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西方媒体转向及西藏问题（续）

随着近来一些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海外华人的爱国表现，也促使西方/美国媒体（至少是主流报纸），继续地缓慢“转向”，对中国的视角和民众情绪给予了更多的报道、关注、照顾，主观上大概想显得更加客观一些。另外，我想即使没有公开地承认或道歉，西媒中相当一部分人自己也认识到，其对西藏（及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的报道存在重大误导，造成了负面后果。当然，他们的偏见还是存在的，而且是结构性的。这一方面是价值与文化上的，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商业运作的结果——需照顾读者的情绪，报道他们想听到的东西。

日前，在《纽约时报》的教育版又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中国学生为中国的形象而战》（Shaila Dewan），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表现、观点、心理进行了一些分析。

中文翻译：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1f7695ab982b235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8/04/29/education/29student.html?_r=2&hp=&oref=slogin&pagewanted=print

这篇文章对留学生的心理与活动做了更仔细的分析，应该说比原来要更为客观。当然里面也存在各种偏见，比方说对留学生提出的主张抱有非常苛刻的态度：如学生提供的1951年后西藏婴儿死亡出生率的数字、说学生“没有提供与中国或其它国家死亡率对比的任何资料”。这就非常地牵强了。学生做的恐怕不是学术报道，也都不是这一问题的专家，他们所走的更多的是呈现原来西方人所不了解的一些情况，做一个平衡。采用这种接近学术辩论的水平要求他们材料的严谨性是很苛刻的，尤其是，在对藏独势力一方提出的数据、事实时，我就没有看到西媒使用这么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之进行审视。这其实也是在说，中国人提出来的就是政治宣传，除非采用更为严谨的方式进行质疑、论证，否则就没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认为是错误的；而对藏独方面提出来的东西就可以更轻易地接受。这是一种双重标准，是很不公平的。它的背后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偏见。

文中又说，

“学生们称，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兴建学校，道路和其他的基础建
设。但是在在被问到西藏人是否需要这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他
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Notre Dame的中国问题专家Lionel Jensen说，“他们
已经接受了快速的现代化的好处。”

不难看出，作者对留学生的观点是怀疑的。上文的意思是说，许多中国人主观认为自己的政府给西藏做了很多好事，但并没有问藏人到底需要什么；这里的意思无非又是暗示，西藏人需要的恐怕并不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而是民族的自决。

其实，这种疑问更多反映的是提问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我参加了各种西藏论坛，还没有听到有西方人质疑藏独立运动支持者或同情者：“独立、宗教、文化方面的东西现在就是大多数西藏人最迫切需要、最关心的么？”我个人还从来没有听有人提过这种问题。这里，许多西方人的默认想法是：这些更高级的政治权利、文化、价值追求当然就比那些基本的经济、生存、物质追求要更为重要了！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在西藏做过任何的民意调查。与其说他们的想法是由事实支撑，不如说是由价值信念支撑。在这种信念下，他们当然会更为同情藏独运动。

同样的，作者怀疑学生提出的达赖与纳粹的关系，称学生“不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宗教的“镇压”。

此外，对中国学生的过激行为进行了一个不漏的放大报道，而不谈多数中国学生比较理性的、温和的交流态度。

当然，文章也提到一些有益的观点，如：

— 尽管仍存有偏见，但包括了中国学生提出的许多观点，包括对西藏动乱的一些事实判断，以及认为西方对中国存在的双重标准、伪善

— 中国留学生对西媒（及西方）存在的幻灭感

— 中国留学生直接质疑西方存在的偏见：中国人都被单向洗脑，缺乏独立思维

— 中国留学生整体上在抗议中仍然缺乏斗争经验、艺术

最后，作者对留学生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做了一些分析，但是并没有超过NYT之前一篇文章《China’s Loyal Youth》的分析：他们基本上认为，中国青年的态度来源于1) 都是现代化的收益者（也就是物质上得了好处）；2) 受爱国主义教育灌输（也就是“洗脑说”）。

他们提出的事实依据都存在极大问题：如“专家指出”，出国的留学生都是来自“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外国的家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其实在美国，大多的学生是研究生、研究人员，依靠的是学校的奖学金。他们是因为学术表现优异才来到美国。这里，专家几乎把留学生都说成是能够把孩子送到美国私立学校读书的极富裕的中国中上层精英了。

作者的“现代化物质收益说”，其实就是一种动机分析，它确实包含部分的真理，但没有说出另外一部分事实，也就是爱国主义学生对自己爱国诉求的内在价值是由衷认可的。把他们价值诉求减原为物质收益，其实上是一种恶劣的贬低。这里可以比较的是奥巴马几周前的”bitter”、”cling to“言论，说许多美国小城镇人信仰宗教、崇尚枪械是因为经济上的失意）。

这里说明了西方/西媒还是非常不了解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内涵。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有五千年文明的骄傲感，另一方面也建筑在近代的屈辱历史上（受害者情结）——中国主权、领土在近代遭受的外国侵犯，仍是中国人的心头之恨。

无论如何，我们注意到西媒对中国报道的比原来更全面了。对此，我们要继续地耐心观察。

以下还有一篇文章：发表在Los Angeles Times.，介绍美国华人在这次事件中的情绪与活动，也值得一看。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tibet11apr11,0,7759679.story?page=2

海外华人的表现值得注意。身处国外，每天与外国人相处，亲眼见证西方的偏见，幻灭感强烈，在挑战之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不断强化，他们的行为、表现和他们的日常体验有很大关系。

另外，过去一两个月中，《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还不错，比其他西媒要更为客观。（问了美国人，不少人说这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报纸之一）。它既提供了西方的视角，也相对更加注意照顾中国的情况、视角，不少文章比其他媒体的报道要更为客观。《Financial Times》与《Wall Street Journal》等商业报纸也不错。

再评西藏问题

再带谈论一下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与其对藏独运动的同情。很多西方人（包括民众与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藏独的光辉诉求煽动起来：“权利”、“自由”、“自决”。这样的政治概念与口号。

当那些过着优质物质生活的普通人坐在一间位于发达国家的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讨论着这些实际上与自己生存毫不相关的遥远问题时，他们很难想像大多数普通西藏人，或者说世界上大多数仍然生活在相对贫困中的普通人，面临什么样的生存挑战，更迫切需要什么。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诉求与价值简单地投射到那些人身上（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里并非说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就没有政治诉求，而是说他们更普通的、世俗的（mundane）一些涉及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往往被不成比例地低估，被不予重视，被过于轻易地放到次要地位上了。

一个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可能对保留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抱有极大兴趣。但是这个社会的普通成员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拥抱全球化，追求更好的生活，放弃自己的部分文化、习俗。但知识分子精英们可能觉得这是文化灭绝，因此高呼反全球化，高呼保存文化的价值，甚至似乎认为，这个前工业化社会的成员只不过还在愚昧中，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诉求才代表他们最高的利益。

西藏在西方的香格里拉式的、浪漫主义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使之与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文化多元之类的思潮相联系。

我个人感觉，藏独运动是一种西藏的上层精英（包括僧侣）主导的运动；它把西藏普通民众在多个议题的广泛诉求，粗暴地减原到一个单一议题——独立（或自决），似乎所有议题的症结全部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单一议题。只要解决了自决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实际上，自决根本不能解决这些议题，而且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其实，这也是上层精英对民意的一种劫持。客观地说，我们不能说精英代表的就一定不是普通人的想法，但是，在作出这个结论（精英代言的某些观点确实是普通人的利益）之前，要极为慎重。只有老百姓自己才能代表自己。

达赖的运动是一个单一议题运动，把所有问题集中在自决上。其实，达赖及其流亡政府长期在国外，恐怕已经和在中国的藏人的日常经验、需要、诉求存在巨大的脱节。声称代言却并不能代言，代言不过是一厢情愿。这也和他在与中国政府对话中的不切实际的政治诉求有相当的关系。如果他能回到西藏，与当地人进行充分的沟通，把他们的诉求反映进来，那么我想整个运动的政治主张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在参加一些西藏问题论坛时，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藏独运动者在感情上并不希望西藏好起来（当然他们不一定公开地这么说）。他们希望西藏一片漆黑。越是一片漆黑，那么他们的活动也就越有意义。如果西藏一片光明，民众安居乐业，那么他们的运动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他们自身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这种偏见十分强烈，会主导他们对问题的看法。

中国政府需要在各个领域继续全面发展西藏，使西藏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繁荣。这样，自然也就会抓住他们的心，不断地边缘化藏独运动。

日前，中国政府决定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此举引起外电的关注。

从长远解决西藏问题来看，不管中国政府目前如何看待达赖，还是需要与其接触、谈判。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当前，与达赖会谈应该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以下文字仅讨论中方的谈判策略，并不涉及西藏问题谈判具体谈判的政策、政治主张。

是否进行谈判

中国目前准备与达赖接触，这就是了解对方意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可能谈判的准备。

中国政府需慎重选择对达赖的政策。一方面，首先要考虑藏独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要考虑达赖是否一个有意义的因素(relevant factor)：因其所主张的策略并不起作用，达赖可能在藏独运动中失信。（中国政府的不妥协与强硬姿态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藏独运动的内部分裂）。这样，久而久之，达赖的作用可能就相对越来越小了。其次，要考虑藏青会及其激进运动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因素：如果采用暴力，激进派将丢掉达赖多年来在国际社会打下的非暴力“品牌”，使藏独运动失去西方民众的同情，并给中国政府以反恐怖主义名义严厉镇压的依据。中国在军事与安全上倒并不惧怕这种激进派。所以，即便中国完全不谈判，利用藏独运动的分裂势态，也可能有所成果。

但不与达赖谈判可能使中国在国际上十分被动，因为国际社会上不少人认为，这是来自达赖方面的一个应当被尊重的诉求，并且中国应该有用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姿态。达赖在国际社会享有广泛影响，获得许多西方民众、社会团体及政治家的同情；达赖在中国藏区也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达赖在藏独运动中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政治领袖，享有巨大影响（但也要看其路线是否成功）。因达赖也还将在国际社会存在多年。西藏问题也在客观上“国际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故中国完全抛弃达赖，关闭谈判大门，将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并不现实。相反，如果通过了认真磋商，但达不成结果（和之前的六轮一样），并指称问题出在达赖方面的不妥协，那么也会更有说服力。一些西方观察家早已认识到达赖大藏区高度自治诉求的不现实性，并呼吁他拿出政治家的智慧及实用主义精神，进行必要的让步，来与中国磋商。放开大门，与达赖接触，无论结果如何，都使中国更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所以，中国应该与达赖进行对话。

对藏独运动的策略

当前藏独运动内部的分歧越发表面化。达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其与藏青会（藏独运动中的年轻激进派）的分歧。达赖已公开放弃了独立诉求，主张藏区高度自治；藏青会则主张藏区完全独立。达赖主张非暴力，藏青会则已对非暴力运动失去耐心，酝酿暴力行动（包括恐怖主义）。达赖还公开表示，藏独运动中的一些年轻人也是不听它的。其实，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独立运动都出现过这种激进、温和派的分野。中国政府、达赖、激进藏独运动的关系甚至可能逐渐接近类似以色列、阿拉法特及哈马斯之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倒不妨利用达赖的处境，拉一派打一派。以温和遏制激进，以激进遏制温和。

国际形势与外交

如前所述，达赖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海外对藏独运动的认同。金大中不久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讲话，称中国对西藏，乃至国际社会对待中国与西藏问题，都当采用“阳光政策”——即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以求和平解决问题。中国与达赖·西藏流亡政府的对话、谈判，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现的局面。无论中国如何坚称西藏问题为本国内政，这种国际舆论都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在奥运会之前，中国与达赖接触、对话，一方面能够满足国际社会（包括政界与民众）的这种希望，缓和当前不愉快的冲突局面，尽可能消除奥运会政治化的阴影；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话，要求达赖施加影响，对激进藏独运动加以遏制。

从外交上考虑，外国政府中的许多其实是愿意和中国成为战略伙伴的，而且希望在大量议题上与中国合作。这包括安全/反恐、能源、贸易、环保等重要议题。但发达国家的选举政治需顺从国内的民意、反对党政治压力。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可能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批评，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他们一但对中国表达更强硬姿态，说一些本国政要求他们所的话，就又会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影响与中国在其他更重要的双边、多边议题上的合作。我想，这些选举政治家都会希望中国作出一些缓和性的动作，表明这样的一种姿态，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这样才能让减少他们（选举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我想，目前的福田、布什和布朗政府都有这种迫切需求。中国应深入了解外国民主政治的这种因素，以此制定战略。

三维谈判：谈判前的准备

西方谈判学理论认为，谈判不光发生在谈判桌上，还发生在谈判前的准备（舆论造势、改变语境、影响利益群体等——三维谈判）、谈判议程、目标、战略的策划——二维谈判），以及桌面上的谈判（具体的行为互动技巧——一维谈判）。

中国现在是不是在有计划地从事“三维谈判”我们不好说，但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效果。达赖方面也有这种准备。因此，应该说两方面都掌握了一些资源。

中国方面：从全世界局势看，似乎西藏出现骚乱，闹了一下，中国遭到许多国际批评及不公正的待遇，奥运会受到负面干扰及政治化，而现在又要与达赖接触，似乎是落了下风。但实际上，藏独运动经过这么一手，是增加了中国政府对达赖的不信任与隔阂。这只会无限加大西藏“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谈判间的困难。藏独运动需要懂得，中国政府不一定吃软，但是更不吃硬。西藏骚乱，西方媒体偏向性报道，及后来对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抗议事件，使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获得了强大的本国民众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造成一种压力，缩小中国政府的余地与选择）。目前，中国政府继续在国内建立舆论支持，动员民众支持。这些都将成为中国政府极强大的谈判筹码，对达赖方面施加压力。从三维谈判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内很成功，只不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很力。

达赖方面：一是拥有相当的国际支持（或同情），另一方面，也拥有奥运会的这个特别契机。然而，中国政府更看中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国内稳定。然而，国际舆论并不能对改变局势有太多帮助。在西藏问题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而中国包括政府与民意。其次，达赖已声明支持奥运会，加之把西藏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只会在中国国内造成更大的反弹，因此达赖倒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来要挟中国，进一步加大自己与中国的隔阂。

最后，达赖有时间危机感，而中国没有。达赖急于解决问题，而中国不急于解决问题。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解决问题，或者离解决问题迈得更近一点，那么他领导的这个运动注定是要完全失败的。同时，从当前看，如果达赖与中国的对话谈判没有进展，那么达赖只会担心他在藏独运动激进派面前进一步丧失自己的可信性。

总之，达赖在明处，中国在暗处。达赖作为他自己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在国际上比较成功，但在与中国交涉、斡旋方面却非常失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糟糕的败笔。至于公关方面，达赖也应该了解，虽然对西方的公关非常成功，但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对中国民众的“公关”。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力量。当然，他需要有所渠道，也需要有所行动。

最后看低牌。中国政府明显占据优势。除了民众支持以外，达赖年事已高。中国只要静待他的去世（以肉体上从国际舞台消失），再扶持新的达赖。无论这个被扶持的达赖是否为被海外认同，但可以认定，至少在达赖去世十多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个十四达赖喇嘛这样有力的到西方大规模宣传公关的有一定个人魅力的运动领袖。流亡藏独运动只会走向进一步的迷惑、分裂。

———————————-

　　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五日电 新闻背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的接触

　　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二十五日发布消息表示，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
触磋商，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多年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的延续。

　　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了二十多批他的代表和参观团回国参观。达
赖喇嘛本人的主要亲属，他的大哥、二哥、姐夫、妹妹和他身边的一些亲密的人，都曾
经回中国参观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他们就关心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

　　二00二年以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先后六次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中央有
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西藏自治区参观，了解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安排他们到广东等地了
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安排他们到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了解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情况；还安排他们到承德等地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些历史情况
和重大事件。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央政府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极大的耐心，保持着
和达赖喇嘛的接触。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接触商谈没有
取得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达赖喇嘛方面没有诚意。他们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立
场，也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完)

这个题目很大;我在这里只是表达一些不系统、不成熟的感想而已。许多观点也并不新颖。欢迎大家一起思考。

1) 历史的终结与文明冲突论

1992年，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说：认为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消亡了，西方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最终取得了最后胜利；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观、制度能与之对抗了。它被所有的社会认同、实践，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与其说福山描述了现实，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大预言。

1996年，美国学者Samuel Hungtinton提出了著名论点，“文明的冲突”，以作为对福山的回应。Hungtinton认为，冷战确实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也结束了，当前及未来世界的趋势是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因此，福山的历史终结可能过于乐观。在2001年911事件时，Hungtinton的观点又被翻了出来。当时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

从1992年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到现在，已经有16年。世界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恐怕还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重新崛起，以及西方文明地位的相对衰落。德国“大历史”学家Spengler早在一战结束时就对文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明如同有机体，会经历繁衍、兴盛、成熟和衰亡的一个过程。在他悲观地认为，西方文明将走向衰落。当然，实际情况是，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的衰落。

2) 西方主流价值尚未被挑战过

虽然西方出现了经济、政治地位上的经济衰落，但是西方的主流价值却谈不上被真正的挑战过。

这套主流价值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自由、人权、民主参政、宪政/法治、权力分立等；
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政府的干预程度多少、责任的多少，则在西方不同国家、社会则有相当的区别）。
整体上看，核心的理念是人本、理性、科学。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

虽然在现实中有很多的差别（比方说，在美国，宗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在西方的社会建制上，基本遵循这些原则。

西方认为，这些价值是普适价值，可以超越种族、社群、国家、社会、文明、时间，是人类普遍希望追求的价值。在现当代历史上看，西方的这套价值体系与制度大致所向披靡。

3) 挑战西方价值？

首先是在冷战中的胜利：苏联解体，东欧迈向资本主义阵营。全球意识形态斗争似以西方的胜利告终。

其次是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的崛起应该说以日本开始。在日本这又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西化建制；二是日本在战后采纳的促生增长的各种经济产业政策。

日本和中国非常不一样，它处于文明“夹缝”之间。在明治维新时，它“告别”了中华文明，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认为这是强国的唯一办法。多年来，它都试图“脱亚入欧”。虽然在二战前，日本推行了入了军国主义，但二战后，为美国占领，政治上再度实行民主化（这里也不能忽略明治后议会政治留存的一些资源），建立了坚实的民主制度。目前，作为自由民主国家之一，日本被纳入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为西方所接受。加上冷战的地缘政治，使日本在二战后崛起的过程中，并未经历与西方的强烈碰撞。

日本人素来对如何被西方社会接受有敏感的意识，并且作出不少努力。这当然和其岛国的现实危机感、处于文明与冷战“夹缝”间的地位有关。

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消防了日本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在初期采用权威主义。但在经济崛起后，又经历了政治民主化。韩国和台湾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对于西方来说，这仅仅是证明了福山历史终结性的正确性。是的，权威主义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反过来，市场经济可能能促进政治民主化。最终，这些国家不是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么？

新加坡也很成功，并且至今推行权威主义。李光耀提出了“亚洲价值”，一度引起西方的注意。然而，新加坡类似一个城邦，影响有限，还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严重挑战。

中国之外的东亚经济奇迹最多证明了可以存在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增长模式，尚不构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挑战。

伊斯兰文明方面，由于伊斯兰文明分裂成许多国家，不具备一个强大、有力、成功的军事、经济力量，不足以影响全球格局，所以他们还不能构成对西方主流价值与模式的挑战。他们与西方的冲突，更多的是对西方文明扩张的被动的对抗。

印度文明也在崛起，但印度采用了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同时在发展资本主义。印度如果与西方发生什么对抗，更多的是在战略、安全、地缘政治上的，似乎还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与模式的挑战。

俄罗斯：苏联的“后继者”——这是冷战的失败者，除了军事力量仍让人震慑外，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威胁了。它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力量。

巴西：与拉美国家一样，被笼罩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经济，政治建制基本遵照西方模式，也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挑战。

4) 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不同的图景。经济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借鉴了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模式，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但这个成就不乏先例。

在政治上，中国仍然采用共产党一党专政，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实行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并没有动摇的迹象。西方希望的那种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的民主化并未出现，更看不出这种趋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仍十分稳固。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将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它是一个悠久的文明，有13亿的人口。它的发展将对世界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是西方所不能忽略的、必须应对的。

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并且持续下去，稳定下来，那么自然是对“历史终结说”的一个反证。不走西方道路也可能成功。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成功尤其使之不安的，是因为它构成了对西方所奉行的价值的挑战、威胁。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在事实上获得了成功；西方在看到中国年轻一代青年人及不少新中产阶级对自己政府的支持时，可能更感不安。

中国确实对西方提出了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现实的，也是主观的。

5) 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崛起？

这个原因有很多。随便列举一下，但不可能罗列；

a) 中国人口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经济体，并不那么需要依赖外国；
b) 中国历史悠久，有让国民骄傲的文明，有大量可用的文化资源；
c) 悠久的历史也造成一种路径依赖（有时甚至会是一种负担）；
d)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治渗透社会上下各阶层，政治建制严密，统治基础相当牢固；
e)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进行了改革开放，尝试与国际社会接轨。其经济增长并未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而反成为对既有体制的支持。在全球化的经济逐利之下，西方政府、企业都需要与中国合作，接纳中国的不同；
f) 中国是一个现实的地缘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它是一个核武器国；
g) 中国掌握相当的国际政治资源，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71年后）；
h) 从过去几十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有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其韧性与适应性超出了西方的预期。

还有许多原因。

6)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

a) 西方要解释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如何崛起的？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要研究中国现象。
b) 西方要认识中国所代表的价值——中国是不是有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若有，是如何的？西方要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
c) 西方要解释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及西方价值的影响。比方说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为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中国的制度甚至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一种“软力量”。如果有旁的国家借鉴、效仿中国，那么对西方主流价值及历史终结说就确实构成挑战了。

7) 中国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中国现在恐怕还没有对自己价值观的一套统一的、自恰的、系统性的阐述。这种价值观应该体现在政治制度的设置；国家/政府的角色；国家与社会及个人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等上。它涵盖社会是如何构建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目前还在发展中，并不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看到，以邓小平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等为基础，中国的体制变革与政策更多的是以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复杂的利益博弈为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地有选择性地借鉴其他社会的成功经验，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我想中国会不断寻找自己的价值。它当然有可能会在中国过去的传统精神资源中找。

“和谐”是不是一种价值？完全有可能。“和谐”目前并不描述现实，但反映了一种理想，一种状态。它可能涉及的社会架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人的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模式。但对这个价值还没有什么更多的论证，它更多地被视为领导人为满足当前政治及现实议题需要而提出的政策口号。

但不乏这样的可能，就是中国摸索出这样的一套价值。那将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更为发达、成熟的时候。西方最终也需要和中国有这样的一场哲学对话。如果出现了这种中国价值，它也未必是和西方主流价值相冲突、排斥的；它可能部分地接纳了西方主流价值，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元素。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是对西方价值的一种有益补充。

杜维明等提出的儒家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强调国家、政府的责任；社会的“有机团体性”（而非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入世与自我提升；家庭的价值；重视教育；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还有其他在日常人际生活中的儒家理念。这些理念将建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它所认可的“价值序列”很可能会与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不同。它也未必和西方主流价值冲突，但有可能作为对其并不完美的启蒙价值观的一种有益补充。

以上，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我们并不知道许多年后的中国是怎么样的。目前做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8) 未来的趋势

中国：中国将继续发展、变动。在其中，有来自国内外的无数力量将之向不同的方向推引。中国将在合力中前进。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世界：全球化将不是简单的单向的“西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将是复杂的、多变的、有随机性的；它将是多方面的互动。

至于历史是否会终结？我们无法知道答案。激进地看，在未来，自由，民主等概念可能被解构。新的价值被加入其中。不同社会的民主制度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形式、特征，超出了西方模式的限制。这些都是未知数。历史终结论对万变的世界而言过于简单了。

9) 民族国家 对 多民族国家

这里可能还有个小插曲。民族自决及主权民族国家这种从欧洲出现的政治体模式，与许多其他社会、文明中形成多民族国家模式，可能还会继续冲突。比如中国就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的（更多是基于文化意义的）帝国。这种差别就可能带来冲突。西藏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冲突点。

10) 中国的和平崛起：冷战思维的继续 + 文明冲突？

中国人要问，则是中国如何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避免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冲突。

福山和Huntington谈到了冷战和文明冲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我看情况是这样的：

一方面，尽管是它所希望避免的，中国一定程度继承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中国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仍然在政治上继承过去的遗产；在西方政界与民间之中，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还非常多。以美国媒体为例；CNN在报道中国时似乎就一定要加上“Communist”这几个字眼，否则就不“政治正确”了。当中美出现贸易问题，如出现质量有问题检的中国玩具，电视台就会说，“从共产主义中国进口的玩具”。这种情况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它看来全无意义。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政治形象是根深蒂固。只要中国仍然坚持其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方就难以其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思维：因为意识形态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他们而言。“革命尚未成功”）。在苏联解体的今天，中国就成了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当之无愧的对象了。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这样一个文明大国。任何做文明论分析的人都会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力量：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精神资源，有自己一系列和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采用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也必然是文明间的冲突。

所以，悲观预测，中国可能要同时遭遇冷战因素，以及文明冲突；乐观预测，领导人利用其智慧，在复杂的形势下把握机遇，完成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冲突是结构性的，它可能会表现为各种摩擦、不合作、关系起伏，但未必会演变成为战争；它也可能因各方在现实利益上合作的需要而被搁置一边。

西藏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冲突点。它和西方价值紧密联系。在那些同情藏独运动的西方民众看来，这一问题是价值问题，而不是地缘政治及安全之类的利益问题。将来，可能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冲突点，只是我们现在尚不知道而已。

减少摩擦与冲突点的办法有很多。一是由中国采纳更多的西方主流价值；二是由西方接纳中国的价值与制度（这个比较难）；三是由中国政
府加强对外沟通能力（“公关”），说明中国的政治政策，使西方至少可以解释、理解、预测中国的行为。但只要中国不和西方共享根本的价值，不按照他们的体系建制，也就不会成为他们真正的政治盟友，不会为他们所接受，而只会同他们就短期利益进行交换与合作。

当然了，中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走出自己的道路。

在大功告成之前要写很多paper。这些paper的题目都很大。

另外，其实也不是什么paper，大多是“memo”。

以下是最近四个星期内要写的：

n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及污染排放控制问题 （这个写完了）

n 联系西方制药业，谈第三世界疾病防治问题

n 还有一个产业政策方面的paper，题目尚不知。

n 美国总统选举：为McCain做竞选人辩论的准备——假想敌为Obama，小组作业

n 美国大选的一个paper （其实是写一个感想性质的散文）

n 中国金融监管的一个memo （这个写完了）

n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问题 （这个小组作业；本人负责governance部分）

n 美国上市公司行政人员薪酬问题（Executive Pay）（这个写完了）

n 美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 （小组作业）

n 美国Medicare/Medicaid问题

数目还有很多。

KSG （现在称HKS）的课程很多，授课方式千变万化。但是“产出”（或作业）很相似，很多都是“policy memo”——政策简报。这很奇怪，要么是他们找不出什么旁的作业形式了（简报耗时较少），要么是他们认为这是重大训练目标。

政策简报就是写给领导人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那么给领导人写简报就要：

a) 大背景；

b) 当前问题与难点；

c) 解决办法的政策。

i) 政策目标、原则

ii) 政策建议 （可从正、反方面评价提出的建议，比如好在哪里，不好再哪里）

当然这就是一种结构，还可以有其他的结构。

简报有很多要求，比如要用什么语言啦，句式啦。要采用什么样的格式啦。另外要精简，必须在几页内完成。此外，要领会领导人的意图，要下对其胃口的药。

这里老是在要求学生写简报，而简报方面，强调形式的东西太多，实质的技术含量太低。去年春季练习写了简报，教授批改的全是格式、句法问题。“这个要简短一点！”“那个要精简一点”。另外就是结构上的问题。具体实质性的政策评价倒没有什么。春季练习尚且如此，其他的课程就更是这样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最后，学生写简报的水平很高（写出来真像简报），实质政策分析水平学到多少，提高多少，值得怀疑。

我跟人开玩笑说，我们这里教的就是秘书学，每天给领导写汇报、写内参。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4/18/AR2008041802635.html （王的原文发表处）

这篇文章，《华盛顿邮报》以半版的篇幅在4月20号刊登。已经有人译出，附在本文后供参考。

(作者按：本文作者刚刚注意到，王千源接受反华喉舌《大 纪 元》采访，发表了更为触目惊心的言论；这更暴露了此人的本质。但本文只局限于探讨她在《华邮》上的文章。因文会在西方有所影响)

我觉得王千源的这篇文章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因为随着这篇文章的登载（比较详细的第一人书面陈述），加上她接受其他西方媒体的访问（包括某政治性极强的反华媒体），已经使事情的严重性升级。应该说她已经明确“站队”了。这种选择是出于个人的投机，还是本来的立场，我们很难判断。但是有理由认为，a) 国内外华人对她的批评使她的思想更为激进；b) 到西方媒体有是寻求一个发声筒，表达一种抗议； c) 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王千源的文章在我看来属于完全的政治自杀行为，按照过去的话说，就是彻头彻尾地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客观上看，走到这一步确实可以说是人民公敌了。

原来国内外还有一些人对她表示同情，表达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是我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言论自由说）；二是对一些过激的侵犯人身的行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公布其全家私人信息、发布死亡恐吓、家被泼粪等行为的批评）。我觉得随着她发布这些文章和讲话，至少持第一类观点的同情者会减少。

我就讲几大点。

（1）

首先，王千源的文章是严重错误的。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文章的危害性可能远要超过她本人的想象。她完全被西方媒体利用了。并且她主观上希望迎合这种利用的需要，以表达她自己的声音。我们会在下文探讨她文章的这种迎合性。

（2）

其次，针对文章中她的立场和姿态。在文章中，她基本是摆着一个理性的、温和的姿态出现的，完全是迎合西方的那种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的。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中间人、挑停人，其含义是她本人得以超越双方的偏见，以理性的姿态做桥梁沟通作用，最后化解矛盾。这是多么高的一种姿态啊。我们姑且不说她在这次事件中是否扮演了这种角色。但如王千源所说，她要学习语言，促进知识与视角交流，调解华人与藏人之间的矛盾；同时她还要学更多的语言，我们假定她要做更广泛的传播与交流。但是她的行为有没有这种效果呢？我看是没有的。我们要看到大的形势。西藏问题目前是中国与西方矛盾的一个聚集点。它反映的是两种政治文明及利益的对抗。我们在这次事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怎么说，无论原因如何，双方确实在交流上有严重的问题。这些沟通和相互理解上的问题一方面是两种文明对抗的结果，一方面反过来加剧了摩擦。

具体来说，这次事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事件的带有强烈误导性、选择性的报道；这些报道传播了不正确的信息，引导了民意，促进偏见，甚至生成仇恨。这里，西方媒体在西方扮演的角色很重要。而都年以来，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是很缺乏代表中国视角的声音的，是很少能中立的、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在西方媒体上非常缺乏自己的声音，几乎不能利用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

王千源如果确实想解决问题的，那么应该到西方媒体去发更客观的描述中国的图像，而不是去迎合西方媒体的一些既定偏见与想象。这样才能有助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甚至能在西藏问题上帮助中国。这样才和所谓的调解、调停角色拉上一点关系。相反的，王利用自己在这次事件中的特殊身份，以及西方媒体的同情，去发表了迎合西方偏见、政治与价值需要的言论，应该说是加强了西方的成见、偏见、扩大了中国与西方民众的误解与矛盾。这是一种理性的、调停的态度么？完全不是。

（3）王千源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她选择了最坏的时机，在最坏的渠道上发布了自己的言论：正当人们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媒体的不公时，一个中国人却投入到西方媒体谴责中国，并且攻击其中国的爱国运动来了。其对中国爱国青年的贬损几乎到了人们心理承受的底限。到这个地步，人们很难再去原谅她了。按照过去的说法，王千源这样的人，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绝不是偶然的。

在以西方媒体为发声筒，参加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想象、攻击的队伍中去，王千源的行动就不仅是一个个人行动了。她的行动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已经成为反华·藏独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上，我还是认为这个小姑娘年纪太小，不要看她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在政治上还是极其幼稚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的后果。我想以后她一定会明白过来，并且后悔莫及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她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构思在每一处都很巧妙；她并不仅仅是对这次事件的描述，而表露了她对中国和西藏问题的看法；其政治用心想是很明显的；也正因为它巧妙的结构，才使它的危害性更大。

中日关系的发展

胡锦涛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从发展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事件。近来西藏问题“的阴影”也使这此访问尤其的不同寻常。对于日本来说，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能不能在中国与西方出现剧烈碰撞的这个非常关键、微妙的时刻，“抓住”中国？

我们看到不少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日本人比较实务，对西方人权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不以这种问题对中国或其他国家施压。这其实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差不多。尤其是这些亚洲之间共享许多价值与习惯。对于日本这一处在西方与东方“夹缝”中的国家，也比西方更容易理解、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崛起（日本自己同西方也是差异很大的，包括其实践中的政治制度）。在十九年以前，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日本在我印象中是最快与中国接触的国家之一：当西方仍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问题批评时，日本人忙着在中国投资、抢占市场；他们先行一步，占了不少便宜，并且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讲，摆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姿态。此外，福田康夫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对中国也是友好的。这些都是好的契机。

当然也有不利的条件。比方说在日本国内，亚洲杯事件后，年轻人中的反华情绪乃至民族主义尚未消退；中国的崛起也使中国威胁论很有市场。此外，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困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国内的政治力量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跟近邻中国搞好关系，一部分人觉得应该继续和美国保持近距离，搞有点类似远交近攻、政治制衡的那一套。在目前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华反感心理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亲华派可能很难有市场。

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和美国与西方发生文明冲突。日本在这场（可能的）冲突中应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恐怕日本人还没有得出结论。其实，日本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调停人、桥梁的角色。做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它可以承担英国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那种关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日本是可以承担这种角色的，一方面是它一千多年来与中国文明的关系，一方面是它以西化来实现现代化，采用了今天西方能够接受的制度与模式。这样的两方面都能接受特点，是它作为中介桥梁的良好资本。

近日，中日高层有密集的互动。在这里，可以一方面注意一下两国领导人交换的信息，一方面注意一下中、西方媒体的反应。

首先，日本在大的方面是非常支持中国的。除了在发展双边关系上表达了一些美好意愿外，福田康夫还说把西藏问题和奥运会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他还提出要在G8会议上呼吁西方国家支持中国奥运。这些都会对中西方之间起一些积极的调解作用。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息在中国迅速得到了报道。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确实希望发展中日关系，传达正面信息，另一方面，在西藏和奥运问题上，中国也迫切需要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盟友。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西方主流媒体则没有怎么报道这些正面信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信息一方面不是悦人的，另一方面没有价值。

其次，日本方面也对中国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愿意看到的，可能是迎合西方，同时也可能是日本国内一些力量愿意看到的（这里面日本国内政治的因素我倒不是太清楚）。福田近日对杨洁篪外长说，应该看到西藏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中国应该在奥运会前尽力解决之。杨洁篪外长则重申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同时还点了一下日本：日本是唯一在这方面对中国提出意见的亚洲国家。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再看媒体，西方国家主要媒体都赶紧报道了这一事件，标题为“日本首相提醒中国，西藏已是‘国际问题’”。这大概正是西方世界非常希望看到的东西。他们也希望让自己相信，日本和西方是一个阵营的。

西方媒体的这种对日本外交姿态的选择性报道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这句话很含糊，各方说都是对的；首先，西藏问题国际化是指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意识、关注、支持或反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现实；另一方面，中国说这是本土问题，主要指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以及对西藏的公共决策决策等。西藏当然是作为国内问题来处理的。所以两方面说的都不错。中国可以解释为：“即便西藏问题受世界注目，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是管不着的。”双方表达了一下各自的立场。

最后，日本在是否允许中国火炬助跑手的方面需非常注意。此问题极为敏感，可能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目前已有不少网民表示不满）。在此问题上日本没有坚持的意义。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有可能引起波澜。

无论怎么样，在中国与西方（潜在）的冲突上，日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非常希望得到日本这个盟友；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跟中国交好。“抓住中国”——哪怕它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西藏问题与反华运动

西藏事件发生一个月了，余波仍将继续下去。有的人认为，西藏事件只是一个短期事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会吸引太久的注意力，其重要性是有限的。

确实，西藏事件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点。很多评论家探讨过了；很多普通民众也看得很清楚，西藏事件的背后是反华，西藏无非是拿来做为反华工具的一个具体事件。

对于西方而言，西藏问题仿佛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陷阱。它提供这么一种机会，使近年来逐渐积蓄的西方反华倾向得到一个总的爆发。

我们看到，西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案例。首先，它在西方所反映的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民族自决等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东西；其次，它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在西方的叙述和想象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有力的两元对立：一方面是一个完全浪漫化的、香格里拉式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追求神秘的宗教，享有充分自由的世外桃源式的民族社群；另一方面，是一个粗俗的，革命暴力的，现代化的、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这个本身就是贬义的）、侵略主义的力量。两种力量相捧，前者被后者“征服”。在这种叙事下，西方的普通民众会同情谁呢？自然是西藏。

西藏这个案例非常符合反华运动的需要。反华运动（或者说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不能仅仅是对物质和安全利益的追求，它还要倡导某的价值观念。根据西方的西藏叙事，被损害的恰恰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念所要保护的。

其他方面的议题，比方说地域安全、贸易、知识产权、能源，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不同人的利益不同；对长短期的利益也很难定义清楚；像贸易这种问题，不可能有效的凝聚反华力量（比方说主流经济学家会支持自由贸易；人们论说与中国开展双边贸易能有利于本国消费者；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有利于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说不太清楚，不可能有力的凝聚反华力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依据。

相比之下，西藏问题就很理想了。它超越了这种直接的物质、经济利益，而比较趋向意识形态；对西藏同情的人更像是无利益的、中立的人（和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同情似乎完全出于正义或良心，为了追求某种普世价值。这使同情西藏更接近支持环保这样的公益运动。对于国家政府或者政治家而言，也可以避口不谈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大谈核心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很便利的。

为什么西藏能成为反华运动（或者说思潮、倾向）的一个聚合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西藏问题与反华运动

西藏事件发生一个月了，余波仍将继续下去。有的人认为，西藏事件只是一个短期事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会吸引太久的注意力，其重要性是有限的。

确实，西藏事件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点。很多评论家探讨过了；很多普通民众也看得很清楚，西藏事件的背后是反华，西藏无非是拿来做为反华工具的一个具体事件。

对于西方而言，西藏问题仿佛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陷阱。它提供这么一种机会，使近年来逐渐积蓄的西方反华倾向得到一个总的爆发。

我们看到，西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案例。首先，它在西方所反映的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民族自决等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东西；其次，它具有极强的标志性。在西方的叙述和想象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有力的两元对立：一方面是一个完全浪漫化的、香格里拉式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追求神秘的宗教，享有充分自由的世外桃源式的民族社群；另一方面，是一个粗俗的，革命暴力的，现代化的、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这个本身就是贬义的）、侵略主义的力量。两种力量相捧，前者被后者“征服”。在这种叙事下，西方的普通民众会同情谁呢？自然是西藏。

西藏这个案例非常符合反华运动的需要。反华运动（或者说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不能仅仅是对物质和安全利益的追求，它还要倡导某的价值观念。根据西方的西藏叙事，被损害的恰恰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念所要保护的。

其他方面的议题，比方说地域安全、贸易、知识产权、能源，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不同人的利益不同；对长短期的利益也很难定义清楚；像贸易这种问题，不可能有效的凝聚反华力量（比方说主流经济学家会支持自由贸易；人们论说与中国开展双边贸易能有利于本国消费者；促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有利于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说不太清楚，不可能有力的凝聚反华力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符合西方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依据。

相比之下，西藏问题就很理想了。它超越了这种直接的物质、经济利益，而比较趋向意识形态；对西藏同情的人更像是无利益的、中立的人（和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同情似乎完全出于正义或良心，为了追求某种普世价值。这使同情西藏更接近支持环保这样的公益运动。对于国家政府或者政治家而言，也可以避口不谈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大谈核心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很便利的。

为什么西藏能成为反华运动（或者说思潮、倾向）的一个聚合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达富尔问题也是类似的一个例子。

民族自决与个人自决: 西藏问题

此外，这里顺便讲一下西方政治哲学并没有合理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就是个人自决与民族自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完全是个合法的、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但至少在西方，针对西藏问题上，是被忽略了。

个人自决指的是个人享有的各种政治、公民权利。按照比较经典的自由主义论点，在一个政治体中的个人如何能是“自由”的呢？他或她必须能够参与到那些影响自己生活的重的决策中去（也就是存在民主的程序、机制、制度）；他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比方说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

民族自决是什么呢？民族自决在政治哲学上完全是一个没有搞清楚过、缺乏严格论证的概念。它应是康德哲学的一种粗糙衍生，在19世纪，更多的是迎合政治运动的需要而产生。民族自决的意思是一个民族能够享有处理自己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其最高形式是我们今天说的主权；一个理想的民族自决体应该是以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nation-state）的形式出现的。目前，西欧最为接近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也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内向其他国家扩散。它在欧洲内部首先是摧毁了多民族政治体（所谓的过去的“帝国”），催生了各种新的民族国家；之后，唤起了殖民国家的反殖民运动，成为这种运动中的重要精神与价值力量（另一种力量是马克思主义）。

这股运动仍然在继续，最近的例子是科索沃；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前苏联境内的一些民族领地）内也在酝酿这种运动。直到今天，欧洲内部还没有完全遵循这种模式；比利时、瑞士是多民族国家；巴斯克、卡塔罗尼亚等民族存在于西班牙；日耳曼民族分布在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一些没有固定土地的民族，如吉普赛人，没有任何可能在未来获得独立政治体。

民族自决反映的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需要，它究竟和自由主义存在什么关系，在哲学上没有明确的论证。二者其实存在根本假设的分歧。民族主义更多的是基于社群主义，这和自由主义字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不同的。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今天。

引用了社群主义，我们就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来论证个人自决。社群主义认为（我这里只是非常粗糙的概括），个人的自由要在其社群的归属中找到）。民族自决是和个人自决的关系应该至少是一种必要条件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民族自决，个人就不可能自决。有的社群主义还会论证说这是一种充分条件：个人根本的目标是通过实践自己民族（或社群）的价值来享有自由的。比如说你这个社群有一个一夫多妻的文化传统，按照这种论证，你恐怕只有实行一夫多妻才能找到自由。注意，这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相对主义；它反对任何普适价值的存在。

而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人是独立的、离散的个体；根本的自由在于个人是否享有之前所说的政治、公民权利。民族自决和个人自决的关系，可以说是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而且，由于自由主义从个体出发，个人自由要优先于民族自由。

这些都是政治哲学方面的说法。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之中，就不存在这么复杂的论证了。许多运动往往只是比较简单地假设了民族自决能够带来个人自决：民族自决不光是个人自决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对个人自由的实现（既给予政治权利等）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成为民族自决运动的一部分。民族自决后，出现个人独裁的情况很多。
现在回到西藏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家、普通民众和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存在什么论证和思考。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民族自决这一层面的问题：这种自决很最容易让人明白，情感上容易接受：“民族独立了！”而对个人自决没有太多的探讨和关注。一方面也是出于无知，以及错误的预设（比如认为1949年以前的西藏是一个浪漫的、自由的香格里拉）。

其实，西藏非常可能存在经典的个人自决与民族自决冲突问题。一个1949年之后没有被“侵入”，保持“独立”的西藏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政权呢？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农奴制、宗教精英制、神权制。这样的一个国家恐怕不能是自由的；如果这样的国家一直存在下去，恐怕免不了西方的妖魔化。它将是另一个被谴责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同样的，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个独立的西藏，那么它究竟会采用什么样的政权呢？大概会是一个准神权的制度。由于整个藏独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它大概要保留某种现代国家的框架，比如政府首脑、议院、权力分离之类，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满足西方民主制度的需求呢？它会允许宗教自由么？它会允许言论自由么？它会避免政教分离么？西藏文化传统中僧侣独特的政治、社会地位会如何干预这个政治体的运作？这些都是很大的疑问。我们几乎很难看到西方公共媒体在这方面有任何的讨论——我们并不要求指向某种特定的结论——比方说，在宽容、开放的民主讨论下，我们不能强迫讨论者同意说目前的藏人就一定比自决的藏人自由（而且在评价、比较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类的问题上向来是十分主观的），我们只是希望看到有一定智识水平的讨论，以回应这一问题。否则我们很难说这些人不是无知，或者是伪善的。

我个人感觉，西藏独立运动是一个相当庸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西方自己的角度来卡，在根本上，它究竟是否和西方的核心价值相符，是有大量疑问的。当然，西藏问题涉及太多的政治利益。对于很多西方藏独支持者而言，它们恐怕都是次要的、无意义的问题。这和历史上许多旁的类似运动倒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近来有这样一种争论。一方面的人，即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及部分海外有识之士，支持奥运会；他们反对把中国所涉西藏、达富尔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牵扯到奥运会中，其主要理由是不应该混同体育和政治（甚至说体育和政府不能或不应该挂钩）。抗议或破坏火炬传递活动是亵渎奥运精神，应该被谴责。同时，要大力支持奥运会，坚决反对抵制奥运会的企图，避免将奥运会政治化。

另一派（主要是海外批评中国的人士，其中又自然以藏独和达富尔议题群体为代表）认为北京奥运会本来就和政治挂钩，抗议火炬传递活动乃至抵制奥运会，都是合法的，正确的，可行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种争论的关键点就在于体育（以及更具体的，奥运会）是否和政治挂钩。

其实这里的逻辑问题稍微要复杂一点。我们应该分清楚，一，体育是否应该和政治挂钩？二，体育是否在事实上和政治挂钩？

对大部分支持奥运会，反对抵制奥运会的普通中国人而言，他们指的更多的是体育不该和政治挂钩；对于大多数拼命把北京奥运会政治化的人则指的更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体育在历史和现实中基本就是和政治挂钩的。既然已经挂钩了，已经是政治化了，那么对之采取政治行为亦无不可。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争论不会产生任何的结果，因为两方面谈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全世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同意，体育不应和政治挂钩。但是体育是否已经在现实中被政治化了呢？

我个人认为现实中确实是政治化的。从其意义、目标来看，是有政治性的。但它又不是公开的政治，是隐晦的政治。纵观历史，从纳粹时代，到冷战时期（以卡特政府的美国抵制苏联奥运会为顶锋），到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如日本、韩国），奥运会常常和主办国的政治目标挂钩。它总是带有政治意义的。说奥运会不和政治挂钩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不反映现实。

就北京奥运会言，中国组织这场盛会，当然是有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争取全国认同、团结、合法性这样的考虑的。在争取他国的认同时，则将进一步经济开放

解释为奥运会可能带来的积极效果；各国在同意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一方面是丢中国崛起的一种相对积极的回应、肯定，另一方面也并不隐晦地指出，由北京举办奥运会，对中国的进一步开放由好处。我们普通的国民在对待这一盛事时（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似乎更多人支持奥运会了）也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的，甚至是将之看成一件重要的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的。对这次体育活动，我们赋予的含义远要超过体育本身。从这些方面来看，北京奥运会是有相当政治意义的。再综观历史，北京奥运会有这种政治性在里面并不特殊，应该说奥运会在历史上都一直和政治保持着密切地关系。比方就东亚来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日本和韩国的承办。两次盛事都代表着两个国家经济崛起、成为世界舞台的一支力量；两次盛会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并将之作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

所以，奥运会的体育和政治挂钩可以说是一个现实。体育和政治不应挂钩是一种很难有人会否定的理想，并不反映现实。

根据这种现状，恐怕很难用“不要把体育政治化”去说服那些试图反对北京奥运会的人。这种口号基本不会起作用。要反对的人会继续反对。

其实，要说服对方，要点还是在提醒对方区分政府和人民。

在反对者看来，奥运会不单是政治化的，而且完全是政治的代表。他们在反对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想到的是反对中国政府。在他们看来，北京奥运会似乎只能代表中国政治的利益。他似乎和中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无关。这里，他们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严重的认知错误、严重的战略错误。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普通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都普遍支持北京奥运会。在华人们看到有人批评北京奥运，破坏火炬接送、号召抵制时，想到的是中国在受到不公正地对待。华人们并不认为奥运会仅是中国政府自己一厢情愿的事业，而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甚至中华民族的利益的。

这就构成了对那些反对奥运会的人的有力批评：因为奥运会是华人普遍支持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什么有悖华人意愿的事业，你就不可能在这里区分什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你反对北京奥运会就是反对中国人民，就是反对中国，就是反对全球华人。如果你不希望把打击面扩大，对准全秋华人，那么你必须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对中国政府表达你的不满，而不致涉及中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的感情（我可以肯定是存在这种方式和渠道的）。

对那些对中国政府很不满的人，做这种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永远要区分政府和人民；永远要中立一切能中立的，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不扩大打击面。这是条基本的策略。反对全球奥运会只能引起全球华人的不满，促进中国人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并且帮助中国政府在国内获得更大的支持。

如果有人是有意识地不去注意这种策略，在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忽略之，以有意激化矛盾，那么这样的人恐怕是从骨子里反华的，他们反对的就是中国，反对的就是华人。这样的人的行为会极其国家间的、民族间的矛盾，甚至往大了说，在未来的文明意义上的相互冲突。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仅仅是单纯的无知，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看这样的人确实有一批。这次西藏事件，中国普通民众的反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对这样的人我们主要要进行教育，然后团结。

临了，要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我觉得“体育不和政治挂钩”这种说法对那些批判中国·北京奥运的人恐怕没有太大意义。在各种场合、场所打这种旗号我觉得意义不大，基本就是自说自化。

第二，应该传达这种信息：反对奥运会就是反对中国人，就是与华人为敌。要传达这种信息，表明中国人在奥运会上支持中国政府，批判者不可能一方面联系西藏问题批评北京奥运，一方面不伤及华人感情。这种做法至少能让对方思考一下自己的策略和形象。

Obama近日严重失言，最近一两天，成为媒体报道焦点。媒体一贯对Obama比较友好，但Obama这次犯的错误太严重了。Obama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小城镇的人，执着地追求枪械与宗教是因为其经济上的失意。简单地说，其逻辑就是“因为你失业了，所以你信教信得厉害。”其评论迅即遭到McCain与Hillary的强烈抨击，被指控为“精英主义”。很有意思，一直打草根旗号的Obama终于受到了这种指控。

Obama的言论大概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真理（道出了部分事实），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从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框架来看，他的说法缺乏对人自主性、选择、价值取向及信仰的尊重；他十分不谨慎地对旁人的价值追求做了粗暴的动机或利益分析。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自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我们追求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取向、追求；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与选择赋予充分的意义。”Obama的言论，否定了他们行为存在什么自在的（intrinsic）的价值。

这里尤其糟糕的是，一般人都认为，Obama所说的话确实反映了他自己真实所想的。这种想法并不希奇，很多人脑子里都有。在学院里，作为社会学或政治学分析，可能更是常见。然而，作为政治家，发布这种言论确实不合适的。

（Obama的分析倒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类马克思主义理论）

前段时间，其精神导师Wright的言论差点使Obama大受伤害，后因其针对种族的精彩演讲而有所挽回；这次得罪普通工人阶层（乃至中产）、信教群体及枪械权的言论可能伤害更大。Obama大概又得以另一个演讲来解释其言论、冲淡负面影响了？

这几个月以来，美国大众应当是看得更加清楚了。Obama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左派(liberal)，并且是民主党人内部最左的参议员之一。这样的人，即便获得了民主党初选的胜利，恐怕也不能在中间偏右的美国普罗大众中获得普遍支持。他尤其难以获得一些摇摆州的支持。如果他在宾州也败给Hillary，则将继续强化人们的这一认识或猜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看他在潜在的大选上败给McCain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Hillary更是一个有趣的因素。在总的初选选举代表票数上遥遥落后于Obama 136票。仅凭剩下几州的初选Hillary几已不可能击败Obama。她只能依赖于超级代表——这种极其不民主的设置。超级代表由民主党精英组成，并不直接受选民意愿的束缚。他们的投票可以和选民相悖——条件是如果选举人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阶段遭遇了惊人的事变，使其“选举力”大幅度受挫，无法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Hillary正在期待这一机会地到来。继Wright事件后，Obama这一次失言又再一次提供了这种机会。民主党的超级代表确实要问一问，Obama究竟有没有可能在大选中击败McCain？

Hillary继续留在选举中，对民主党也非好事。历史表明，两党中一个党的党内初选拉锯战越长，越不分胜负，对其在大选中越不利：因为党内迟迟得不到统一，并且两个提名人会相互进行攻击，部分的攻击会当然地被对方党在大选时拿来所用。另一方面，两个提名人打得不可开交，也可能使一个提名人的支持者对另一个提名人产生厌恶，甚至在另一个提名人获得处选胜利后，拒绝在大选中选举之。党内分裂、内斗，自然使另一个党坐享其成。

民主党的初选目前采用按比例分配选举代表的办法。比方说如果Obama在加州获得六成的选票，即可获得六成的代表；由于两个提名人在选举后相差一般不会太远（如差几个百分点到十个百分点），转化成代表后，也就不多地几个席位，因此差距迟迟无法拉开。这种模式虽然能充分显示民意，看来比较公平，但延长了初选的时间；共和党则采取“胜者全取”的模式：如McCain获得加州多于其他提名人的投票，即可获得该州的全部代表。这种模式使共和党地结果很快产生；正式的党内候选人出现后，其他提名人一般会对之拥护；候选人可以统一党内力量，开始一致对外，争取大选。目前，共和党早已取得结果，仍然在观望分裂中的民主党。因为Hillary仍然拒绝推出民主党的初选，使这种党内拉锯仍然在继续。Hillary大概会论证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党的利益（因“Obama不具备在大选中的可选力”）——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民主党的模式及目前分裂的现状恐怕是要使之付出代价的。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Obama获得初选的胜利，然后在大选中败给McCain。

最后，作为中国人，是不得不在观察美国选举时考虑中国的利益的。在国内公共政策问题上，不少国内知识分子会同情民主党（欧洲人的看法也是近似的）；但涉及国际政治，跨越了自由主义所设立的传统的政治体，国家利益就凸现出来。民主党往往更为理想主义，执着于价值理念并将之融入到外交政策之中；另出于保护本国劳工及产业的目的，采取对贸易不那么友好的立场。相比Obama，Hillary则更加现实主义，和共和党的差距较小。我预见，相比其他人，Obama那种更为典型的不那么切合实际的有点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大概不如原来那么友好，在许多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McCain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我们和中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可以交换利益，进行短期合作”。McCain在反恐与Iraq问题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在贸易问题上，则更易和中国合作。其他的，移民、堕胎、同性恋、死刑、枪械、基督教等价值议题都是不会影响中国的美国内部社会问题，不影响对McCain外交政策的判断。从这个角度，McCain大概是一个对中国利益而言相对更优的选择。中国的有关涉外部门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了解到，外交现实主义的共和党对我们来说更易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