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约两周前。温家宝总理对日“融冰”之旅，引起国际震动。一直想写几句，但又没有时间。

中国政府对日本积极的新外交非常有建设性，在近来一系列的事件中（如低调应对安倍评价慰安妇事件），充分看出了决心与策略。中国了解到必须与日本共存，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实现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此外，中日交往要向前看，要看十几年，几十年的关系。我一直认为，中日应当交好，应当积极建设双边关系。两方的政治家都应拿出长远的战略眼光，不为短期的利益与情绪所动。

中国在两边关系上有一定的主动权，应拿出大国风范。

温的这次访问相当成功，个人认为得分不错。温的访问模式颇似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的访日：无论从形式，还是效果。一是广泛会见社会各界的人士，二是表现温和、理性，积极，善意。三是拿出勇气，敢于突破政治束缚与局限。我认为，温家宝旅日之行确是所谓领导力(leadership)的实施，效果不错，打动了不少日本人，为双边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日本政府又以官方文件承认南京大屠杀，可说是一种积极姿态。

其中，温家宝在日本国会讲话，打动了不少日本人。温的讲话积极、诚恳，颇有文化底蕴，又有一种政治理想与浪漫主义，且说出了日本人一直期望听到的话。这种温情外交颇有感染力。其中，要特别说一句。因为历史的关系，中国在对日外交上颇能施展软力量，比方说温家宝在谈话中屡屡引用中国文化典故。这种做法对不少日本人都很有吸引力。过去，中国的外交政治语言中旧式马列主义措辞太多，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只会增加疏远感；而今天重返中华典故的政治话语，则能大大提高日本人的对华亲近感，并感受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共享文化遗产的历史。我想。这对拉近双边的距离是很有作用的。

中国一定要施展软力量。

过去几年，小泉当政时，中国与日本关系僵化。《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秋田浩之分析到，双边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正三角的：试图先解决上面最窄地方的问题（也就是历史问题），再解决下面的那些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结果在历史问题上过不去，其他问题也无法展开；今天中日之间解决问题的方式似是倒三角的：先解决那些广泛的较易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合作、能源、民间交流、环境之类），最后再解决那些最难解决的历史问题。这种办法，先易后难，可帮助双方先获得相互信任，为以后解决最艰难的问题打下基础。反过来，若先从历史问题开始，争持不下，那么也难展开任何进一步的交流。

无论是中国和日本，都意识到务实外交的重要度。

当前，中国的积极外交实际上帮了安倍的大忙，成为安倍支持率上升的最重要原因。中国的积极外交，对日本政界的温和派更是帮了忙，因为有利于遏制右翼的反华声音。若中日再生矛盾，恰恰成为右翼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可利用的机会，使温和派十分被动。而对保守主义者及右翼，对中国的积极外交行动，大概不能一下信服，而是充满怀疑。“为什么中国突然要伸出橄榄枝呢？”他们同样会进行各种猜测。因为中国近年来的态度，使他们难以一下信服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套用中国的古话，他们也要“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发展双边关系还需要更长期的努力。中国对日外交，以及对美外交，都要善于更成熟地利用、把握其国内的政治关系。

我特别同意，应加强中日民间交流。哈佛大学历史系访问教授杨大庆指出，两国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要和解，需要在几个层面上的努力。一是历史事实的认定与和解：需要双边的历史学家一起工作，客观地再现历史；二是政治家的努力：双方在政府层面开拓积极外交。三是社会层面的交流。社会、文化、经济。

促进文化交流，有利于双边增强对对方的了解，增强彼此的信任。

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曾说，在教育与宣传方面，中日都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对日本来说，要加强本国青年对日本战前历史的认识；对中国来说，则要加强青年对日本战后历史的认识。

促进民间交流，有利于人们了解当代的日本，而不把日本的印象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前。

最近，北大科技园兴建了五星酒店“未名湖大酒店”，引起了一些争论，就大学该不该兴建五星酒店，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在这里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我认为，北大兴建五星酒店一事，无非是三大问题。对三个问题要区分开来，冷静分析，而不要简单地混在一起。
这三个问题是：

1）国内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附近该不该兴建五星酒店；
2）出资方是谁以及采用什么标准决定是否进行投资；
3）酒店具体建在何处。

几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要分开来看。

1）国内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附近该不该兴建五星酒店；

我的观点是：当然应该有一个五星酒店。

我先举一下哈佛大学的例子。哈佛大学附近有多所豪华酒店，均为美国AAA评定的四颗钻石级别。

首先谈一谈这些酒店的豪华级别：有的朋友误认为这些酒店按照中国的标准看，也就只有四星。应该注意到，AAA的钻石评定和中国旅游局的星级评定是不能做对比的。全美国达到AAA五颗钻石标准的酒店只有88家（http://www.hotel-online.com/News/PR2005_4th/Nov05_AAADiamonds.html），其中，整个麻萨诸塞州只有一家，整个纽约州只有六家。在波士顿地区，像Ritz-Carlton、Hyatt、Sheraton这样的豪华酒店都达不到五颗钻石水平，所以，在美国，AAA五颗钻石级别的酒店属于超级豪华酒店，在全美只有0.26%被评定的酒店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硬要比较的话，它们可以是中国六到七星酒店的水平。而AAA四颗钻石的酒店的服务与管理要远胜于国内大多的挂牌五星。目前，国内酒店很多，挂牌五星就向四星看齐，挂牌四星就向三星看齐，硬件不行，软件服务质量就更差了。

哈佛附近有多家豪华酒店，包括哈佛校园区Harvad Square一带的Charles Hotel、Sheraton等。MIT方面，豪华酒店Hyatt也就在主校区一带。

紧接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的是豪华酒店Charles Hotel（www.charleshotel.com）该酒店基本与KSG相连，连建筑的样式和外观都是一个风格的红砖楼，远看上去连成一体。KSG的NGO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就在酒店建筑内。

酒店的功能：豪华酒店的功能主要是举办各种类型的高级会议以及接待高级来宾。

高级会议包括：各种大公司的专场招聘会(career fairs)。比如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等公司来招聘，又有公司领导出面讲话的，一般会在酒店内举行。其次，直接举办学术、商业/职业会议。如本月举办Harvard China Review(http://www.harvardchina.org/conference/conf2007/venues.html)；其次更常见的是举办酒会。如哈佛商业论坛的酒会（http://www.asiabusinessconference.org/node/19#cocktail)。因此，酒店基本就作为高级会议中心使用。
其次，接待客人。哈佛大学有数个职业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KSG）。这些学院大量邀请外来客人，会议、论坛、讲座连日不断，每天每个学院都有数场，比如今天到KSG讲话的就有Walter Isaacson，前CNN的Chairman/CEO。在加上各种各样的参观访问、学习、交换、项目，使需要入住的客人很多。这些客人来自社会各界，从学术界到产业、金融、资询、法律，到政界、国际组织、NGO。众所周知，来职业学院参加会议的很多都是社会中上层的职业人士，收入很高，要过夜的话很自然的会寻找豪华酒店。因此，哈佛附近的这些豪华酒店给客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晚上住在Charles Hotel，第二天到旁边的KSG开会。
从国内来进行短期访问的不少人士，也选择住在Charles Hotel及其他同档酒店。

对于哈佛几所职业学校来说，这些豪华酒店是接待贵宾所必不可少的。

此外，波士顿地区交通便利，即便住在市区的Ritz-Carlton Hotel，来到哈佛也仅需要25-30分钟。

我认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要进一步跟国际接轨，为接待贵宾提供便利，特别是把几所职业学院办好，那么在校园区一地有一所五星酒店是很有必要的。我要特别强调职业学院的问题。发展职业学院就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国际，让学生在在校学期期间也能有接触社会、了解实务的机会。在职业学院中，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就只能建成纯研究性院系，培养一堆书生。在中国，这个观念要发展。而要面向社会，面向国际，就要有接待国际贵宾的功能。比方说，商学院如果多请美国大公司大机构的高层来参加论坛，就能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来者毫无疑问要住在好的地方，按照中国的标准，有挂牌五星的话住挂牌五星是理所当然的。

北京交通不方便，这次我带团访华，其中到清华开一个交流会议，早上从市区出城市时就遭遇大雨，加之酒店管理缺乏经验，服务不行，浪费时间不少，使整个行程晚了四十五分钟，耽误了第一个keynote speech。如果对于专程来华参加会议的人来说，能住在北大清华附近的豪华酒店，就非常方便了，不需要考虑交通问题。再者，如果是一个代表团，就更有必要了。把大的贵宾团接待好，需要非常好的酒店管理。

结论是，五星酒店对提高综合接待能力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说现在北大清华就马上需要一个五星酒店，但是至少可以看到，建设这样的酒店迟早是必须的，如果我们真的想建什么国际一流大学的话。五星酒店不能直接提高研究与教学，但是一个必要的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校的师生能接触到社会上、国际上什么样的资源。

随着中国一流大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北大清华几个职业学院的不断发展，对豪华酒店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高。我完全可以想见。

从地产的角度看，北大清华一带是一个学术+科技产业区，各种学术、职业交流活动肯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甚至多个豪华酒店本来应合理。

所以，对第一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北大清华附近需要一个五星酒店，即便不是现在，也是迟早。我们完全不考虑成本，如果酒店建好了，那么还能带动其他资源。

2）出资方是谁以及采用什么标准决定是否进行投资；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由谁出资，决定了采用什么判断收益成本的标准。

由企业/私营部门出资：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完全是一个计算收益成本的技术问题，一个投资问题。是否投资要取决于如何对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投入多少？风险如何？能不能盈利？多久才能收回成倍？要了解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决定。此一问题应该由专门人士来决定。出资人自然会从市场出发，考虑是否建酒店。

学校出钱：首先，我不反对学校作为出钱的主体，我觉得学校投资产业没有什么，只要有回报就行了。如果学校出钱，那么学校的判断标准和企业是有不同的。学校不光进行商业投资，还考虑发展教研。所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我们的成本投资经费及其机会成本；收益是酒店的效益以及对教研事业的帮助。如果学校的经费非常紧张，那么就要有一个高的贴现率。机会成本较大。最终，只要收益高于成本，就应该建酒店。

这种衡量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我不认为不参与学校管理、不参与战略发展规划，不熟悉国际情况的人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能了解学校发展中遇到什么瓶颈，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平衡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化产出。当然这也不说明目前的决定是正确的。总只，我认为这个投资是专业性的东西，不是什么立场问题。需要专门人士调集资料，进行充分分析，才能客观结论。

上文第一条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想说明，不要低估酒店带来的收益。建酒店成本是明显的，容易引起批评，而其收益则有可能被低估。要客观地看待。

3）酒店具体建在何处

建在校园内我觉得不合适。哈佛的酒店在校园区一带，但不在“校园”内。学校是城镇的一部分，不分彼此，但是酒店不属于学校校园的范围。

回到北大，很快就会发现问题会转到如何定义“校园”。科技园上的（综合用地）或（商业用地）是否属于“校园”？这个似乎怎么说都可以。但对我个人来说，校领导的解释已经足够。

还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旁支末节的，比方说“未名湖大酒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里就不谈了。

最后结论：

本文只是把五星酒店问题分拆了一下，便于分析。文章的主要部分在于介绍在哈佛这样的大学，豪华酒店的功能。最后，我认为，此项建设项目不可避免地回引起争议。这完全可以理解。而建设酒店前，学校是否应该广泛征求意见，如征求学生意见，以及附近产业的意见，说老实话，我觉得也不好说。

党内派阀问题

日本党内有很多派。派系(factionalism）是日本政党制度最有特色的特征。

然而，在这里要稍微澄清一下。日本政党中的派系基本上不以意识形态和政策观念为划分基准，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以个人网络为基础的。简单说，不是因为谁和谁观点一致（比如右翼），所以成为一派，而是因为谁和谁哥们儿，所以一派。派系的主要功能不是表达某种政策观念，而是用来分配党内有限的竞选经费。比方说，党内有一笔经费，为各个派系头目所控制。如果你是该党党员，要参加地方选举，想获得经费，那么最好加入一个派系。和派系里的人搞好关系，便可获得竞选经费。否则得话，就要靠自己去拉钱竞选。所以，派系基本上是一个竞选资源分配的工具。

这个资源分配工具和选民没有关系。老百姓不能决定谁成为候选人，不能决定政党如何决定自己的选区名薄。实际上老百姓只能去选举那些被推出来的候选人。因此，老百姓看到的候选人，已是党内派系竞争的结果。派阀并不是一个在一党（自民党）垄断下，老百姓能用来投持有不同政策意见与意识形态的党内团体的有效工具。

日本主要政党党性含糊，如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政治家中都有偏左的，也有偏右的。老百姓在选择本区代表时，要看候选人本人提出的政策方案。在不同选区的自民党或民主党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可能相去甚远。

当然，派系也不是完全和观念无关。如历史上的“角福戦争”，即自民党两派田中角栄派和福田赳夫派之间的斗争。两派斗争首先是个人势力的权力斗争，其次也包括一些政策观念上的不同，按照现在的标准说，田中较左，主张福利政策，中日友好等；福田则较右。但是，大多日本人不愿意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来划分派阀，认为是不准确的。

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皆为森派出身，森派为森喜郎担当，其渊源到过去即为福田派。小泉政治上之强悍，即在于击跨了桥本派（桥本龙太郎），桥本派渊源到过去即为田中派。

公明党与创价学会

日本的一个联合执政党是公明党(Komeito)。该党是有宗教性的政党，成员多出身于创价学会(Soka Gakkai)，抱有其信仰。创价学会是一个佛教宗教组织，源自日本佛教的日莲正宗，过去属于日莲宗的草根组织，后来遭日莲宗弃绝。该团体能量极大，拥有相当国际影响。后来更通过组建公明党，直接参与到日本政治中去。创价学会的教义与实践比较偏激，攻乎异端，遭到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传教与实践被人称为具有cult的特征（cult一般指迷信、偏执、偏激，团性强的组织，并不能译为邪教，邪教为evil cult)。在日本，很多人担心宗教对政治的影响。

这次，温家宝访问日本，又拜访了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使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感到不安。他们说，中国人要小心创价学会，该宗教团体可能有什么企图。我说，池田大作和中国有历史渊源，过去和周恩来、邓小平个人关系都不错，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有过历史贡献，所以温家宝去看他。总之，几个日本朋友都提创价学会而色变。中国人不了解日本社会，要换卫思考的话，大概可以想象有一个类似法沦功的团体组织组建了一个政党，然后参与到政治中去，大致如此。

据说，创价学会还和Yakuza（日本黑社会）有联系。如果公开批评公明党，有可能受到来自黑社会的威胁。

这里也顺便补充一下，日本，黑社会和右翼政治团体有密切关系，二者皆为保守主义、传统主义，有说不清的历史渊源。在日本，一般人不敢随便批评和黑社会有联系的团体，特别是极右。这些都是妨碍日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因素。

选举制度

以下只包括国会议员的选举制。

日本的选举制比较复杂，称“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属于parallel voting，只在少数国家与地区采用（包括台湾）。它结合了以选举人为中心的选举制（美国为典型）和以政党为中心的欧洲比例制，同时包容了两者的优点。

国会中两院的议员都由民众选举产生，其中，六成的议员由民众在自己的选区中直接选出；另外四成按照“比例代表制”选出。因此，选举分成两块。每个选民一次选举中有两票，具体操作见下例。

以选举众议员为例。

首先，把日本国土分成大小的选举区。小选举区用来直选候选人；大选举区用来进行比例代表制选举。

比如，首先划出北海道地区，作为一个比例代表选区；然后在其中再划出12个区，每个区会产生一个众议员。

如果一个人是札幌市中央区的选民，那么就需同时负责选举北海道第1区（小选举区）的议员代表，以及整个北海道比例代表区的议员。

每次选举中，一个选民手持两票。第一票要投给小选举区的议员候选人。在这个选举中，要把票直接投给一个具体的候选人。候选人们也以自己为单位，进行拉票竞选。在选举中，投票人可以只考虑候选人本人的人品好坏素质高强政策优劣，不需要特别考虑政党。在一个选区中，往往有来自不同政党的多个人进行竞选。这就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在这个选举中，哪个议员获得最高得票，就可以成为小选举区（比如北海道第1区）的议员，进入众议院。

第二票则要投给一个选民中意的政党，比如自民党、民主党。选举结束，进行票数统计，每个政党会根据这一部分选举得票比率，来决定其是否在比例代表区（比如北海道区）内得到席位，以及得到多少席位。得到的席位数目要于其得票成比例。比如说，在北海道地区，规定根据比例代表制投票选出的议员至有8人。那么，如果自民党得票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得票50%，那么选出的比例代表中，至少有4个名额分配给自民党。这4个议席名额究竟由谁来担当，则有政党自己来决定。政党会提供一个有派名先后“名薄”，比如一个比例代表选区要选出8名代表，那么政党提供的名薄上可以提供有排名先后的8人名单。如果自民党获得100%的选票，那么会取得所有8个名额，名薄上的8人都会当选；如果只得50%，那么至少名薄头4名会当选。名薄上候选人排名先后根据其在党内的地位决定，是党内斗争的结果，老百姓不能决定，他们只能选举政党。

以上两个同时进行，结合后，即产生要选举的全部议员。

理论上，如果一个议员在以候选人为单位的小选举区中落选，如果他排在本党在比例代表区中名薄的前例，那么如果其所属政党在比例代表选举中获得多票，那么他仍然可能当选。

以上系统，结合了候选人制和比例制的优势。候选人制突出候选人自己。选民对其人品、素质、观念、政策进行综合评定。但是，此一制度不利于小型政党，因为它们因为经费和影响有限，可能永远无法在任何一个小选举区获胜，那么就无法进入国会。比方说，政党A和政党B。政党A在每一个选区都以51%的优势获胜，政党B在每一个选区都以49%落败。那么，虽然全国投选的民众中有49%的人把票头给了政党B，B因为在所有小选举区中珞败，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进入议会。这种候选人制度特别不利于小的政党。在这种制度下，小政党获得全国选民15%的选票而不能获得任何议席也很正常。在这样的机制下，自然人们也没有动力去组党，因为根本难以取胜。所以，采用此种制度的地方多为两党制。如美国。

比例制能够照顾较小的政党。虽然他们在候选人选举中落败，但是因为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得到一定的票数（比如20%），那么还能得到一定数目的议席，进入国会。

参议院（上院）的机制差不多，只不过选区划分不一。小选举区以县为单位，比例代表区不再划分，以全国为单位。

内阁由多数党组成；若多数党议席不达50%，需组成联合政府，即和另外一个党联合执政，直到两党议席达到全体议席一半。当前，自民党和公明党组阁。公明党至少可以出一到两人担当内阁大臣。

公务员投身政治

为了在国家公共/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公务员会投身政治。也就是说辞去其公职，注册为某党党员，然后参加某个选举，成为议员或地方首长（如市长）。最终目标自然是首相。在日本社会，公务员出身的人投身政治有其优势，因为他们有行政经验、政策经验，了解一个国家究竟是运行的。比起混选举出身，只在立法机构呆过的职业政治家，自然有其优势。

很多能干的并且有野心的公务员，都希望在以后投身政治。

民主国家有一个通病，就是政治家缺少行政与政策经验。美国的政治家多为律师出身，通过立法机构参加政治，并没有行政与政策经验，属于典型的“职业政治家”。比如Barack Obama，再典型不过。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系统并不区分政治家与官僚，领导运行国家的人一般有非常丰富的行政与政策经验，这是中国体制的特点。

中央政府省/部门
和所有国家一样，日本中央政府部门里也有重要度主次之分，一些有特别高的地位，如财务省、总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等。这些部门的公务员也是素质最高的，而且是未来投身政治最有力的人选。其他一些省/厅，如农林水产等，政治重要性不强，更加边缘。

据说不同部门文化有所不同，有一些”stereotype”，比如财务省（即财政部）的人比较严肃，官僚气特别重。但财务省也是出未来领导的地方。经济产业省(METI）经常和企业打交道，文化也受私营部门影响，人没有那么官僚气，相对比较自由开放。

不少部门有自己培训人才的方式。比如财务省，在升迁过程中，一个干部一般须有过这样的经历，既下放到一个地方，担当当地的一把手税官，总领税务。在省内看来，这是培养干对地方基本工作的了解，同时培养干部一把手的能力与气质。在一些美国专家，这种培训方式很有意义，他们觉得美国的行政领导人才很少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中央”工作经验，这还不说大多根本没有任何行政经验。比方说布什是州长出身，领导过地方行政系统，但没有联邦政府（既“中央政府”）的行政经验。按照美国的制度，这种人才是不可能产生的。

在这个具体方面，中国的领导培训机制又要加分了，中国的领导人一般都有地方工作经验：担任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一级的职位，一般都有地方一把手的经验。比如胡锦涛在西藏、甘肃、贵州等地的经验。另外，也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培训机制是类似学徒制，一个干部要进入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这样的地方，接触并领导中央日常事物，有了一定经验后，才有可能能在最终成为国家领导人。在这一点上看，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比美国、日本领导人的行政、政策经验更丰富，且既有地方经验，也有全国性经验。从领导与管理的角度看，领导人过去的经历很重要。过去的经历经验能帮助他判断，影响他所能意识到、注意到的问题，提供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有人会批评，过去的经验会是一种偏见，在中央政府呆得太久，反而难以超脱惯性思维。各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退休公务员

在日本，一些重要部门的公务员退休后加入私营部门。特别是经济产业省，一些官僚退休后会进入重要公司的管理层，担当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成为董事。这些官僚长期在经济系统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有大量的人脉关系，因此为企业所好。进入企业，是公务员在退休后获得巨额收入的主要渠道。一些人称公务员收入低，批评者会认为他们可以在退休以后进入公司。当然了，退休后的收入要贴现，计算一下其实也并不那么诱人，还是不如投资银行这样的地方。

公务员/官僚系统

公务员/官僚系统就是行政单位，具体执行各种政策，使国家运行。公务员/官僚系统不受政治选举的干扰，是一个稳定的系统，里面有自己的制度、结构、文化、观念。公务员在这个系统里慢慢提升。这个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整个体系就是一个大公务员系统。一个新官上任的政治家一般来说没有经验，不太懂自己所管部门的专业，有可能出现瞎指挥，但是官僚机构有自己的体系、惯性，官僚们也有对付政治家的经验，因此不会简单地被政治家牵着鼻子走。过不多久，新的选举结果产生了，也许新内阁上台了，派到本部的一把手又要换人了，但是公务员系统并不因此而改变，仍然要继续工作。

公务员一直以来在日本是非常受尊重的职业。重要部门的公务员出自于最优秀的大学，比如东大、京大等。其中，东大法学部是精英中的精英部门。其毕业生一般到最重要的部门工作，如总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外务省等。

公务员是一群非常兢兢业业，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人，为国家的利益而工作。他们的收入虽然不错，但是仍然比不上私营部门，特别是金融产业。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和投资银行这样的地方差不多，但收入所得就相比之下少得多了。一个经济产业省的朋友称，自己过去六年来，每天都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这样的工作强度，加上这样的报酬，说明公务员工作的性质，以及其社会地位，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说明公务员们自己非常重视公职工作。公务员的社会形象比政治家好很多。

然而，据说，近年来公务员经常遭到日本媒体的攻击，在一些事件中媒体对公务员和部门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指责（比如朝日新闻批评农林水产省的一次事件），破坏了公务员的形象。这几年来，公务员的形象不如以前了。在东大法学部的毕业生中，过去公务员是第一首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了投资银行和资讯业。对于公务系统来说，不像以前那样能轻易地吸引到最好的人才了。

公务/官僚系统的级别序列：

大臣 （政治家/政治任命）
副大臣 （政治家/政治任命）
——————————-
次官 （此为公务员能升到的最高级别）
局长
审议官
课长
课长辅佐/副课长
系长
事务官

大臣相当于中国一个部的部长，但是部长、副部长必须由政治家担任，公务员升不到这一级别。

一进入体系，就是事务官。出色的人可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升到副课长一职。级别上，副课长大致接近于中国的副处长。由于日本的公务系统比中国要精简得多小得多，无论是部门数量还是干部的数量都要小得多，所以一些副课长掌握的人力和资源实际相当于中国的副司长一级差不多。日本政府公派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一般修读两年制的公共政策硕士(Master in Public Policy)，年纪三十左右，一般为副课长以上。

副课长年收入约为4-5万美元，而其工作强度不亚于投资银行这样的地方。在物价如此之高的日本社会，显然光凭收入，公务员职务的吸引力是很有限的。

副课长可以很年轻，但是从副课长升到课长就很困难了，再升到居长，就更困难了。据说，局长多六十岁左右。且在公务员系统，永远不能升到部里的一把手位置，一把手都由政治家担任。

为了保证党政分开，日本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隶属于任何党派，必须独立。当然你可以在选举投票中支持一个党派。但是不能注册为某党党员。大臣副大臣不属于公务员系统，是党派选举出身的政治家。

最近前前后后和许多日本公务员朋友聊天，聊了一些日本政治社会的东西。这些公务员来自总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及地方政府，大多为东大、东京、庆应、早稻田等名校出身，经验丰富，素质很强。下面随便摘抄一点，但都是聊天所得，包含他们的个人感想。如果要获得完全准确的信息，应于更多的人交谈，并以出版物和学术研究为准。

以下讨论，也注意和美国的制度比较，因此给读者提供一点比较入门的比较政治学。

立法系统

日本是两院制，明治时期沿用英国的两院制，上院是贵族，下院是民选的议员。现在两院皆为民选。上院称参议院，人数为250左右，下院称众议院，人数为500左右。两院权力大小比照，仍更接近英国的两院制：下院权力更大：有立法、预算、定立对外条约、任命首相的权力。立法方面，上院可以否决下院的决议，但是下院只要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又可推翻上院的决议。在政府预算、定立首相方面，上院不能推翻下院的决议。

两院议员的任期不同（上院六年，下院四年），各自定期进行本院选举。参议院议员的选区更大，众议院的更小。

在西方民主国家，议员都是全职，议会人数一般都是最多五六百，不会太多，因为人再多就不能议政了。代议民主的功能就是解决直接民主中公民人数太多，难以发言，难以讨论，难以表决的问题，让少数人代表大多数，对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全职议员可以用全部力量来研究立法与政策，不用分心，并逐步建立一些对某一领域立法的专业性。

中国人大需要改革，加强权威，就需要把人大代表变成全职的，天天议政，而不是每年飞到北京开几次会。另外要减少人数，缩减到五百左右，才能有效议政。

在西方民主国家，可供选举的职位，叫做elected office：该职位只能由民众选举上台的人来担当。参与这种选举的人，就叫做政治家（politician）。因此，“政治家”的定义是狭义的。在日本，政治家的名声不好。他们就是竞选，搞政治，拉关系，融资，政策方面的大多没有经验，专业知识水平不高。而且很多是“世袭”出身，自己的爸爸是某一区的议员，爸爸退休了，自己再去爸爸的选区竞选，获得席位。日本文化比较封建，很重视血统和世系。议员大多是世家出身。比如小泉，继承父亲席位，然后自己退休后会将席位“传给”儿子。

行政机构·内阁

日本是首相·议会制，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政党可以上台执政，由其党魁出任首相并组阁，成立新一任政府。阁员大多需为议会成员。因此，内阁政府中的大多成员同时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结合体”。又立法，又行政。由于政府总是由多数党组成，所以首相不会在议院里遇到来自敌对党的对抗。这是首相议会制的特点。在美国，国会和总统分别选举，因此总统很有可能遇到一个敌对党为多数的国会和自己做对（比如目前共和党的布什遭遇两院都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这就使民主程序更为复杂，立法更为困难，阻力重重，效率往往非常低下（相比首相议会制而言）。

然后，因为日本的选举比例制（即多数党议席不足时，需和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后方能组阁），加上党内严重的派阀斗争，使首相权力被大为削弱，直到近些年的强势领袖小泉纯一郎出现才有所改观。

组阁后，由选举、立法系统出身的政治家会接管公务员系统/官僚机构(bureaucracy)。这个程序是这样的，比方说，我“投身政治”，先去竞选一个选区的众议员。我和党内派系关系好，拉了不少钱，大量宣传我自己，我形象也不错，政策提出的也对头，表现很好，老百姓选了我，我当上了议员，比方说自民党的议员。然后我们党获得了大都数票，能够组阁上台了。我和党魁关系很好。比方说我和安倍关系很好，我很能干，在党内也获得认可，然后他任用我，叫我做一个大臣，比方说财务大臣。这样我就去接管财务省（也就是财政部了）。我到财务省上班，新官上任，领导工作。财务省是一个官僚系统，省内的都是公务员，但是一把手必须是由首相任命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