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中日关系的发展

胡锦涛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从发展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事件。近来西藏问题“的阴影”也使这此访问尤其的不同寻常。对于日本来说，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能不能在中国与西方出现剧烈碰撞的这个非常关键、微妙的时刻，“抓住”中国？

我们看到不少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日本人比较实务，对西方人权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不以这种问题对中国或其他国家施压。这其实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差不多。尤其是这些亚洲之间共享许多价值与习惯。对于日本这一处在西方与东方“夹缝”中的国家，也比西方更容易理解、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崛起（日本自己同西方也是差异很大的，包括其实践中的政治制度）。在十九年以前，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日本在我印象中是最快与中国接触的国家之一：当西方仍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问题批评时，日本人忙着在中国投资、抢占市场；他们先行一步，占了不少便宜，并且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讲，摆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姿态。此外，福田康夫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对中国也是友好的。这些都是好的契机。

当然也有不利的条件。比方说在日本国内，亚洲杯事件后，年轻人中的反华情绪乃至民族主义尚未消退；中国的崛起也使中国威胁论很有市场。此外，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困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国内的政治力量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跟近邻中国搞好关系，一部分人觉得应该继续和美国保持近距离，搞有点类似远交近攻、政治制衡的那一套。在目前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华反感心理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亲华派可能很难有市场。

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和美国与西方发生文明冲突。日本在这场（可能的）冲突中应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恐怕日本人还没有得出结论。其实，日本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调停人、桥梁的角色。做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它可以承担英国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那种关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日本是可以承担这种角色的，一方面是它一千多年来与中国文明的关系，一方面是它以西化来实现现代化，采用了今天西方能够接受的制度与模式。这样的两方面都能接受特点，是它作为中介桥梁的良好资本。

近日，中日高层有密集的互动。在这里，可以一方面注意一下两国领导人交换的信息，一方面注意一下中、西方媒体的反应。

首先，日本在大的方面是非常支持中国的。除了在发展双边关系上表达了一些美好意愿外，福田康夫还说把西藏问题和奥运会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他还提出要在G8会议上呼吁西方国家支持中国奥运。这些都会对中西方之间起一些积极的调解作用。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息在中国迅速得到了报道。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确实希望发展中日关系，传达正面信息，另一方面，在西藏和奥运问题上，中国也迫切需要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盟友。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西方主流媒体则没有怎么报道这些正面信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信息一方面不是悦人的，另一方面没有价值。

其次，日本方面也对中国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愿意看到的，可能是迎合西方，同时也可能是日本国内一些力量愿意看到的（这里面日本国内政治的因素我倒不是太清楚）。福田近日对杨洁篪外长说，应该看到西藏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中国应该在奥运会前尽力解决之。杨洁篪外长则重申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同时还点了一下日本：日本是唯一在这方面对中国提出意见的亚洲国家。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再看媒体，西方国家主要媒体都赶紧报道了这一事件，标题为“日本首相提醒中国，西藏已是‘国际问题’”。这大概正是西方世界非常希望看到的东西。他们也希望让自己相信，日本和西方是一个阵营的。

西方媒体的这种对日本外交姿态的选择性报道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这句话很含糊，各方说都是对的；首先，西藏问题国际化是指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意识、关注、支持或反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现实；另一方面，中国说这是本土问题，主要指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以及对西藏的公共决策决策等。西藏当然是作为国内问题来处理的。所以两方面说的都不错。中国可以解释为：“即便西藏问题受世界注目，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是管不着的。”双方表达了一下各自的立场。

最后，日本在是否允许中国火炬助跑手的方面需非常注意。此问题极为敏感，可能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目前已有不少网民表示不满）。在此问题上日本没有坚持的意义。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有可能引起波澜。

无论怎么样，在中国与西方（潜在）的冲突上，日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非常希望得到日本这个盟友；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跟中国交好。“抓住中国”——哪怕它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西藏问题与反华运动

西藏事件发生一个月了，余波仍将继续下去。有的人认为，西藏事件只是一个短期事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会吸引太久的注意力，其重要性是有限的。

确实，西藏事件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点。很多评论家探讨过了；很多普通民众也看得很清楚，西藏事件的背后是反华，西藏无非是拿来做为反华工具的一个具体事件。

对于西方而言，西藏问题仿佛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陷阱。它提供这么一种机会，使近年来逐渐积蓄的西方反华倾向得到一个总的爆发。

我们看到，西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案例。首先，它在西方所反映的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民族自决等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东西；其次，它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在西方的叙述和想象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有力的两元对立：一方面是一个完全浪漫化的、香格里拉式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追求神秘的宗教，享有充分自由的世外桃源式的民族社群；另一方面，是一个粗俗的，革命暴力的，现代化的、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这个本身就是贬义的）、侵略主义的力量。两种力量相捧，前者被后者“征服”。在这种叙事下，西方的普通民众会同情谁呢？自然是西藏。

西藏这个案例非常符合反华运动的需要。反华运动（或者说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不能仅仅是对物质和安全利益的追求，它还要倡导某的价值观念。根据西方的西藏叙事，被损害的恰恰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念所要保护的。

其他方面的议题，比方说地域安全、贸易、知识产权、能源，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不同人的利益不同；对长短期的利益也很难定义清楚；像贸易这种问题，不可能有效的凝聚反华力量（比方说主流经济学家会支持自由贸易；人们论说与中国开展双边贸易能有利于本国消费者；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有利于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说不太清楚，不可能有力的凝聚反华力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依据。

相比之下，西藏问题就很理想了。它超越了这种直接的物质、经济利益，而比较趋向意识形态；对西藏同情的人更像是无利益的、中立的人（和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同情似乎完全出于正义或良心，为了追求某种普世价值。这使同情西藏更接近支持环保这样的公益运动。对于国家政府或者政治家而言，也可以避口不谈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大谈核心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很便利的。

为什么西藏能成为反华运动（或者说思潮、倾向）的一个聚合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西藏问题与反华运动

西藏事件发生一个月了，余波仍将继续下去。有的人认为，西藏事件只是一个短期事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会吸引太久的注意力，其重要性是有限的。

确实，西藏事件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点。很多评论家探讨过了；很多普通民众也看得很清楚，西藏事件的背后是反华，西藏无非是拿来做为反华工具的一个具体事件。

对于西方而言，西藏问题仿佛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陷阱。它提供这么一种机会，使近年来逐渐积蓄的西方反华倾向得到一个总的爆发。

我们看到，西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案例。首先，它在西方所反映的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民族自决等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东西；其次，它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在西方的叙述和想象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有力的两元对立：一方面是一个完全浪漫化的、香格里拉式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追求神秘的宗教，享有充分自由的世外桃源式的民族社群；另一方面，是一个粗俗的，革命暴力的，现代化的、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这个本身就是贬义的）、侵略主义的力量。两种力量相捧，前者被后者“征服”。在这种叙事下，西方的普通民众会同情谁呢？自然是西藏。

西藏这个案例非常符合反华运动的需要。反华运动（或者说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不能仅仅是对物质和安全利益的追求，它还要倡导某的价值观念。根据西方的西藏叙事，被损害的恰恰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念所要保护的。

其他方面的议题，比方说地域安全、贸易、知识产权、能源，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不同人的利益不同；对长短期的利益也很难定义清楚；像贸易这种问题，不可能有效的凝聚反华力量（比方说主流经济学家会支持自由贸易；人们论说与中国开展双边贸易能有利于本国消费者；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有利于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说不太清楚，不可能有力的凝聚反华力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依据。

相比之下，西藏问题就很理想了。它超越了这种直接的物质、经济利益，而比较趋向意识形态；对西藏同情的人更像是无利益的、中立的人（和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同情似乎完全出于正义或良心，为了追求某种普世价值。这使同情西藏更接近支持环保这样的公益运动。对于国家政府或者政治家而言，也可以避口不谈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大谈核心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很便利的。

为什么西藏能成为反华运动（或者说思潮、倾向）的一个聚合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达富尔问题也是类似的一个例子。

民族自决与个人自决: 西藏问题

此外，这里顺便讲一下西方政治哲学并没有合理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就是个人自决与民族自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完全是个合法的、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但至少在西方，针对西藏问题上，是被忽略了。

个人自决指的是个人享有的各种政治、公民权利。按照比较经典的自由主义论点，在一个政治体中的个人如何能是“自由”的呢？他或她必须能够参与到那些影响自己生活的重的决策中去（也就是存在民主的程序、机制、制度）；他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比方说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

民族自决是什么呢？民族自决在政治哲学上完全是一个没有搞清楚过、缺乏严格论证的概念。它应是康德哲学的一种粗糙衍生，在19世纪，更多的是迎合政治运动的需要而产生。民族自决的意思是一个民族能够享有处理自己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其最高形式是我们今天说的主权；一个理想的民族自决体应该是以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nation-state）的形式出现的。目前，西欧最为接近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也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内向其他国家扩散。它在欧洲内部首先是摧毁了多民族政治体（所谓的过去的“帝国”），催生了各种新的民族国家；之后，唤起了殖民国家的反殖民运动，成为这种运动中的重要精神与价值力量（另一种力量是马克思主义）。

这股运动仍然在继续，最近的例子是科索沃；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前苏联境内的一些民族领地）内也在酝酿这种运动。直到今天，欧洲内部还没有完全遵循这种模式；比利时、瑞士是多民族国家；巴斯克、卡塔罗尼亚等民族存在于西班牙；日耳曼民族分布在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一些没有固定土地的民族，如吉普赛人，没有任何可能在未来获得独立政治体。

民族自决反映的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需要，它究竟和自由主义存在什么关系，在哲学上没有明确的论证。二者其实存在根本假设的分歧。民族主义更多的是基于社群主义，这和自由主义字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不同的。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今天。

引用了社群主义，我们就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来论证个人自决。社群主义认为（我这里只是非常粗糙的概括），个人的自由要在其社群的归属中找到）。民族自决是和个人自决的关系应该至少是一种必要条件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民族自决，个人就不可能自决。有的社群主义还会论证说这是一种充分条件：个人根本的目标是通过实践自己民族（或社群）的价值来享有自由的。比如说你这个社群有一个一夫多妻的文化传统，按照这种论证，你恐怕只有实行一夫多妻才能找到自由。注意，这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相对主义；它反对任何普适价值的存在。

而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人是独立的、离散的个体；根本的自由在于个人是否享有之前所说的政治、公民权利。民族自决和个人自决的关系，可以说是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而且，由于自由主义从个体出发，个人自由要优先于民族自由。

这些都是政治哲学方面的说法。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之中，就不存在这么复杂的论证了。许多运动往往只是比较简单地假设了民族自决能够带来个人自决：民族自决不光是个人自决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对个人自由的实现（既给予政治权利等）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成为民族自决运动的一部分。民族自决后，出现个人独裁的情况很多。
现在回到西藏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家、普通民众和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存在什么论证和思考。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民族自决这一层面的问题：这种自决很最容易让人明白，情感上容易接受：“民族独立了！”而对个人自决没有太多的探讨和关注。一方面也是出于无知，以及错误的预设（比如认为1949年以前的西藏是一个浪漫的、自由的香格里拉）。

其实，西藏非常可能存在经典的个人自决与民族自决冲突问题。一个1949年之后没有被“侵入”，保持“独立”的西藏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政权呢？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农奴制、宗教精英制、神权制。这样的一个国家恐怕不能是自由的；如果这样的国家一直存在下去，恐怕免不了西方的妖魔化。它将是另一个被谴责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同样的，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个独立的西藏，那么它究竟会采用什么样的政权呢？大概会是一个准神权的制度。由于整个藏独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它大概要保留某种现代国家的框架，比如政府首脑、议院、权力分离之类，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满足西方民主制度的需求呢？它会允许宗教自由么？它会允许言论自由么？它会避免政教分离么？西藏文化传统中僧侣独特的政治、社会地位会如何干预这个政治体的运作？这些都是很大的疑问。我们几乎很难看到西方公共媒体在这方面有任何的讨论——我们并不要求指向某种特定的结论——比方说，在宽容、开放的民主讨论下，我们不能强迫讨论者同意说目前的藏人就一定比自决的藏人自由（而且在评价、比较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类的问题上向来是十分主观的），我们只是希望看到有一定智识水平的讨论，以回应这一问题。否则我们很难说这些人不是无知，或者是伪善的。

我个人感觉，西藏独立运动是一个相当庸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西方自己的角度来卡，在根本上，它究竟是否和西方的核心价值相符，是有大量疑问的。当然，西藏问题涉及太多的政治利益。对于很多西方藏独支持者而言，它们恐怕都是次要的、无意义的问题。这和历史上许多旁的类似运动倒也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