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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分别与参与一些高级合作培训计划的美国、中国的教授谈了中国公共管理教育问题。

比较顶尖的美国公管学院和中国公管学院（后者包括大学里的公管学院，也包括政府开办的干部培训学校等）的一个重要区别：在美国，如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的老师大多在各种政府部门或项目中工作过，有相当的实践经验。这使他们的教学能从实际出发，应对实际问题，并且能实际地帮助学生去分析他们在自己过去职业经历中遇到过的问题。总之，他们了解真实世界的运行情况。这样的师资力量很可贵。他们多善于进行启发性的案例教学。从学生构成看，美国的公管学院学生大多有一定的工作相关经验，以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平均在3到5年。这样的老师和学生构成，就使美国的公管教育职业性、实践性非常的强。实际上，这和美国商学院的情况大致接近。

在中国，师资主要是象牙塔出来的。好一点的公管学院，会有海归派，即在美国读公共政策、管理学或经济学方面的博士，有些研究成就，然后回国从事教学。资源和名气差一点的学校，就利用来自本土培训的师资。但无论海归和本土，共同点都是缺乏在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的实践工作经验。从学生构成看，中国的公管教育（乃至整个职业培训）还不成熟，学生大多为直接从本科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样，无论从师资到学生，都使中国的公管教育更接近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研究院系，而不是一个职业学校。它的知识性、理论性更强，实践性可能欠佳。
但是，这样的公管教育体系就不太能适应干部培训的需要。一般来说，好的公管学院都会有各种executive programme，面向有相当工作经验的人（正如商学院会培训在职企业管理人员一样）。以清华公管学院为例，就是MPA课程。学生基本是在职公务员。为什么说不太能适应干部培训的需要呢？因为在职干部一般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世界运转的很多事情。而刚在象牙塔里出来的学者只有理论的经验。一个教授以一个中国著名干部培训学校为例，评价到：“很多干部在上课时觉得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他们的老师太年轻，三十多岁，甚至更年轻，都是学者。他们在上课时学的东西理论化的太多，实践的东西太少。比如说，许多干部已经有了许多年的和外方进行商业贸易谈判的经验，了解经济合作交往中许多最细节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课堂上学习经济学的老一套国际贸易理论感觉到收获很小。”另一个负责案例教学的教授评价说，中国的干部到西方公管学院接受培训，有一个特别惊喜的发现，就是和中国国内不一样，这里的老师大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真正能了解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并且帮助他们分析、解决之。

这就是职业训练和学术训练的区别。

但是，一个中国教授评价说，目前中国国内师资力量确实有限，还不能达到国外的水平。但是也可以创造性的发挥目前的比较优势。比方说，在中国，公管训练就是可以以知识性和理论性为主的：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一些经典理论，也应有利于给他们改进知识结构与储备，提高他们的分析框架、能力，以在将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我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管学院中学生构成的问题。在中国，优秀的、有能力的学生多认为在本科后应当继续完成第二个学位，然后再工作。如我过去所说，这和美国之类发达国家的情况很不同。美国人一般读完本科，直接工作，然后在几年后，依据需要，回来从事专门的职业训练。而愿意从是学术研究职业的人，可以在本科后直接上博士。

中国的先把书读完，然后工作，有很多因素。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需要。因为本科毕业生太多，实际已超出了市场能容纳的量，本科文凭就只能贬值。学生只有通过取得更高的学位文凭，来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这样，我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似乎就很接近劳动经济学中的”signalling”现象了。学习是一种投资，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同样一份工作，同样两个专业的人竞争，一个是硕士，一个人是本科，要的钱一样多，那么没有理由不要硕士。这是就业市场的现实。在这种趋势，大概是目前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原因之一。这样的研究生教育，自然也就很难是职业教育了。它只不过是更多的知识型、学术型教育，在何种程度上能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恐怕不太好说。

因此，中国高等院校的公管教育（及其他职业教育）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它和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都密切相干，非一日之间可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