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藏要进行内部群体分析
在谈论西藏问题的时候，许多批评者——尤其是西方媒体——喜欢把僧人的活动——比如对宗教自由的一些主张，乃至激进化的抗议活动——列举出来。其实对藏人要作充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利益群体分析，要将其划分成不同群体，而不是看成一个简单的民族社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比如说僧侣、农民、中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达赖和流亡政府是把藏人内部不同群体的不满声音集结起来然后一同表述出来，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单一议题(single-issue)运动，同时成功地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各方面问题都归结到这个议题之下。
对观察者而言，有些问题是要充分解答的：比方说，僧侣究竟多大程度代表整个藏族社体？这些人可能在宗教问题上有强烈的不满；其强烈的利益偏好带来激烈的行为。由于宗教在西藏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僧侣也就在藏独运动中有极强的地位；僧侣的不满对藏独运动是极有价值的。对于西方来说，也希望捕捉、证实这种不满，以批评中国；其次是藏人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流亡在海外的）和外国的知识分子，做很多文化意义上的批评。还有是更普通老百姓的经济上的一些诉求。另外，一批对现行政策满意的人，受益者。这些人是沉默者，对于藏独运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无价值的甚至是危险的群体。（没有调查过，不敢说是大多数，但可以肯定地说是人口中可观的一批人）
那些（对政府的）不满的声音内部利益并不都是协调的，并不是都用一种方式可以解决的。比方说高度自治可以带来宗教自治，但是可能以经济利益为代价——比如中央政府对西藏经济不进行特殊政策支持了怎么办？自治后为保护文化而对外来经济行为进行限制会带来什么后果？（比如有的人说什么发展高端旅游业；还有限制外来移民之类）。不同藏人利益群体内部是有冲突的，只不过现在没有表现出来。其实流亡政府就是一个出声筒，他们谈不上有什么解决西藏各方面问题的一整套系统的方案。任何一套政策方案可能会带来藏人内部利益群体的对立（比如农民对僧侣及文化精英）。
中国政府还是要分而治之，团结能够团结的，中立能够中立的，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