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南都”封杀”薛涌事件
最近薛涌欲在南都发稿,批判之前在南都发文的茅于轼,遭拒绝. 薛愤而写文章自爆"与南都决裂"内情.
以下为本人评论.
所谓的封杀? 不过是被一个具体的报纸拒绝登载,并不是政府或公众媒体整个在对薛涌进行封禁,不让他说话. 薛完全有其他说话的权力和渠道. 即便完全不能发在平面媒体,还可以使用网络.
言论自由是通过整个媒体,整个公共空间来完成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杂志或报纸.在理想状态下, 各种报纸和媒体自由竞争,各思想或政治派别各有自己的喉舌,通过各自的媒体进行百家争鸣百家齐放. 因此,并不是说要把每一个报纸或杂志都变成一个中立的无立场的平台,在内部实行制衡, 而是靠媒体之间来进行相互制衡.
即使在欧美,每一个杂志或报纸几乎都有自己的立场,在选择专栏作者上,编辑都是有倾向的,一般是选择符合自己报纸观念立场的作者.评论性杂志更加如此. 不同派别的作者在媒体之间进行论争,而不是在同一个报纸上吵架. 中国有的人以为,就要在某一个杂志上能够允许你发一篇,我再发一篇. 两派都登,编辑还非得都兼容否则就是倾向哪方(这里还不提一个谁的文章是收场文章的问题),不然的话报纸就是不宽容,就是不开放,就是限制言论自由.甚至还是什么伪自由主义者之类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对媒体/言论自由相当幼稚的看法.
南都首先完全不具备垄断论争话语的资源与影响,只是无数发表评论的声音渠道之一;南都完全可以因意见观念不同拒绝登载薛的言论; 南都没有任何把自己变成一个容许发表各种观点,甚至和自己编辑意见或者报纸宗旨相悖的"开放平台"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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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的诉求我看幼稚可笑.,南都发了茅于轼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马上发另一篇对之进行批判反驳,而且行文如此尖锐,甚至连什么"既得利益者"这样非常尖锐并且主观臆测的词汇用上,进行诛心,有如杂文骂架而非学术或思想交流,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南都当然不能发这样的文章. 而且按照一般我们说的思想论争的习惯,如果茅发了第一篇, 编辑又让薛发表第二篇进行批判, 其实就暗示编辑倾向于薛的文章;另外,南都如果同时发表两个人的文章, 等于在自己的平台上掀起了一个争论.如果在薛文之后,茅不发追加文章进行反驳,一些读者可能就接受了薛的意见,并认为论争已薛胜利告终(我们说,薛有了"final word").
从这些角度来看, 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起这么一个论争既不合适,也无必要,何况是针对茅这样比较重要的有身望的学者. 这种做法肯定会使茅不快。薛的正确做法是不要在南都发文章,而是设法在其他平台来发文章. 这样,不会让南都难做,给南都施加压力.也不需要动用自己作为专栏作家的一点资本. 如果发反驳文章,也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 委婉的,旁敲侧击的方式,在一段时间以后来发. 谁做了南都的编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过,有点常识,我看对待薛的做法都应是比较接近的.
我看薛很不会跟人打交道,书呆子气太重,且自视非常高,因此这么一点社会人际关系都不会经营. 咎由自取
薛说南都破坏其言论自由. 其实这种事和什么言论自由根本就没有关系. 中国现有一些人动不动就喜欢出"你违反言论自由"的大帽子砸人,进行上纲上线,我看实际上跟文化革命时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差不多.
最后,不少人内心深处还是把言论平台视为单一的,一元的.比方说薛以及一些同情薛的人.他们认为要在南都 内部 实行制衡,把报纸办成一个中立的允许百花齐放的东西.
这种人没有想到的是, 真正的现代公共媒体应该是一个像市场一样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媒体,有很多很多平台.制衡是在媒体的竞争中实现的.不是在像一个报纸,一个杂志这样的单一媒体上实现的.
如果说有什么单一的媒体有义务去承载这种功能,我看就是国家的全国性媒体, 就是全国纳税人集体资助的全国性官方喉舌. 它们应该代表人民的意见. 如果有什么报纸应该去承载这种功能的话,我看也应该是<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 (也就是过去以来<人民日报>中的一些坚持把报纸办成人民的报纸的那一种新闻人的声音,当然，另一种声音认为党报身份唯先）. 在这样的媒体上,理想状态是, 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发表不同的声音.事实上,,过去改革开放中很多争论都在里面进行. 发表一篇文章,编辑写下按语,然后再组织评论,或者刊登读者来信(许多不同意见就以读者来信的方式表达).在全国的这么一个唯一的垄断性的官方媒体上, 其内部的制衡自然应是值得向往的.
英国的BBC比较接近以上这种理想状态.它是全国性媒体,为全国的纳税人而非特定政党或派别的利益服务.十分强调中中立性.
显而易见,南都并不具备这种性质一个报纸. 它只是公共媒体的成员之一. 它有自己的倾向与观点. 它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发表文章,并且处理稿件与、处理撰稿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运作也是商业性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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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价: 这段评论，还是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视角：在一个比较成熟、专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应该怎么看待一份报纸。这个，囿于中国的经验，不太容易想到这一点。 不过，也是在这里，我对这段评论有点保留：一个，从人们的期望来说，可能恰恰是因为国家的媒体上没有能够体现不同意见的交流，所以人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二阶的期望，对那些作为社会先导、倡导言论自由的媒体，不仅要发表与官方不同的独立观点（第一阶的），而且本身要容纳不同意见的争鸣，为新规则做亲身的示范（二阶的），而非让自己成为某一种意见的代表。
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我认为也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比方说不久人们就发现可以利用多个媒体:除了一个官方垄断性的媒体之外,还有多个媒体.你能在这个报纸上发表文章,我能在那个报纸上发表文章.百家争鸣,百家齐放,逐渐演变成熟社会.
然而,除了你所说的在新兴的媒体上探索新的游戏规则, 这种意向你把他理解成为一种良好的愿望,一种对新的社会规则,新的公民社会规则的愿望. 我认为你说的有真理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也不仅仅如此.至少有一部分只是表面现象. 我们可以想象, 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争夺一个除了官方以外的言论阵地.在都市报中,恐怕南都是做得最好的.前面说南都没有任何垄断资源,可能是不完全确切地:南都因为其社会影响与地位,恐怕确实有一定的市场力量. 那么一个希望获得一定的社会影响与认可的知识分子，特别像薛这样的还不够大牌但略有知名度的小公共知识分子，肯定把能在这种杂志上发言的机会看得比较重。因此，这些人无非是在一个新的空间进行地皮争夺战而已。在这种时候，言论自由之类的大帽子可以做为很有力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