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媒体的转向
评西方媒体的转向
评纽约时报4月13日的文章China’s Loyal Truth (http://www.nytimes.com/2008/04/13/opinion/13forney.html)
按：这篇文章试图对中国年轻的“爱国一代”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立场上的支持提出解释。其解释无非是一方面城市的受教育年轻人受了政府的宣传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变动或政策的受益者。这就把年轻人的可能是真实的价值诉求解恨为受“洗脑”或纯粹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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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西方媒体可以看其大方向。其实西方媒体已经在转向了，前一段时间（三月下旬左右）大多人第一反应是误把西藏和十九年前的事情等同了，以为中国民众是和西方一样反对中国政府的立场的。当年，在西方看来，留学生和政府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西方人这次西藏事件是对过去的复制。其实是对问题的错误估计，一是没有了解西藏这个涉关民族主义的议题的特殊性，二是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
后来中国网络民间开始攻击西方媒体，西方的媒体才有所转向。当时主要西方媒体的解释是“政府在其公共喉舌上大肆宣传，把焦点聚集在西方媒体的部分错误报道上。”将这个作为民众反西方媒体情绪的解释，而没有看到民众在批判西方媒体上的自发性。政府在其后才注意到民众自发批判的价值并予以跟进。
随后的中国对西方媒体乃至西方的抗议时间，以及San Francisco奥运火炬活动中华人支持行为促成另一个转向，西方媒体开始意识到中国人普遍支持政府；之前他们对中国人态度的看法是错误估断了的。
媒体仍然是选择性的，一方面极力低调报道San Francisco的华人支持性示威，另一方面也开始进一步思考当前的问题。现在西方媒体基本意识到许多中国人是支持政府的。但他们继续用既定框架去解释这种现象。其思路仍然是：
- 大环境：信息不开放，缺乏自由流动；政府宣传和导向和过去一样有效
- 民众：消极的，不能获得多元信息的，因早年教育和信息问题，多缺乏批判思维，故能接受政府宣传；另一方面，是政府经济政策受益者
- 因果方面：政府宣传直接导致民众的意识与取向；或因受益于政府政策，而转而支持政府。
此外，西方媒体倾向于将民众的范围缩小：他们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的精英的，后天安门事件的，受益的阶层。
在这里，如果出现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媒体会认为是无价值的信息（不能证明他们的假说是正确的），因而避免报道。比方说在外国定居多年的华人，甚至来自香港、台湾的那部分华人。对他们的取向媒体会低调或避免报道，因为和我们上面说的主流假说相悖。
海外留学生的积极表现并不为这一假说构成太大影响——他们的活动恰恰说明了早年宣传的力度——即便到了西方，接受了批判思维教育，仍然拥护其政府主张！（我们看到这种假说的不可证伪的特性）。
在西方媒体的解释框架下，中国人仍然是不具备批判思维的被动的政府宣传接受者。他们行为都由政府引导，由政府赋予意义。即便不是宣传的作用，也无非是因为他们受了（物质上的）利益。西方媒体一方面剥夺了中国民众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忽略了普通中国人（或汉族）赋予西藏问题的真实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他们真实相信自己主张的意义，要独立于政府的宣传或政策受益的；这种主张甚至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其价值甚要优先于政府）
尽管西方媒体仍然试图在用既定框架解释(”explain away”)中国的现象，但可以看见，他们确实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并且试图对之回应；他们使用的框架则必是一种能迎合公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叙事。与其说媒体在报道中国，不如说在想象中国，讲故事。其目的还是维护自己的深层次价值观。能自主行动、判断、选择的个体主动拥护中国这样的“反人权”权威政府，是对其价值观的重大挑战，大概是他们心理上难以接受的。
我个人觉得，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媒体是会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的问题不是靠简单的表达道德主张或价值优越感所能解决的。我们观察西方媒体近期的反应的变化及推出的叙事也是很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