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最近比较忙，写BLOG的时间不多，定一个小计划，最近几周要写完以下的内容：

* 温家宝访日：中国新外交及软力量
* 哈佛中日学生交流创议
* 印度Aravind眼科医院的案例
*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战略管理课程总结及案例教学
* 在美国上公共演讲课
* Facebook形式的social networking是否兼容中国文化特性
* 中国公务员人力资源“对外开放”未来展望
* 从全球长远利益看西法利亚式民族国家及民主之弊端
* 民主党及中国

在中国长大的青少年无有不了解正步走的. 正步走是在中国被广泛采用的军事操演的最庄严正式职业化的行进步法. 参加过军训的学生没有不被要求把正步走走好的. 在任何正式的有军事操练表演的活动中,都有正步走的内容. 以一般学校军训之后的操演为例,一般由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操正步走,经过右手边的主席台,同时呼喊口号.(如’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一,二,三,四’,之类).正步走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事. 我们认为,军事化的行进/阅兵/操演/游行,就是应该用正步走.为什么使用正步走呢? 大家可能没有考虑过太多. 可能是因为正步走步伐整齐庄严,脚步一致踏地的声音很震撼,抬腿很高显得美观,诸如此类. 总之,正步走体现的是好看,整齐,庄重严肃,文化上,突出的是强大的纪律性.集体划一性.以及力量感 除此以外,正步走本身大概就不会给我们更多旁的文化联想了.

其实,我们所谓的”正步走”在西方社会是有很强很特殊的文化内涵的. 这就是德国纳粹. 正步走在英语里就叫goose-stepping,鹅步.形象地比喻一个人在用这种方法迈出步伐的姿态,就像是一头鹅在走路. wiki一下,我们可以了解,正步走来自德国统一前的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操练行进时所使用的特殊步伐. 普鲁士军队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最职业化的军队.内部组织等级严密, 是一套典型的高威权体制.军队上下纪律极其严明,效率很高,调动力强,战斗力出众.普鲁士职业军人则素以极强的职业操守和规范而著称.普鲁士得以击败法国,正因为其强大的军队

普鲁士军官出身多为贵族.地位很高, 在国内是领导阶层..德国统一后,普鲁士职业军人继续在德国的军事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把普鲁士军事传统发扬广大.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纳粹德国时代.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有非常强大的陆军. 纳粹德国在军事操演/阅兵式中把普鲁士鹅步(正步走)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通过现代媒体–电影影像–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 德国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森严的纪律,强大的战斗力量以及权威, 以及在强大统一的极权体制下个人对组织的绝对服从,都在他们无与伦比的正步走中体现了出来. 这给世界人民(确切地说,是西方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强烈印象. 加之德国人在欧洲侵略,每成占领一国,都要进行这种阅兵式,展现其军威. 德国陆军在巴黎的正步走阅兵式,已经成了世界历史影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成百上千军人一致高胎腿踏步的景象,难道不是所谓纳粹铁蹄最形象的展示么.

 纳粹德国军队游行

纳粹德国军队阅兵 (从2:45开始看) (正步走经过主席台,集体向右望元首)

因此,正步走就在西方社会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永远和纳粹德国.法西斯,极权等等联系在一起.

此外,19-20世纪的俄国帝国陆军及后来的苏联军队, 以及后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都将普鲁士鹅步引进到军队操练/阅兵式中. 这样一来, 正步走在西方所被赋予的文化概念,正是20世纪初的极权与专制文化与政治.

(鉴于当时德国军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很多德国人到外国帮助军事培训,也有可能把额步带到了更多的国家)

二战后,把普鲁士鹅步发扬广大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如前所述,苏联采用了普鲁士鹅步. 如果上youtube搜索苏联的军事阅兵, (如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就会发现相关录像. 苏联的军事模式影响了很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包括采纳普鲁士鹅步. 东德方面,则对普鲁士鹅步进行了修改,收敛了其夸张的成分, 并且将之改名为操练步.以避讳其和纳粹德国的密切联系.

  苏联阅兵

 1974年苏联阅兵

  1984年苏联阅兵

中国也采用了鹅步,称其为”正步走”.(当然,中国内战连年,军队系统繁多,鹅步有可能更早就进入了中国).

到今天,采用普鲁士鹅步进行军事阅兵的国家已不多见. 在俄罗斯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中,仍有正步操演;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 还有正步操练/阅兵.另外是少数不发达国家,如非洲.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因历史与文化问题,不会把正步走和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 正步走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政治涵义.

可以说,正步走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舶来品遗产.

而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二战后,普鲁士鹅步就又和共产主义体制联系起来了. 我们不难想象对他们来说,鹅/正步走所具备的政治含义. 正因为这些政治内涵, 鹅步并不受欢迎. 在日常生活中, 鹅步经常是被嘲讽的对象.如左下面这幅图,登在经济学人,讽刺小布什及共和党:

下面贴些图和video, 其中包括朝鲜的阅兵. 朝鲜的正步走是最夸张的步走, 行进者步伐飘扬,向上飘动, 看上去十分可笑.没有了普鲁士鹅步沉稳威严的感觉.而是滑稽不堪. 

       朝鲜阅兵

  朝鲜阅兵

  古巴

 俄罗斯     伊朗

 吉尔吉克斯坦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步走应该说是目前最好的鹅步. 今天的西方人看了,可能仍然会觉得有点恐怖.

中国国庆五十周年阅兵

BEST IN THE WORLD!

中国大陆关于blog的翻译乱七八糟，很荒唐。

现在最流行的翻译就是“博客”——这个词我首先觉得很难听，因为“博”这个字我觉得不好听。

其次，很多人把所有和blog有关部门的东西都叫做博客，真可笑：

“我是一个博客(1)，我有一个博客(2)，这是它的地址。我刚刚写了一篇博客(3)。”

以上：

(1)指写blog的人，英文对应的叫blogger。
(2)指的具体的这个blog，也就是整个blog的所有文章和内容的集合。比如说，我拥有一个blog，它在MSN Space上。
(3)指的是blog上的文章，在英文中，一般叫blog entry, diary, comment, article….因为blog已是固定名词，所以你只能post something on your blog

在大陆的日常用语，全是“博客”，除了量词不同以外没有区别。这真好笑！哈哈哈！

按照目前的趋势，是把blog直接翻译成博客。当我们说博客时，更多的时候是在指blog，而非指作者。

博客对应的显然是blogger，或者说author of a blog：blog的作者。而从博客的构词——“—客”来看，更是如此。“—客”一般指的是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比如说，朋客，黑客，台客。这些都是指的人。博客按理说也一样。

如果博客（作者）和博客（作者写作的对象）不分，那怎么区分blogger和blog？ 真可笑。哈哈哈！

更甚的，很多人连blog上面的东西也叫博客了。“我写了一篇博客，你看看。” 应该说，我在我的blog上发表了一篇网志。有的人不舍得“博”这个词，但也发现前面的文字使用确实太荒诞，于是发挥想象力，开始使用“博文”这样的词。以后管blogger是不是应该叫博友？

另外一种翻译就比较清晰了，就是网志。网志这个说法虽然似乎只能用量词来区别blog和blog上面的东西，但是至少能区分blogger和blog。

你总不能说，“我是一个网志。我拥有一个网志”吧？

还有一种就是台湾的，部落客(blogger)和部落格(blog)。这个可以区分作者和对象。

据说张维迎最近在一个改革座谈会上，发表了“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了富人，而不是穷人。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
这个看法引起了一些争议.一方面其引用可能脱离语境,二来鼓吹提高收费这种提法让一般人听起来莫名其妙,怎么能说是为穷人服务呢.

其实道理不复杂,学校要办好就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只能从政府拨款,或者学生交费,或者社会融资. 对于初中级教育,政府可以多出, 而对于高端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甚至就不能出那么多了,因为政府没有那么多钱. 像中国这样的人均水平上不富裕的人口大国不可能慷慨地补助高等教育, 所以大学需要的钱只能通过学费和社会融资来解决.

又要学校搞得好, 又要学生都上得起学,这是个矛盾. 这就是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供给问题,我随便说两句,教育的这个问题, 理论上说,基本上应该如此:

一是搞双轨制,两套系统, 一套公立,一套私立. 公立的学费比较低,由国家财政补贴.属于国家的文教公务/官僚系统下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国有企业.这种教育上的”国有企业”是事业单位,应该是非盈利的, 具有公共福利性质, 公共教育是一个最低的安全保护网,保障公民的机会平等.国家自然要给这些学校财政拨款.

另一套系统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可以随意制定学费.国家不能干预.当然私立学校的运作就要面向市场了,其收费肯定要满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 你学费定高了肯定没有人来. 总之你要找到那个满足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对自己的经营是最有利的. 这个就交给市场管理. 所以学费不可能很高,你到收缴很高的学费的地方是你的自愿.

二是增加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融资途径.一方面可以借助各种捐款(这里各种民间组织可以大有作为),另外发展金融市场.美国的一些学校,比如哈佛大学,现在还直接发放债券,可以筹借很多钱.

欧洲的英国和德国的经验是,基本只有一套公立系统,结构高等教育连年衰退,完全被美国超过.主要问题就是这些机构是”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之外,还在收费上受到国家的行政性限制. 为了拯救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布莱尔去年还是前年搞了一个动议,增加学费(大概是从一千镑一年,增加到三千), 说如果不这么搞, 英国的高等教育是维持不下去的. 必将继续衰退. 英国的左翼当然反对这个看法,认为损害了穷人利益.但经济学家,或者制定长期政策的,一般要看中长线. 说短期内损害了穷人利益, 长期内有助于整个国家, 是可以的. 长短期利益因此就要做一个博弈.代表短期利益的民众政治力量一般比较强. 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一般情况下都难以推进. 因为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德国情况也类似,一要提高学费, 学生就抗议, 实际上他们之前读大学是免费,或者说只要承担极少的成本,绝大多数的成本实际只是机会成本而已,而不是直接的经济成本了. 但是学生也抗议.

显然,这其实是局部的短期的利益,或者考量短期利益的理性,和整体的长期的理性考量,有相冲突的地方.如何平衡这两种利益是个细活,也具有政治性,不是经济学家靠算帐能解决的.

能把握此两种力量的平衡并推进变革的,那就是改革家,

当然,英国和德国的问题是,由于全是公立系统,所以学校清一色提高收费,学生没有选择,只能接受成本的提高. 在心理上,他们感觉自己”没有选择”.

因此我的意见是要尽早完善双轨/公私两套系统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国家尤其需要保障初中等教育, 但是也可以允许私立学校在现有的框架里发展;至于高等教育,属于高端的教育消费,要更加加大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同时也要保障国立的大学(也就是说你不能把大学都私有化了).

学校这种东西,还有个特殊性,就是地域性.一个学校就是一个产品,让消费者来消费,但是学校有地域性, 近水楼台先得月,你里理想学校住得近的,上学成本就低.你住得远的, 上学成本就远. 所以公共经济学里要讲消费这种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 如果你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学校里只有一个私立的学校,或者只有一个公立学校, 和你的选择不一样,你就麻烦了,你到别的地方去找公立或私立学校的成本会更高. 因此大多时候把各种利益算进来后,你的实际的选择不多. 对于中小学来说,这种问题最为严重,10岁的小孩子你总不能让他到北京上海上寄宿学一年放两次假回家吧.对于大学来说问题好点,但是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到外地上学,来回的路费.这些就是成本.

总之,因此健全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资源的建立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摆立场的问题, 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思考,实事求是地去解决的公共政策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缺点是往往考虑经济因素过多,政治因素较少, 对教育卫生这些问题要分外注意.

冤死和吃脑浆的故事

昨天和一个朋友谈话，谈了些历史。文化革命的时候，他在青海的工厂当兵。时公检法大体瘫痪，只有公安系统勉强运转。工厂里的部分工人被组织起来，发给武器，成为民兵组织，维护治安，他就是其中的一员，有时会参加执行任务，这些任务当然是本来应该属于警察的任务。

当时，一个地主出身的青年，在生产队里遭到歧视的对待，当然部分是因为其阶级出身，部分可能因为其他的农村里的宗族或者个人矛盾。这个人被折磨得很厉害，忍无可忍，有一天扬言喊道，要杀了队长。

结果，第二天对长就被谋害了。

公安马上做了调查。先确定这个青年最有杀人动机，然后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索，在后院发现了斧头和镰刀，即被认为是做案工具。动机、工具既然都有了，也马上就判定了此人是“杀人凶手”。

当时即对青年进行公审。当时判决死刑犯，还要进行一翻凌辱。

我的朋友当时就在执行死刑的现场，拿着枪，负责维持纪律。枪决就在离他几米远处进行。执行者是一个转业军人，用步枪在一米外的距离枪击死刑者的头部。死刑者的脑盖当场被打翻。

这本身倒没有什么，因为关于世界各地死刑的执行我们也不是没有听说过。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到死刑现场，当时围观群众的动作才真正让他震惊，给他留下了阴影。他说几个人一待死刑犯被处决，马上围过去掏出事先带来的大饼上去蘸着死者的脑浆吃。我问这些人是什么人，他说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他说，这是死刑过程中真正让他感到恶心和难以接受的。

他说，当时他们几个人拿着枪围成一圈不让群众过来，据说当时有十甚至几百（他的回忆是“几百”）人要上来枪着蘸脑浆吃，场面十分混乱，他们必须在现场维持秩序。我想，这个现场一定十分的恐怖，简直是人间地狱。

在一些地方，人的脑浆确实被当做一种药，或者某种有益身体的精气神的大补的东西。知道有死刑即将执行，信奉者便准备好干粮前往，希望能分到一点吃。这种风俗信仰以前倒也听说过，但听见证过的人讲出来，仍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应该说，这种风俗也是人类风俗中食人(cannibalism)的一种具体形式，尽管目标指向具体的器官。（同理，食用胎盘也被一些人认为是cannibalism的一种形式）

文化革命结束后一些年，突然发现这个青年被冤枉的。原来，当时杀害队长的是对里的会计，他因为贪污公款，被抓住把柄，结果选择杀人灭口。这个案子怎么揭露的呢？原来是这个会计后来做生意，有了些钱，又包养情妇，想换老婆。他的老婆不干，后来两人反目成仇，他老婆揭发了他。最后公安重新调查，发现此人确是凶手。具体细节就不清楚了。

按照这个判决，那个青年就是冤死的了。于是给他重新平反。组织上给他们家做了一点抚慰，发了三千块钱，解决了一个城市户口，找了一个工作，就算交待了。这家人仍然不服，天天到地方法院去拿着牌子示威，这是后话。

http://kgb.mysmth.net

http://jeune.blogbus.com

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Boston的Symphon Hall听音乐会。内容是Bernard Haitink指挥Mahler（马勒）第六交响乐（马六）Tragische（悲剧），Haitink是世界级的超级指挥，古典音乐爱好者自然都很熟悉。马六对我来说则有比较特别的个人意义。马六被一些人评价为一部很私人的作品，因马勒借之以表达一些非常私人的情感。我自己一直觉得马六是马勒交响乐里最好的一部。也有许多评论家以及许多音乐家们这么认为。当然，对普通爱乐者来说，马六也许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一部。几年前，我时常独自一个人在家听马六的第三乐章Andante moderato。一部深沉、悲怆，却又美得出奇的乐章，结尾部分几让人窒息。

听这段曲子，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私人经历，一个很私人的记忆。诠释我个人对曲子的理解，也必然会涉及很多私人的情感。以前我和家人说，我经常自己在家听马六。家人听了Andante moderato后说，你怎么天天听这样的音乐呢？心理会多难过，会发疯的。那段时光，选择这段音乐来听，也确有当时的原因。

今天拉了几个朋友去，一个欧洲人，一个日本人，另外有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跟着来了。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能马上地欣赏马六，特别是对那些不属于古典爱乐者的人来说。欧洲人基本不属于爱乐者，但是有基本的常识；日本人看上去挺爱好古典音乐，很感兴趣。两人都知道Haitink。而中国教授显然毫无这方面的修养，他甚至连今天演什么都不知道，纯粹了为了来看热闹。他甚至和我提议说，如果听了一半觉得不好咱们就先走。不断地鼓动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对这种态度我就都不知道去说了。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是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Boston的Symphony Hall则是世界上最好的剧院之一。Haitink现在活着的最好指挥之一。马勒，最伟大的交响乐作者之一，马六，一部我私人最心爱的作品。这个经验注定是非常一般的。

演出前，乐团的首席指挥James Levine做了一个Pre-Concert talk，介绍今天的演出。不过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先在越南餐厅吃饭，然后直接赶到交响乐团。验票入场，拿到一本小册子，一看，有70多页厚，而且居然是专门为这次演出（一共三场）印制的，有许多关于马勒以及Haitink及其对马勒的诠释的介绍文章，制作非常细心。

我们的座位是在second balcony最靠近stage的一个位置，从上面往下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乐团。我至少能看到整个乐团的2/3人员，而且距离很近，居高临下，可以了解他们的演奏的一切细微部分。
Haitink是个77岁的老人了，但是风度丝毫不减，指挥动作沉稳而富有力量。多著名的音乐家已然去世。Haitink也已一把年纪，觉得能听到他演出是一种幸运。

马六的曲子就非常亲切了，只是又一编重温而已。听到这么熟悉的曲子在近距离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指挥领导下演绎出来，实在是一种享受。听曲子的同时，我不断观察周边的情况。Symphony Hall非常地大，很豪华。第一次来的人会为这里的壮观场景感到吃惊。每一个观众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声响效果非常的好，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很好的欣赏音乐。观众的素质非常之高。表演期间鸦雀无声，只集中在乐章之间咳嗽。我周围做的人都极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动也不动。所有人都投入到这部伟大的作品之中。

在聆听过程中，观看乐团的演奏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更有助于观众全身地投身到音乐之中。倘若仅是闭着眼睛听音乐，就和听唱片一样了。我仔细地看了每一个能看到的演奏者，还发现第一小提琴里至少有四个亚洲人，后来发现，华人、日本人、韩国人都有。

马六的打击乐非常丰富，当时欧洲批评家还画了漫画讽刺马勒寻找各种奇怪的东西，试图把他们发出的奇怪声音加到他的乐章里。马六第四乐章里需要使用大锤，马勒要求大锤的声音是“短暂、有力、没有不能有回音，不能有金属的音质”。以前总在唱片中听到这种声音，今天有幸在现场看他们怎么制造这种声音。只间负责打击的一个人在需要发声的时候，举起一个巨大的木锤（非常的大，跟一个锄头一样），几乎是使出浑身力气，砸到一块木质的大板上。

马六的终章结尾部分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在很长一段非常低沉、消极、音量非常细微的音乐（几乎要屏息才能听清楚）后，以一个爆炸性的全体“合奏”结束。那是一声巨响，非常dynamic，简直是振聋发聩。我想，这一声巨响，一定把那个快要睡着的中国教授惊醒了。

结束后，观众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想，掌声持续了大概有七分钟之久。Haitink出来谢幕四次之久。人们要感谢这位将近八十多岁音乐家的努力，把这么美丽的音乐带给世界。

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直是第一乐章的片段。在异国他乡，又一次聆听了久违的音乐。

今天去看了陈凯歌的《无极》和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地点在Science Center，由中国学生会组织。还要交门票，1美元看场，便宜自然是很便宜。我进去一看，原来是在大屏幕上放从国内带回来的DVD。这种播放的做法方便了学生，不过看的人很多，又要收钱，显然有了商业性，在版权上我看是有问题的。

陈凯歌的《无极》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垃圾。这部片子我听说一般，但是看过才知道它垃圾的程度。在观看过程中，还不断思考为什么中国电影都搞成这样。这是走上了一条什么邪路？这部片子播放过程中，观众不断地发出笑声，为低劣的台词、搞笑的特技、拙劣的表演感到好笑。我觉得如果导演是特意在上演一部喜剧，制造一种黑色幽默，那他非常的成功。如果他是在搞一部严肃的电影，甚至希望观众获得什么感动，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荒诞。

自从《英雄》以来，这种电影已经有了好几步。比如说还有《十面埋伏》，现在《无极》是这类电影发展的极致。其特点是：片面强调视觉效果，包括色彩、服装、场景、道具、摄影、特技效果；剧本和台词非常的拙劣，粗制滥造；演员的选取基本是商业角度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演技和实力。比如《无极》，特意寻找明星来演出，张柏芝、谢廷锋等毫无演技可言，而找韩国人和日本人来显然是为了使片子国际化，方便打入这几国的市场。其演技就不说了，连中文都讲不好，怎么可能指望演好用中文的电影呢。真田广之这个演员本来还可以，看完这片子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基本毁了。张柏芝、谢廷锋根本不懂演戏，矫揉造作，让人呕吐。谢刚刚出场时，我还没认出他来，只觉得这个演员怎么演得那么业余啊，就像国产电视剧里演龙套的那些不懂演戏的角色一样。后来一看，就明白过来了，原来是谢廷锋。他在戏里的形象基本就是一个小丑，我觉得他自己想要塑造的比较理想的那种类型，可能是在《Azumi》里面的那个口叼玫瑰的变态（见下图）。但是那个人演得好，确实演得既变态又酷，而谢廷锋塑造的角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纯粹的一个奶油小生。从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谈吐，每一个动作，都可以看出他无可救药的肤浅。

剧情完全是莫名其妙，整个就是瞎编乱造，一点头绪没有，没有合理性，没有连贯性，没有逻辑性，尽情地胡扯。台词让人感到无比的愚蠢，我很奇怪任何智性正常的人会去认真地吸收这些台词。而陈凯歌——乃至任何一个导演——利用这样的剧本搞出电影则完全是一个悲剧。作为观众，我们感觉观看这部电影是对我们智力和智性的一种严重的侮辱。唯一化解的办法就是把这部片子视为一部黑色喜剧。

片中的每一个场景、道具、布局，都是华丽的，都是戏剧性的、夸张性的，加了放大符号的，确实有一定的想象力，也确实是一种有艺术性的夸张效果。我本身对这些倒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认为陈凯歌拍的这些视觉的、风格的东西是可以代表一种style的，甚至能开辟一种代表新浪潮的幻想、狂想电影（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浪潮，在中国可能是）。当然，这部电影的服装设计非常拙劣，比如真田广之的那个盔甲和荒唐可笑的头盔，还有所有的军人的穿戴。谢廷锋的服装也非常的难看：一切除了夸张以外，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而且可以说很俗气。是一种恶俗。制造这种全面的戏剧性的、夸张性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反面，制造出最为华而不实、庸俗不堪的玩意儿。

徒有这些视角的物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没有好的剧本，这样的片子永远只能是垃圾。这不可能是好的filmmaking。当演员认真地吐出那些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台词，甚至在剧中动情的落泪时，导演大概是希望制造一种情感的氛围的，是希望打动观众的。他也许是认真地把这些内容当一回事的。而观众的反应是感到非常的滑稽。当他试图打动观众的尝试全然失败，当观众不能以任何的严肃姿态来对付他的剧本和情节时，可以说就是他电影的最大的失败。当我们把片子沦为纯粹的视觉感官刺激时，又发现片子无处不在体现庸俗和缺乏品味。那些丑陋的服装设计只能进一步地让人发笑。

还有那些特技，我不知道中国拍电影的人什么时候能走出Matrix的影响。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这些慢镜头，真是可笑。还有藏龙卧虎以来的人飞来飞去的场景，成了这类电影的最大特征，而且在这部片子里达倒了最高峰。

这部片子实在是能考验人的忍耐力。我认为心理存在任何把这部片子的内容认真对待的企图，都是一种对自己智力和趣味的侮辱。

花这么多钱，制造出这样的所谓“电影”，完全是在生产文化垃圾是一种糟蹋。由这种破烂玩意儿斥我们的电影院，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实在是一种遗憾。不知道陈凯歌这样的人想干什么。这样的片子基本没有艺术价值，从电影美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东西，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更代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恶现象。这样的文化垃圾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传世作品，如果导演真的想搞电影，想出好的作品，认真对待艺术，就不能这样的去拍电影。而即使是走商业化的道路，这个片子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智性、趣味和品味，都是惊人的低下的，我不知道什么导演能好意思把这样的破烂玩意儿放出来，如果是我，我会为之感到终身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