来，我也看到他越来越富有自信。毕业后，他在一个日本政府的政策银行工作。

我与幸村的接触很多，私交颇深。他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少，曾在07年肯尼迪学院中国之旅时去过中国。在这次活动中，他一丝不苟的参加了旅行前后全程所有活动（包括所有讲座、纪录片放映等），没有一次缺席与早退。对发展中日学生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去年春，我们还一起策划了首次中日学生野餐、学者座谈，以及本学年度的中日韩系列活动。谈判课时，与我、幸村、另一位日本同学及一位台湾同学一起坐了一个朝核六方谈判的问题，核心部分靠的是幸村的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式算法。毕业后，他准备在工作前到中国短期学习中文。

(2) 泷岛。来自横滨，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经济产业省官员，公派学生。泷岛走的是最传统的日本上层精英官僚路线。据说走这一模式（从东大法学到经济产业省）的人比原来少多了，因为不少毕业生现在转到了收入更高的私营部门工作，故即便是中央政府精英部门，也越发难以吸引这样的人才了。从背景看，泷岛大概是所有公务员中最精英的。工作成绩一定极其优异。和其他日本学生有所不同，泷岛为人非常的潇洒，带着一种几乎完全是超脱的放松心情前来肯尼迪学院学习，似乎这里的时光是用以弥补过去的超强度工作的。在这里学校生活中，泷岛完全是一个逍遥派。他称，相比学校里的学习，自己更喜欢通过实践工作来了解真实的世界。当然，他也非常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他认为有帮助的课程下很大的功夫。他曾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在继续学院学习中文。一个朋友当时说，泷岛对别的都不在乎，但是对中文学习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非常的聪明（一看就是智商很高的人），反应很快，学习能力很强，中文学得很快，发音也很不错，还参加我们的汉语角活动。我太太也教过他好几次中文。

他整个人都给人感觉轻松、休闲、无拘无束、随意。因为英语表达的限制，言语不多，但稍加交往，即可以感觉他是一个内心温暖、亲切的人。他的兴趣爱好广泛，修养比较全面，音乐、电影、艺术等都喜欢。也很喜欢运动。长得也不错，估计在日本很受女生欢迎。我和幸村交往经常谈极其严肃的问题，但和泷岛就几乎很少涉及严肃问题，都是谈相对轻松的话题。课业中，我们曾一起做过谈判课练习（同幸村及台湾女生一起），上过好几门课；休闲活动就更多了，曾多次来往各自家中party，曾一起打过麻将，卡拉OK。07年夏，他一个人跑到中国来旅行，临时改变行程跑到拉萨去了，还因高原反映不适入院。最后来到北京，我和太太招待了他。由于他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说什么地名都不知道，电话里也讲不清楚，最后我索性约见他傍晚时分在天安门广场中国国旗旗杆下见。结果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其时正是降国旗的时候，广场上那个地方有好几百人。结果最后费了老大劲终于找到，然后一起吃了一顿极好的港式火锅。

泷岛的未婚妻田边也很有趣。也同样是精英官僚。以前是他东大法学部的学妹，后也在经济产业省任职。同泷岛一起出国，第一年在Tufts大学留学，第二年在哈佛东亚系留学，两年取得两个硕士学位。田边是一个非常亲切、热情的人，有时很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完全看不出是重要部门的官员。两个人的气质、性情，学历与职业背景都如此相象，实在是天生的一对。

有一次同泷岛合买教科书，约好第二天下午泷岛在复印店门口把书给我。结果第二天看到田边拿着书等在那里。原来得知泷岛生病卧床，特嘱咐田边来送书。当时颇为感动。

毕业典礼后仅仅三天，他们倆就都返回到部门上班去了。

在大功告成之前要写很多paper。这些paper的题目都很大。

另外，其实也不是什么paper，大多是“memo”。

以下是最近四个星期内要写的：

n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及污染排放控制问题 （这个写完了）

n 联系西方制药业，谈第三世界疾病防治问题

n 还有一个产业政策方面的paper，题目尚不知。

n 美国总统选举：为McCain做竞选人辩论的准备——假想敌为Obama，小组作业

n 美国大选的一个paper （其实是写一个感想性质的散文）

n 中国金融监管的一个memo （这个写完了）

n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问题 （这个小组作业；本人负责governance部分）

n 美国上市公司行政人员薪酬问题（Executive Pay）（这个写完了）

n 美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 （小组作业）

n 美国Medicare/Medicaid问题

数目还有很多。

KSG （现在称HKS）的课程很多，授课方式千变万化。但是“产出”（或作业）很相似，很多都是“policy memo”——政策简报。这很奇怪，要么是他们找不出什么旁的作业形式了（简报耗时较少），要么是他们认为这是重大训练目标。

政策简报就是写给领导人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那么给领导人写简报就要：

a) 大背景；

b) 当前问题与难点；

c) 解决办法的政策。

i) 政策目标、原则

ii) 政策建议 （可从正、反方面评价提出的建议，比如好在哪里，不好再哪里）

当然这就是一种结构，还可以有其他的结构。

简报有很多要求，比如要用什么语言啦，句式啦。要采用什么样的格式啦。另外要精简，必须在几页内完成。此外，要领会领导人的意图，要下对其胃口的药。

这里老是在要求学生写简报，而简报方面，强调形式的东西太多，实质的技术含量太低。去年春季练习写了简报，教授批改的全是格式、句法问题。“这个要简短一点！”“那个要精简一点”。另外就是结构上的问题。具体实质性的政策评价倒没有什么。春季练习尚且如此，其他的课程就更是这样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最后，学生写简报的水平很高（写出来真像简报），实质政策分析水平学到多少，提高多少，值得怀疑。

我跟人开玩笑说，我们这里教的就是秘书学，每天给领导写汇报、写内参。

March 21

肯尼迪学院每到春、冬假都会有来自各国的学生组织的到他们自己国家的集体旅行。学生可以选择参加各种旅行。旅行基本为自费。现在各种国家的旅行计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
列、黎巴嫩、加拿大、秘鲁、中国、日本/韩国、科索沃等。除了极少数以外（比如秘鲁之旅）以外，旅行一般都是旅游项目和各种学习考察项目结合。

今年旅行市场异常激烈。从供给看，各种新的旅行不断推出，比如去年没有黎巴嫩、秘鲁、以色列等旅行；这就导致了旅行间彼此竞争的升级。从需求看，学生市场很有限，只有那么近一千名学生；其经费也很有限，一般去了一个旅行就不会去第二个。另外，今年经济萧条，能源价格暴涨，机票等成本严重上升，也减少了需求。所以，各国学生团体都在激烈争夺有限的市场，希望学生参加到自己组织的旅行里。

今年的中国之旅为历史上第三次。历史上第一次的旅行参观的是上海，附带到了南京一天左右；这个旅行的行程、框架、合作关系实质已放弃了。去年我们做了第二次旅行，但行程重新设计，合作伙伴也和原来完全不同。今年是对去年旅行的一个发展：发展并完善了去年的行程。

从今年的团员看来，出现了北美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团员数目大量减少，美国团员成为绝对主导；另外女性团员偏多，男性偏少（这也可以找到一些解释）

今年的活动在春假进行。团员三十多名。其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天：抵京，全聚德烤鸭、天安门、王府井夜景等
第二天：北京老城中轴线一带：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下午恭王府、胡同游、天坛；晚秀水街
第三天：长城（居庸关、八达岭）；下午参观一所校友开设的民工子弟学校；晚东来顺火锅
第四天：上午参观奥运会场馆，下午至清华公管学院。先进行系列讲座，之后参加哈佛校友招待会，有我院院长参加
第五天：早乘飞机至西安；下午参观兵马俑及明城墙；晚吃德发长饺子宴；
第六天：早参观西安高新区；下午至咸阳附近访问农村；晚由省政府领导接见、宴会
第七天：早至清真寺、回民街等中心地带；中午羊肉泡膜；下午汉阳陵，晚飞至上海，夜游
第八天：上午上海城市参观，外滩、浦东等；下午乘飞机返美

本次活动旨在向外国学生展示中国的不同面貌。理念是：

— 东部与西部 （了解地区间的文化与发展差别）
— 古代与现代 （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及现代经济发展成就）
— 城市与农村 （了解城乡差距）
— 同质与异质 （了解中国当代文化的多面性，尤其是异质性，打破对外国对中国的单维视角。具体的，
我们将参观回民区，介绍我国民族、社群状况）

关于KSG改名为HKS

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冬天还是开春以后——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简称KSG，中文称肯尼迪政府学院）正式改名为”Harvard Kennedy School”（哈佛肯尼迪学院）了，新的简称是”HKS”。

一段时间以前，学生总会的一个负责人写信问我，HKS International Night中文怎么翻译啊？我当时很奇怪，什么HKS International Night?? 后来得知原来是原来的KSG International Day——当时第一次接触到HKS这个简写。我还以为是什么Hong Kong School。

我非常讨厌HKS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正式开始被使用了。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哈佛最为著名的两所学校是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BS，哈佛商学院)及Harvard Law School (哈佛法学院)。两院皆采用H*S的三个字母的形式。肯尼迪学院的人为了在校外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强调自己与哈佛的联系，故将KSG改名为HKS。这么一改名，似一举多得：一方面前面冠名哈佛；另一方面，H*S的形式似乎把学校提高了一个档次，到了HBS和HLS的水平。学校有关负责人说：“过去我们叫KSG，在外界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认同问题（其言下之意是人家不知道KSG是何物，不知其与哈佛有何关系）。现在改名后就清楚了。”院长Ellwood说：“针对这个改名，我可以说80%以上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我和许多校友谈过，都非常赞赏这个改名的举措。”

院长的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请问学院有没有在学校内对学生进行民意调查呢？有没有得到学生反馈呢？完全没有。完全是学校高层自行通过的决策，并未征求学生意见。这实际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正面负面的意见。

这里再提供一点改名的历史。80年代的时候，政坛由共和党主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冠名肯尼迪——60年代自由派的象征——有强烈的自由左派政治意味，在当时相比美国社会主流显得过左，因此在当时出现了筹资困难等现实问题。其时的院长决定将肯尼迪学院改名为Harvad School of Government (哈佛政府学院），去掉了肯尼迪学院的大名。此一举动就是想减少学院的政治色彩及自由派形象。这一举动结果被当时的哈佛校长Bok发现并否决，可是当时剑桥（哈佛所在镇）的市政官员们发现了这一活动，非常生气。这些市政官员为死硬民主党，许多爱尔兰与意大利移民后裔。他们是肯尼迪的坚决支持者，同时警惕地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易名行动和反天主教偏见相联系。为了对学院进行报复，他们将肯尼迪政府学院所在的街名由Bolyston街改名为J.F.Kennedy街——从此，学院的地址就成了79 JFK Street。肯尼迪几个字永远流在了学校的地址名薄上。这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失败的）改名行动

这次，肯尼迪政府学院又在改名，但这次和以往不同，这次是一方面强调哈佛，想打哈佛的牌子，另一方面又不敢丢掉肯尼迪的名字，为了迎合H*S的经典名称模版，所以只好把“政府”一词丢掉了。

在我看来这当然是滑稽的。

一个教授的发言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问题：“哈佛商学院教授商业；哈佛法学院教授法律；我们教授……算了，没关系……”。
这是完完全全的的莫名其妙。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什么呢？教授“肯尼迪”么？没有意义。只不过是为了迎合那个名称模版而做的牵强附会的改动而已。

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美国学生还煞有介事地在学校刊物上发表文章：”Reaffirming the ‘K’ in HKS”——肯定HKS中的“K”。其文章大意是——我们教的就是肯尼迪。然后其文章大谈肯尼迪的政治品德、理想、遗产。我们看到，不管肯尼迪的看法是不是正确的，但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政治观念与追求的，不一定都认同肯尼迪。尤其是还有40%的国际学生。我们来学习的是什么呢？很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政策问题；技术性的公共政策，而不是来接受自由左派的意识形态灌输的。这一自以为聪明的强调“K”的做法恰恰凸现了这些理想主义1自由派思维的偏执与幼稚。

此外，KSG为什么要急于改名呢？哈佛的设计学院就叫GS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学校照样办得很好，有什么问题呢？KSG一方面是觉得不带哈佛的字样实在不好混，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太想把自己的档次往上提，希望能和商学院、法学院上到同一个高度，相提并论。不管其实质水平究竟搞上来没有，先把名字改了再说。我看这就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其次，一个学校成天改名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很不成熟，很不稳定，说明这个学校自己还没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有关负责人说学校在外面因为名字的问题认同混乱——我看学校自己内部就认同混乱，包括学校的高层。

另外，越发强调肯尼迪，越发增强学校的意识形态色彩、政治色彩、党派色彩，一方面是学校内部的人是这么看这所学校、这么看自己的，另一方面学校外的人也会这么看你。不是把学校的认同建立在学科、专业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治派性上，实在狭隘。

目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色彩确实极强。哈佛在美国人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世俗的自由派基地，肯尼迪学院的这种色彩就更为强烈。目前，至少从美国学生来看，完全不成比例的绝对压倒性的多数人是民主党派。在学校内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政治观点多样化——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左派，都是民主党。HKS的定名只会继续强化这一政治认同、色彩。
这还不是更为搞笑的。更为搞笑的是不知是不是学校的负责公共关系还是marketing的一些人琢磨出来的一个学校的什么口号——我上个月才首次听到——一个记者采访时问到，你对学校的新口号“Ask what you can do”有什么看法？我当时还以为对方在开玩笑，我说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mpany? 后来才得知是个什么新的口号。这些天新网站出台了，果然到处都充斥这一新口号。

这一口号是改自肯尼迪的著名句子：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是一句奉献个体为国家奉献的爱国主义口号。
荒诞的是，学校有关人事啊“国家”两字去掉了。我估计大概是这样的，一方面觉得如果仅说“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有点狭隘，各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话，那么世界的利益在哪里呢？有可能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校内有40%的国际学生，各自想着自己的国家，反而不利于思考国际间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发明人可能觉得这句话比较灵活，可以通过修改而适应不同情境——问问你能为扶贫做什么；问问你能为遏制环境污染做什么……。此句子代表的是一种行动主义。

然而，关键的是，行动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纯粹的行动主义是幼稚不堪的。行动必须有方向，必须有目标。方向、目标的确立又必须由一定的价值观作为指导。不同的价值观可能造成完全不同的行动目标。

我和旁边的朋友随即造句进行讽刺。希特勒问全体德国人民：问问你能为扩大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消灭犹太人问题做些什么。
一个象征最恶劣资本主义的工厂老板会对工人说：别问你的公司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公司做什么。

这一“问问你能做什么”中存在的价值判断缺位让人感到震惊。同时，它也深深的暗含着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认为人向善，学生的素质是足够高的，能给“问问你能做什么”后面填上正确的内容。

即便如此，我们看到，“正确”的内容也是不存在的。人的政治价值观是不同的。有民族主义者，有世界主义者，有宗教主义者，有其他的社群主义者，有维护阶级利益者，有维护家庭及个人利益者，都是不一样的。与其号召简单的行动主义，不如去号召年轻的学生对更为根本的伦理问题与政治追求进行思考。
本人对肯尼迪学院有很多看法，尤其是对学校经营管理方面有看法。将在今后陆续写出。

March 15
Samantha Power辱骂Hilary为恶魔事件

前几天，“HKS”教授、Obama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Samantha Power因为在推销自己一本新书的旅行中对Hilary Clinton进行了诸多负面评价，包括称她为“恶魔”，还有爆了很多和Obama官方口径不一的政策内情，比方说什么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不过是一种最佳情况下的打算”，言下之意Obama都是放飞机，并谈不上会做出什么真正的承诺。次日Power就为这些言论道歉——尤其是对Hilary Clinton道歉，说她如何如何尊重Hilary云云，很后悔她自己说的话，然后从Obama阵营中辞职。

我对此的看法基本就是幸灾乐祸的。这个Power就是KSG（”HKS”)的教授，我的几个朋友还和她有所接触，都不太喜欢她。这个Samantha Power是1970年生的，非常年轻，综观简历，就是个记者和专栏写手，连博士文凭都没有（拿了个JD，属于职业学位，在美国属于首个、最低级的法律学位，不属于我们说的博士），她应该是很聪明的，凭其一个报道得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她成了国际人权和种族清洗问题的“专家”。本人受过一定量的系统社科训练，虽然不多，但基本有了一点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也见过不少专家和学者。对于这种出身和背景的人基本是有所保留的。最为奇怪的是，这个人如此年轻，一方面没有任何象样的学术训练，又没有什么真正象样的实践经验，居然在KSG拿了个正职教授的职称，实在颇为让人吃惊。这个人在学校内自我感觉很好，行事张扬，说话时常让人感觉不经大脑。上其学校个人主页一看，所有发表的文章全是报纸杂志之类的（典型的专栏写手，”公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学校干什么要聘用这种轻浮、不成熟、未经受过任何考验的人做教授，这都什么用人标准？

再稍加研究，此人的派性也是非常强的，属于最为死硬的自由左派、民主党。她爱鼓吹自己和Obama关系多好，在媒体访谈上说OBama深夜给她发短信之类的。Obama还用她做高级外交政策顾问。Power这人属于强硬的人道主义干预派，即认为一国出现种族清洗之类的问题，其他国家（如美国）有道德义务干预，采用必要的手段。这类人其实和新保守主义者有神似之处。后者关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核心价值，前者关心的是以自己的价值为前提，在他国内政中出现严重道义问题时进行干预，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愿意以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为手段，以侵犯他国主权为前提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Power的问题倒不在于其价值观有什么严重的错误，而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毫无经验以及幼稚。就这么一个记者报道出身的，如此年轻的，没有任何相关从业经验的写手就能充当Obama——一个潜在的美国总统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实在让我非常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担心。

Power在各种场合行事，比方说接受媒体采访，说话都属于我们说的不经大脑类型的，想什么说什么，持才傲物，自以为很厉害，无处不显示出不成熟与轻浮。这次她形容希拉里为恶魔算是碰饿一个大钉子。本来她有希望担任一个什么要职，至少现在看来要暂时搁浅了。她得罪了希拉里势力的人，因此赶忙道歉赔不是，恨不得立即发誓重新做人。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当然，Power如果吸取经验，重新做人，也不是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她还年轻。这样的卷土重来的例子也有不少。
但是基本上这类人我就很讨厌。

我的一个朋友还碰过她的钉子。那是去年春季练习的时候——锻炼写一个什么政策policy memo（这个也很搞笑，KSG成天就训练这个，我以后再写）——要由春季练习的导师给评语。我的同学写了半天政策建议，Power看了后傲慢地写了几个评价，全是关于句子语法之类的，还反复说，“你要把这个文章缩减，减短到能在30秒内让议员（我们policy memo的假想读者）看明白。”作为导师的她，写的全部评语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关乎文章的实际内容的，全是关于形式的。简直像小学生改作业。我的这个朋友很生气，写信批评老师，还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了你的简历，你以前就是搞文字表达出身的，没看出有什么分析能力。”“你们成天就叫我们要把如此复杂的政策问题写成30秒就能看懂的东西——任何一个好的政治家至少会再花一分钟把这样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不要成天训练我们写简报。建立，作为国际学生的我们会坐到你们美国人谈判桌的对面；我们精通的是本国语言的写作，而用不着跟学你们这套给美国政治家写简报的东西。”这个同学被激了，很生气，写的语言很激烈。Power当然是根本不鸟之，这个人如此傲慢，认为只有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Samathan Power为人就这样。这次在英国推销她自己的书，广泛接受访谈，说话没遮拦，发表了一系列不适合发表的言论，结果铸成了大错。媒体广泛评价此人太嫩，不懂政治，并籍此怀疑Obama的选人——这就是他的“新政治”？至于她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等着看。她揭露的这一番“内幕”一定会为McCain在大选时拿来利用的。

奇观: 哈佛中国评论 (Harvard China Review)
Harvard China Review (哈佛中国评论)实在是一个奇观。该组织为正式注册的哈佛学生活动组织，并冠有哈佛字样。近年来，哈佛大学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政策，限制校内外各种社团组织利用“哈佛”的名字谋求商业或其他利润，因此，新的社团也不容易注册申请，带有哈佛字样的组织也更有商业、文化价值。

哈佛中国评论的历史不详，大致是十多年前一位哈佛中国学生建立的。初衷就是搞一个平台，开展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活动，比如论坛、杂志等。一段时间内，Harvard China Review (HRC)的论坛哈官方刊物（即叫Harvard China Review)也搞得不错，建立了一些知名度。

然而，近年来，HCR越发变味，首先是核心人员逐渐被校外人士占领（用本人一直以来的话，是为校外人士所“劫持”），主要是大波士顿地区的几所学校，包括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College等。哈佛的人员越发边缘化。其次是其论坛的内容越来越狭隘，由一个主旨和趣味较广的并有学术和知识性特点的活动，逐渐转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性论坛，来参加的人中有大量是来拉关系找工作的——和一般的商业性论坛没什么区别。

本年度的HCR论坛的信息似乎刚刚对外公布，组织者还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Event。其网站也增加了信息（http://harvardchina.org/conference/conf2008/conference.html)。

通过facebok我们了解了一下其组织人员——发现绝大多数人员都来自Wellesley College，还有部分来自Boston University及Boston Colllege，暂未看到一个和哈佛有关的。这个活动怎么不改名为Wellesley China Review或BU China Review啊？当然不能改名，因为他们需要利用Harvard的知名度。其次，活动时间居然安排在3月29日——这期间恰好是哈佛大学的春假，绝大多数学生都出游在外，尤其是目前已到3月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有了具体的旅游计划。这个时间选择就能显示出组织者都是来自外校的，甚至连基本的可行性调查都没有做。论坛当然仍然要在哈佛大学的校园举办——否则的话该项目就和哈佛脱去最后一点关系了（这个场地安排只需要和提供场地的机构（比如一个什么研究所）协调租用一下就可以，不代表哈佛大学的任何官方立场）。

活动的性质完全可以预见了：一群非哈佛大学的学生和职业人士打着哈佛的旗号搞了这么一个商业性的论坛；来参观这个活动的基本也将是哈佛以外的学生或职业人士（这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使是哈佛商学院、法学院及政府学院三校合办的亚洲商业论坛，其参加者也大致为校外人士），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能和做演讲的嘉宾拉关系。至于来做演讲的社会名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为活动的“哈佛”名字所吸引才慕名而来，对活动及组织的性质并无认识。因此，最后，在一天的时间里，一大群人因不同的动机与目的，打着哈佛的旗号，集合在哈佛大学里一起从事一项活动，并各自为其与哈佛建立的联系而感到高兴。
实在是一场闹剧。当然也可以将之作为一种特别的奇观加以欣赏。

两天忙碌！

上午陪同领导到康州（Connecticut）州府Hartford，路上李昌钰等来接，一路警车开队前往州政府。他是神探，前任的康州警卫厅厅长。李氏介绍我们见州长与副州长。州长是个女的，Jodi Rell，共和党人。聊的以外交辞令为主。拿了一些小礼品。州政府大厦很豪华，很漂亮。看来每个州的州政府都是很漂亮的。中午和李昌钰等去吃法国餐，该餐厅提供据说全康州乃至全新英格兰最好的商务午餐。我吃的以海鲜为主。还不错。其中头盘里面有一个小鸡球让人印象深刻。很精致。甜点中有一个湿的水化的巧克力，很好吃。各种糕点都很好。

李昌钰人很精神，很像神探，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社交极其主动、活跃，属于社交家、社会活动家。他说：“你有了我的名片，有了我的联系方式，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就可以！”而且还主动签名送书。他说中宣部要拍一个关于他的片子，三四十集，正在找演员。New Haven大学对他很好，给他办了一个李昌钰中心，搞法医鉴别。国内山东的公安系统来了一批干部，跟他进行培训。他的案子很多，随便讲了几个都很厉害。他还讲了陈水扁被刺案，

下午回波士顿，晚上在Back Bay的一个叫Mistral的法国餐厅和张永和夫妇等吃晚饭。餐厅很好，菜非常好。推荐了Harvard Film Archive。晚上乘地铁回家。

次日中午进行谈判课练习案例设计作业的讨论，同组的两个日本人一个台湾人一个我。设计了一些方案，不过有点复杂；之后访问了Elaine Karmack教授。该教授是搞政治的，仍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任职，93-97年在白宫（克林顿政府），后来来了肯尼迪学院，2001年又去帮助Gore竞选，不过落败。她对美国党派政治最为熟悉，另外在克林顿时期搞过联邦政府革新。晚上继续讨论和小组讨论案例设计。我们的题目是朝核六方会谈。设计好的案例应可供四到五名学员练习，并从中学习到谈判的一写要旨。

晚回家完成房地产开发的一个作业，把各种假设解释了一下，写成文；另外给谈判课写了一个一页的memo。目前的案例是加拿大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的谈判。

前几天上KSG的谈判课，讲一个商学院的案例，编号801-421，题为《Charlene Barshefsky》。原来是讲1995-6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事。Barshefsky（巴舍夫斯基）即为当时的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同中国进行谈判。

该案例以Charlene Barshefsky为标题，自然是讲她的成功事迹。这个案例我看了，大致内容如下：美国政府在1995年时对中国知识产权状况非常不满意，因为当时中国出口大量的盗版光碟，给美国知识产权产业造成价值了20多个亿美元的损失（当时中国国内光盘消费市场还不大，盗版产品因此远销海外，不但在亚洲地区销售，还远抵加拿大，危及了美国知识产权业在这些国家的市场。因此，美国人非常着急，希望和中国谈判。巴舍夫斯基是个强悍的谈判家。案例中专门描述她在当年如何成功地同日本的通商产业省谈判（这里有很大一段关于日本通商产业省及官僚的内容，让数个日本学生看了觉得很不满，认为并未客观论述事实）。后来，她又任美国贸易总代表，负责与中国方面的谈判（我们知道，后来她还代表美国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后谈判）。

案例中的叙述如下：克林顿上台不久后，即希望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行制裁，以迫使其改进其人权状况。此举一方面使中国政府强烈愤怒，并且采取蔑视的战略来对抗；而在美国国内，大量在中国有业务、希望开拓中国市场的企业与利益/压力团体对国会展开了游说。绝大多数人相信，取消最惠国待遇待遇对美国亦将是一个伤害，同时把政治问题同经贸问题相结合毫无道理。最后，国会否决了克林顿这一提案。此举使克林顿政府大失颜面，并在中美关系上极其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迫使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让步呢？

我觉得这个案例在描述Barshefsky如何在美国国内赢得支持上，是写得比较好的。作者是美国人，毕竟了解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政策决策过程极其复杂，会受社会各部门各种各样的集团所影响。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就需分析考量各种有利、不利因素，决定自己的战略，取得社会各团体的支持，以执行自己的政策，实现政策目标。

案例的这一段写得比较有趣。Barshefsky有技巧、有战略地获得了各种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中立了另一部分的团体，以推行其政策。她选择的对华政策是，以美国的301贸易法案为基础，威胁对中国实行惩罚性贸易制裁，以对其知识产权方面的侵权实施报复。Barshefsky将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设定贸易问题，动用美国贸易法案，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制裁，这样比较容易获得美国人的接受。其时，克林顿政府在各个政策面上动辄使用贸易制裁进行威胁，但很多时候只是吓唬一下，逐渐被许多国家发现，越来越难相信贸易制裁的可能性。Barshefsky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要对华进行制裁，必须在美国国内建立一个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阵营。否则，任何一个团体对政策进行反对游说，就会影响其政治上的可持续性。这样，中国也就“不会相信美国的制裁是来真的”，威胁也就没有效力了。

Barshefsky统一战线的办法：
（1） 先在知识产权业界内建立联盟。过去，主要是电影、音像产业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游说，软件业参与很少。软件业认为，盗版未必全是坏事，因为盗版不花一分钱，即能帮助它们建立市场，使自己的产品成为标准。Barshefsky游说这些产业，将他们加入到知识产权产业集团。
（2） 游说美国产业界。这里说的美国产业界主要是（非知识产权类的）大公司。许多的大公司在中国都已有了相当利益，并且渴望进一步打入中国市场，不希望搞什么制裁，破坏中美经贸关系。像中美商会这样的团体，是推促中美经贸关系极其有力的游说团体，能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对华贸易决策。Barshefsky最害怕的是他们的反对。她游说这些商业，如果在中国推进知识产权，在经济领域促进中国尊重国际通行惯例及自身的法制，长远来看对所有的在华美国公司都有帮助。美国产业界虽没有公开支持Barshefsky，但对她的政策采取了默默支持的态度（至少在短期内）。
（3） 游说美国其他的政策团体：这些包括国家安全政策团体（关心国际关系、区域安全、反恐等问题）、人权及人道主义团体、环抱组织等。这些团体认为，盗版光碟在中美关系中是一个比较次要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议题，不是什么主要矛盾。美国应该利用自己有限的谈判资本推进更重要的议题，而不是在几个盗版光碟的问题上和中国开战。Barshefsky游说这些团体的办法是，把推进中国知识产权问题说成是一个“推动中国法治”的问题。其逻辑是，不妨把此议题看做一个实验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推进中国在这方面的法治，那么将来也可以用来类似的办法推进中国其他方面的法治。她的这个解释读这些团体而言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要么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要么将他们中立化。
（4） 然后，要说服美国公众。Barshefsky把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解释曾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而美国公众也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是极端科技、高附加值、知识产权方面的产品。根据这种逻辑，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是一种不公平的经济贸易行为，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同时，公众能够接受以贸易制裁的手段解决不公平贸易的问题。
（5） 最后，说服美国政府与国会。据案例分析，克林顿政府在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上吃了败仗，真希望寻找机会重新取得美中关系的主动权，并对外显示其强硬的对华态度。此一贸易制裁行动恰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国会。国会也希望找一个机会对中国强硬一下，尤其是对待不公贸易或者美中贸易逆差这样的问题上。且Barshefsky既已获得了选民/公众的支持，也就没有了什么政治风险，因此可以大胆支持。
（6） Barshefsky同时中立了像欧盟、日本这样的其他国家。其逻辑是，中国要加入世贸，就要好好保护知识产权。否则的话，将发给其他世贸成员国负面的信号，增加其入世、融入国际贸易体制的难度。

与当初克林顿政府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遭到美国国内各部门强烈反对不同的是，Barshefsky的这一提案在国内没有遭到什么反对（中立了大多的力量，并得到了关键力量的支持）。因此，在Barshefsky看来，此种情况下出台的贸易政策，就必将使中国人相信不是闹着玩的了。

这一案例的这一部分应该说写得比较好，让我们了解了美国国内政策制订异常复杂的互动与进程。

然而，在与中国谈判的方面，写得就比较一般了，而且有不少方面还相当差。当时的历史情况大致如下：Barshefsky前往中国，经过反复的谈判，终于出台了一个有具体内容、措施的关于中国如何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协议。美国称要在半年内看中国在落实方面的进展情况。后来，美国人发现其要求中国关闭的盗版光盘工厂并未关闭，且在95年底达到了历史高点——7500万张的产量。美国人很生气，因无法要求中国关闭这些工厂。美国又提出301贸易法案，开出了报复性制裁清单，要求中国推进执法。Barshefsky发现知识产权的执法大多在地方政府，且当地官员可能在盗版产业中还有受益，因此便饶过北京的中央政府，直接同盗版出口重镇广东的官员谈判（使中央政府非常不悦），并威胁要制裁广东的纺织品产业，使当地官员十分不安。案例中提及，中国一开始否认存在美国指定的工厂，后来又予以承认，但称有的工厂为部队经营，因此地方难以干预。美国人认为此为借口。使96年春，江泽民又邀请Barshefsky会面，遭到Barshefsky拒绝。Barshefsky自己的论证是，当时国会已开始走贸易制裁提案的程序，望不如出台，她“不想见了江主席后又提出制裁，将是大的失敬”。

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的粗糙，基本没有太都的内容，最终草草收场：96年春夏之交时，中美达成了协议，美国受会了制裁清单。“在今后两年中，中国关闭了近七十家盗版工厂，并使盗版出口降至大约为零。”“不过，问题从盗版出口，转移到了中国的国内零售市场。要全面解决中国知识产权执法问题还需时日。”案例给人的整体感觉是，Barshefsky在美国国内搞了一个统一战线，团结和中立了大多数人，搞了一个可信的贸易制裁，并在谈判桌上使用了一些策略，即实现了成功的谈判。

在与中国的谈判方面，案例写得非常差。我认为有以下几大缺点。

一、 案例的主要缺点是忽略了当时谈判的许多重要细节、对国际政治背景交代也极其有限。中美谈判中的很多因素地缘政治，结果也很大取决于这些因素。该案例对这些几乎只字未提，将知识产权视为一个孤立的议题。
二、 研究工作非常的差：用的基本为公共媒体上的报道材料，连访谈都很少。中国方面则没有访谈任何人。
三、 强烈的美国视角。这里说的美国视角并不是说美国利益出发。美国人写的案例，当然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美国视角指的是看问题的方式：都是以美国人的方式去理解中国，许多方面凸现出文化隔阂，及美国人对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的无知。此种无知是结构性的，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四、 竭力夸大Barshefsky谈判的效果及其对谈判结果的作用。该案例似试图将96年中美谈判说成是一个对美国而言极其成功的例子，同时片面夸大Barshefsky的个人作用（从案例的标题《Charlene Barshefsky》便一目了然。而且，案例的选择的都是正面材料，连美国国内对Barshefsky谈判的负面评价都没有选用，完全是一边倒的。

课堂上，我做了两个发言。

第一是个要回答的问题是，谈判之前，存在什么样的不利于谈判的隔阂。我提出的是存在强烈的文化、制度隔阂及认知偏见。有多个例子，一是美国和中国的关键分歧其实不是是不是搞知识产权的问题，而是在多长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过程的问题。双方的理解不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是逐步的，要形成知识产权观需要时日。逐步的，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社会即会越发尊重知识产权。但中国亦做出了相当的努力，比如在几年内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健全之一的知识产权法，但执行较差，因行政、执法、公民意识方面都远远跟不上。中国对美国不满在于美国不对中国做出的努力做出认可，而是不断地对中国采取苛刻的要求，“你们总埋怨我们做得不够，但是我们已做了很多，你们为何只字不提”。美国人总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并不认识知识产权有什么重要性。该案例中处处带有炫耀性地提及Barshefsky如何在中国“教育”中国对口部门的官员，将之视为一个成功的战略：“推进知识产权对你们也是有利的！”这一说法好像表现了Barshefsky的谈判技巧以及超凡的关怀。内中流露的却是主观认为中国人实际根本不懂这一问题，还处在不文明人的状态。

因此，美国方面不理解中国人对此一问题的认识，而中国方面亦会丧失对美方的信任。更甚者，中国还会认为美国在推行帝国主义，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强大推行其外交与对外经贸政策，动辄使用制裁以进行威胁。这些对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合作都没有积极作用。另外，中美体制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很多人对中国政府有一种错误估计，即认为中国政府在其国内极其强大，是一个全能性的掌握极大量资源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只要想做一件什么事，即可以一夜之间完成，从建立超级水库到送卫星上天。只要中国政府想办的，就没有办不到的；因此，中国政府只要表现出在执行一个政策上有什么困难就肯定没有诚意或者在进行欺骗。这些美国人看不到中国政府在许多政策与议题中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考虑情况的多变性、复杂性，不考虑在完成一个政策目标时可能遇到的阻力、成本，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就政策进行优先侧重的选择。总之，他们把情况想得过于简单。比方说前述提及的一个省内部队经营工厂，地方政府难以干预一事，美国人可能觉得很难理解，觉得中国在玩花招。

事实上，这种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总之，由于双方文化、制度上的差异，互相难以理解和沟通。这种隔阂是双向的。中国和西方产自完全不同的文化、哲学、法律传统，对知识与信息的看法并不一致。

以上是对我发言的回忆与发挥，原来没有那么长。我发言后，一个韩国同学也发言了。他说推进知识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韩国也进行了几十年，至今也很容易在韩国买到盗版，且普通人观念中并没有什么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东亚社会毕竟是不同的。此一发言补充了我所说的中西差异，并给出了一个好的例证。

另外，教授提及Barshefsky拒绝江泽民会见的“战略”，认为是成功的。几个美国人也做了类似的分析。我举手发言，以下为我讲的内容：

我认为拒绝接受江泽民的接见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这完全是处于对东亚社会不理解的结果。在中国，为领导人所接见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而拒绝其接见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失礼。我们这个案例老是说Barshefsky了解如何给谈判对象“留脸面”、“留后路”，这时候，你作为一个部门官员，拒绝对方国家首脑的接见，难道不是不给对方面子，在对方脸上打耳光么。我补充说，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希望表现慷慨大方、表现自己有权威、能力的。江的接见可能是一个机会，使中美谈判取得一个意外的突破。他并不会谈具体的议程，但他的接见可能会使今后的谈判变得更为顺利。

（之前，和韩国同学讨论时他也提到，与朝鲜谈判时往往如此，和一个军事部门的官员谈判往往极其困难，在一些小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但如果一个将军来了，很多问题可能迎刃而解。将军一方面有可能刻意表现得慷慨，以展示权威，另一方面，比其具体部门的小官员，亦可能有更广泛的视野，考虑更广泛的议题。而具体部门的小官员考虑的问题只能更狭隘，同时要对这些他负责的具体问题承担责任、风险）

案例中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完全不谈当时的中美关系。95-96年是中美关系极不平坦的一年，尤其是96年3月，恰恰是在中美知识产权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候，出现了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更派遣两个航母舰队到台湾海峡，中美关系跌到多年以来的最低谷。此一事件之后不久，中美即有意向改善关系。双方进行了许多高层对话、交流，并迅速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包括贸易、环境保护、核不扩散等多个议题。次年秋（1997），江泽民访美，成为自85年以来首为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此一系列重大中美关系互动，是当时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大背景，而案例居然只字不谈。江则民在96年夏提议接见Barshefsky，亦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下。中国希望改善对美关系有多种地缘政治考虑，其中也包括台湾问题。因此，应该说，知识产权谈判上的突破（包括双方解除贸易制裁威胁及中国在美国要求下关闭盗版光盘厂等）是中美关系整体发展的结果之一。这里，要看到全竞赛，不应片面夸大Barshefsky本人的作用。

之后，一个日本学生（恰好是经济产业省的官僚）亦对案例提出批评，他说，94年，美、欧盟、日本即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协议。美国当时单边地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并未充分征求这些协议国的意见，这些国家是有意见的，文章只字未提。

此一商学院案例主要讲的是谈判技巧。教授没有想到，对谈判战略的探讨，转移到了对案例本身的批判上。这恐怕是不多见的。他不断地强调，我们主要是从案例中了解教学点，而这些商学院案例并不是什么学术文章，它并不经过同行评议，它并不反映历史全貌，只是一面之辞……。

下课后，我又和日本同学补充到，案例甚至未提及，在Barshefsky在认定中国不能满足美国要求，重新提出贸易制裁时，中国对美国提出了同等数额的反报复制裁清单，中美即将出现贸易战。对此，案例浸竟然只字未题。如果中美真的开始相互制裁的贸易战，短期冲突无法消解，那么Barshefsky在国内的支持会迅速消失，白宫和业界都不会支持她。贸易制裁的办法究竟是否可行，效果如何，案例并没有给出客观全面的分析。

最后，一查作者，主作者是一个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官员；第二作者是一个商学院的谈判专家。我对第一作者的评价是，一缺乏学术训练；二不懂国际政治只懂自己部门政策；三也要为自己的部门和自己的经历赚取资本，因此夸大其功绩。对第二作者的评价是：是谈判学专家，这没有问题，但是不懂中美关系，不懂中国，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理论为前者利用、服务了一下。

最后，我对此一案例的总结如下。

一、 此一案例改变了我对哈佛商学院案例的看法。哈佛商学院有大量的资源，进行大量的投入，由许多团队写出了许多的案例。但并不是每一个案例都是优秀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没有经过充分研究写成的，片面性很明显，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由于商学院（及其他职业学院）职业训练的需要，似乎可以容忍这种低于议案的严肃学术水准的教材的出现，因为其判定教材好坏的标准本非学术。
二、 完全根据教学的需求来写案例教材是否恰当？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教学点很清晰，比如Barshefsky在国内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样写案例容易帮助我们学习战略，但它对历史与事实的叙述是有强烈的选择性的、目的性的，看什么东西符合此一战略，就写进来，最终为了说明某一问题。这样的写法显然就和客观性关系不大了。商学院的案例有的是比较全面的，只是这一案例写得比较差而已。
三、 美国职业学院使用的涉及中国的案例：案例中显示出的是美国人对中国乃至东亚相当的不了解，非常无知。有趣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日、韩的学生看完这一案例后都有同样的感想。

对于案例的具体内容的思考：

一、 美国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确实很有意思，上上下下干扰的因素实在太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盘皆失。比如没有处理好媒体关系，导致媒体误报或乱报你的政策，使公众起来反对；或者几个强大的游说团体的游说；或者受制与选举政治家的政治需要。美国人要统一战线实在非常困难。加之其决策政策过程比较透明，外界有很多影响它的渠道，甚至都可以为外国（如中国）所利用，从内部颠覆之。
二、 中美制度完全不一，比如美国联邦政府贸易代表这个部门，就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部门。和白宫、国会的关系都很微妙。它到中国来谈判，谈的就是自己的议题。这里，部门利益很明显。一个部门对外谈判，需要自行制定全盘战略，整合资源。它在谈判中所能考虑的也只能是自己所辖政策范围的议题。中国则是中心化的。像中美知识产权这样的问题，可以包括到整个中美关系的一篮子政策中，作为一个与其他政策议题相关联的议题进行统筹考虑。领导人更有可能同时考虑并影响多个议题，在这个议题上有失，在那个议题上有得。江泽民会见Barshefsky，江思考的恐怕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东亚区域安全。而Barshefsky考虑的就是关掉几个工厂。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更为中心化体制似更有利于统筹分析，尽可能最大化国家在外交上的利益。

最近很忙，忙坏了。还好不用做recruitment，否则更忙，忙透顶。其他的学生会忙成什么样呢？不可想象。目前要做好多个课业。谈判课——同一个台湾同学和两个日本同学合作。题目还没想好。我提议做朝核问题，其中一个人说好。房地产——同五个同学一个课业。五个人背景各异。两个mid-career MPA（一个美国人一个挪威人），两个MIT的城市规划学生，一个哈佛商学院MBA。题目为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我负责酒店部分，目前还没太多头绪。另外要做PAE（毕业政策练习），同一个同学一起为一个省级领导做，题目为政府职能转型，据导师说，题目太宽泛，不合这里PAE的要求，要具体化。这个还要跟领导（我们饿客户）谈一谈。同时要做助研，目前的题目是主席死后到94年间的重大政策政治论证。用excel spreadsheet做小资料库，现在刚刚写完79年理论务虚会部分。另外要看好多阅读。还要做一门国际资本市场课的期中考，以及谈判课的一个memo（已写完）。下周谈判课的案例为商学院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1996年），略看了一下，基本从美国的角度写的，有不少缺陷。

另外学生会有各种杂事，很多的事，乱七八糟。今年搞的活动不少，中国之旅、亚洲商业论坛、学生课程评估、中日韩学生活动、中秋与春节party、中国沙龙等等，各种事情一大堆。

一好友每日在做recruitment，很辛苦，不过已过了DB、MS和Bain Capital的首轮面试。第二年的学生很辛苦。另一个第一年朋友欲申请投行的日本office实习，亦给予了一些帮助。第一年的学生切不可放松，暑假有决定性作用。

前几天去Wellesley玩，挺漂亮，照了些相。

今天听了美国SEC的主席Christopher Cox将监管。主要是将在国内国外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及主权财富基金大量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新趋势之下SEC的态度。如何监管，如何保护（个人）投资者等等。

昨天晚上Obama在Boston拜票，没去看，上次看过了，

肯尼迪政府学院核心学位课程MPP

MPP (Master in Public Policy)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KSG)的核心学位课程（相当于商学院的MBA及法学院的JD），学生占据学校总人数将近一半。[其他课程包括MPA、MPA/ID（即国际发展学位，挂在MPA名下）、Mid-Career MPA（一年制）]

MPP可以说是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教育与训练的基本模式。

人数：每年250人左右。
学期：2年
课程结构：必修十门，选修八门
学生背景：
- 国际学生 约30%
- 美国学生中有色人种 30%
- 工作经验：3年
- 平均年龄：25
- 男女性别比：1:1
毕业去向：1/3 私营部门, 1/3 民间组织/NGO，1/3政府及政府组织

核心课程：

1.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ublic Action （应用伦理学）

该课程主要是关于公共政策决策以及公职人员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所以属于一种应用伦理学。任何一个公共政策决策与公共管理行为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大量的利益，乃至伦理冲突；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或政治家，也需要承担特别的职责与义务。肯尼迪学院相当看重伦理问题，这个课在时间和内容上强度都较大，讲课是理论结合实际，一些简单的经典阅读，配合大量的具体问题与案例。

点评：这个课为从来没学过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人提供了一个入门的机会，有利于学习一些问题分析框架。缺点：不少学生认为整个课程应用性不强，学术味过浓，另外美国中心主义、自由派倾向严重。很多人建议对该课进行改革。

2. Economic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该课分入门级及进阶级两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应用经济学，内容包括很广，从微观、宏观，具体的一些经济学分科，如公共政策、税务、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等都有涉及。

入门级（课程名称为Markets and Market Failure）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为从来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讲一些比较应用的经济学理论。其中，重点是政策角度，讲市场什么时候会失灵，政府什么时候介入。若能通过免修考试，这个部分可以免修。

进阶级：仍然是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不过内容更深入。包含的主题有：收益成本分析；市场以外收益与成本的经济计算；税收政策、效率、平等与再分配；社会保障体制；国际贸易；国际债务问题；私有化分析。

点评：该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应用经济学训练，对相当一部分领域的公共政策有了经济学上的认识。缺点：经济理论的东西太多，应用性仍然不强，特别是高级班内基本是强调数学解题，仍然是学术型的训练，不适合职业培训的要求。课程应该改为案例教学。

3．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Methods and Empirical Methods
（经济计量学）

这个部分亦分入门与进阶两级，前者可以免修（要通过考试）。这个课就是一个统计学、计量学课程，教授基本的社科实证研究方法。

点评：这个课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学，为即将从事政策分析的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方法学框架与基础。缺点：大多数KSG的毕业生认为，实用价值不大。

4.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Advocacy （政治交流与动员）

这个部分又分两个具体的课，可选其一。一个是政治交流(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一个是政治动员(Political Advocacy)。其中政治交流的影响较大，较受欢迎。政治交流课由Marie Danziger，就是教授各种不同场合下的演讲与沟通技能。学生会有三次的演讲机会，被录像、评分。Danziger教授的“交流的艺术(Art of Communication)”亦是KSG的著名课程。

点评：这是KSG的比较经典的“忽悠”型课程中的核心部分之一。在美国社会，演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5. Politics （政治体系）

这个部分可以二选一，一个是美国政治，一个是比较政治。前者由著名教授Thomas Patterson教授，主要面对希望在美国发展或对美国有兴趣的；比较政治主要面对国际学生，或者想了解其他国家情况的美国学生。该课有免修考试。

美国政治方面，主题分为政治文化、国会、总统、利益集团、媒体等数大部分。期末考试是对一个课题进行研究，然后对一个假象的政治家做一个政策汇报，并呈递一个政策memo。政策汇报时要着正装参加，并被录像。

点评：通过上这个课，学生可以对政治与政府体系有一个不错的认识。对于公共政策学生来说，侧重点是了解政治对政策的影响：作为政策制订者或建议者，如何把握政治这种东西，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中推进自己的政策。

6. Leadership （领导力）

由著名学者，前KSG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及Hannah Bowles教授。这个课基本是理论为主，按照主题，跨学科地综述政治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等等领域关于领导力的分析与观点。同时，授课方式是一周两堂，一堂理论，一堂案例。

点评：这个课程主要还是理论和学术型的，它可以帮助你去分析、归纳、理解leadership:什么是好的leadership? 什么是不好的？需要什么素质？有什么具体类型的leadership。种种问题。它能给你提供一个很不错的认识框架。当然，这种切入方式并不能使学生因此具备leadership的素质。

7.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Public and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公共与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与会计）

该课程就是会计 + 财务分析。只不过分析对象不是盈利组织，而是非盈利组织。整个内容框架方法基本和盈利组织一致，稍微有点出入而已。会计部分使用的是哈佛商学院的会计教程。财务分析则使用数个实际案例。

点评：管理一个公共组织或NGO，不了解财务是不行的。学过这个课程，学生可以掌握会计尝试、财务（报表）的分析。

8.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公共组织的战略管理)

该课由著名教授Peter Zimmerman讲授，完全为案例教学，是KSG的著名课程，对MPP学生专门开放。每次上课，要求学生在课前阅读一篇案例，并准备辅助阅读。课堂期间基本为课堂讨论。该课包括了KSG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一些著名管理类案例。主题包括四大部分：战略、结构、performance、决策。

9. Spring Exercise (春季练习)

春季练习是MPP第一年学期末的必修课程。其实不是一个“课程”，而是一个项目。内容是在两周内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政策课题。该练习的宗旨是，让所有的MPP学生把第一年学到的所有课程总和起来加以实际运用。在练习中，学生会被发放近1000页的有关该政策问题的资料，任务有两个，第一个由个人完成，对假象的两个参议员完成一个policy memo，对当前的政策问题进行简洁扼要的分析。第二个是小组完成。学生被随机分为5人一组的小组，集体完成一个课题。课题一般为对一个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问题提出一个分析建议。今年的课题为对美国药品监督局的内部改革提出分析建议。具体内容比较类似咨询公司的工作：先阅读材料，分析课题，然后一起完成三个子任务：一个职业水准要求的25页的briefing book（汇报手册），一个职业要求的presentation/briefing，以及presentation要使用的powerpoint。学生将分工完成该任务。

今年，在最后进行briefing时，由一个校方高级领导模拟FDA的局长听取汇报。学生需要着正装参加。过程被录像。

10. Policy Analysis Exercise —— PAE（政策分析练习）

第一年的春季练习只是模拟练习，而第二年春季的PAE就是实地练习。学生需要找一个真实的组织/机构，就一个真实的问题提出一个该组织机构有可能具体实施的政策建议。简单地说，就是帮一个真实的客户提供一个咨询或建议。学生需演示内容，并呈递40页的汇报。任务可独立完成，或两人一组。

这个课业要求学生充分地在实际中运用入学以来在KSG学到的知识。

其他：专修政策领域(Policy Area Concentration，PAC)

MPP课程要求学生对某一个政策领域有更集中的认识。当然，所谓的PAC也只需要选三门课即可达到，并不能说有很强的专业型。KSG开的课都被按照政策领域分类。

当前的政策领域包括：
- 商业与政府政策
- 犯罪与司法正义
- 环境与自然资源
- 医疗卫生政策
- 住房、城市发展与交通
- 人力资源、劳动力与教育
- 国际安全与政治经济学
- 国际贸易与金融
- 非盈利部门
- 政治主张与领导力
- 政治与经济发展
- 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
- 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

除此以外，学生可自由选课。（可垮学院、垮学校选课）

MPP点评：MPP整个课程设计的结构性非常强，内容包罗万象，即注重经济与政策的实证分析，又注重组织管理、战略管理，还重视领导力与沟通交流，应该说在整体的平衡上，把握得很不错。整个课程，可以说代表了肯尼迪政府学院认为一个理想的公共政策与管理人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如果认真学习，学生对公共政策与管理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认识。一些学生在入学期间不满意，但在上完整体结构性颇强的全部课程后，又对学位课程更加满意。当然，最后一步，还是要看各自在就业市场上是否吃香，找工作是否顺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