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在谈论西藏问题的时候，许多批评者——尤其是西方媒体——喜欢把僧人的活动——比如对宗教自由的一些主张，乃至激进化的抗议活动——列举出来。其实对藏人要作充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利益群体分析，要将其划分成不同群体，而不是看成一个简单的民族社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比如说僧侣、农民、中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达赖和流亡政府是把藏人内部不同群体的不满声音集结起来然后一同表述出来，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单一议题(single-issue)运动，同时成功地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各方面问题都归结到这个议题之下。

对观察者而言，有些问题是要充分解答的：比方说，僧侣究竟多大程度代表整个藏族社体？这些人可能在宗教问题上有强烈的不满；其强烈的利益偏好带来激烈的行为。由于宗教在西藏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僧侣也就在藏独运动中有极强的地位；僧侣的不满对藏独运动是极有价值的。对于西方来说，也希望捕捉、证实这种不满，以批评中国；其次是藏人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流亡在海外的）和外国的知识分子，做很多文化意义上的批评。还有是更普通老百姓的经济上的一些诉求。另外，一批对现行政策满意的人，受益者。这些人是沉默者，对于藏独运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无价值的甚至是危险的群体。（没有调查过，不敢说是大多数，但可以肯定地说是人口中可观的一批人）

那些（对政府的）不满的声音内部利益并不都是协调的，并不是都用一种方式可以解决的。比方说高度自治可以带来宗教自治，但是可能以经济利益为代价——比如中央政府对西藏经济不进行特殊政策支持了怎么办？自治后为保护文化而对外来经济行为进行限制会带来什么后果？（比如有的人说什么发展高端旅游业；还有限制外来移民之类）。不同藏人利益群体内部是有冲突的，只不过现在没有表现出来。其实流亡政府就是一个出声筒，他们谈不上有什么解决西藏各方面问题的一整套系统的方案。任何一套政策方案可能会带来藏人内部利益群体的对立（比如农民对僧侣及文化精英）。

中国政府还是要分而治之，团结能够团结的，中立能够中立的，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

评西方媒体的转向
评纽约时报4月13日的文章China’s Loyal Truth (http://www.nytimes.com/2008/04/13/opinion/13forney.html)

按：这篇文章试图对中国年轻的“爱国一代”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立场上的支持提出解释。其解释无非是一方面城市的受教育年轻人受了政府的宣传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变动或政策的受益者。这就把年轻人的可能是真实的价值诉求解恨为受“洗脑”或纯粹的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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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西方媒体可以看其大方向。其实西方媒体已经在转向了，前一段时间（三月下旬左右）大多人第一反应是误把西藏和十九年前的事情等同了，以为中国民众是和西方一样反对中国政府的立场的。当年，在西方看来，留学生和政府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西方人这次西藏事件是对过去的复制。其实是对问题的错误估计，一是没有了解西藏这个涉关民族主义的议题的特殊性，二是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

后来中国网络民间开始攻击西方媒体，西方的媒体才有所转向。当时主要西方媒体的解释是“政府在其公共喉舌上大肆宣传，把焦点聚集在西方媒体的部分错误报道上。”将这个作为民众反西方媒体情绪的解释，而没有看到民众在批判西方媒体上的自发性。政府在其后才注意到民众自发批判的价值并予以跟进。

随后的中国对西方媒体乃至西方的抗议时间，以及San Francisco奥运火炬活动中华人支持行为促成另一个转向，西方媒体开始意识到中国人普遍支持政府；之前他们对中国人态度的看法是错误估断了的。

媒体仍然是选择性的，一方面极力低调报道San Francisco的华人支持性示威，另一方面也开始进一步思考当前的问题。现在西方媒体基本意识到许多中国人是支持政府的。但他们继续用既定框架去解释这种现象。其思路仍然是：
- 大环境：信息不开放，缺乏自由流动；政府宣传和导向和过去一样有效
- 民众：消极的，不能获得多元信息的，因早年教育和信息问题，多缺乏批判思维，故能接受政府宣传；另一方面，是政府经济政策受益者
- 因果方面：政府宣传直接导致民众的意识与取向；或因受益于政府政策，而转而支持政府。

此外，西方媒体倾向于将民众的范围缩小：他们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的精英的，后天安门事件的，受益的阶层。

在这里，如果出现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媒体会认为是无价值的信息（不能证明他们的假说是正确的），因而避免报道。比方说在外国定居多年的华人，甚至来自香港、台湾的那部分华人。对他们的取向媒体会低调或避免报道，因为和我们上面说的主流假说相悖。

海外留学生的积极表现并不为这一假说构成太大影响——他们的活动恰恰说明了早年宣传的力度——即便到了西方，接受了批判思维教育，仍然拥护其政府主张！（我们看到这种假说的不可证伪的特性）。

在西方媒体的解释框架下，中国人仍然是不具备批判思维的被动的政府宣传接受者。他们行为都由政府引导，由政府赋予意义。即便不是宣传的作用，也无非是因为他们受了（物质上的）利益。西方媒体一方面剥夺了中国民众的主体能动性，另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忽略了普通中国人（或汉族）赋予西藏问题的真实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他们真实相信自己主张的意义，要独立于政府的宣传或政策受益的；这种主张甚至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其价值甚要优先于政府）

尽管西方媒体仍然试图在用既定框架解释(”explain away”)中国的现象，但可以看见，他们确实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并且试图对之回应；他们使用的框架则必是一种能迎合公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叙事。与其说媒体在报道中国，不如说在想象中国，讲故事。其目的还是维护自己的深层次价值观。能自主行动、判断、选择的个体主动拥护中国这样的“反人权”权威政府，是对其价值观的重大挑战，大概是他们心理上难以接受的。

我个人觉得，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媒体是会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的问题不是靠简单的表达道德主张或价值优越感所能解决的。我们观察西方媒体近期的反应的变化及推出的叙事也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