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在中国长大的青少年无有不了解正步走的. 正步走是在中国被广泛采用的军事操演的最庄严正式职业化的行进步法. 参加过军训的学生没有不被要求把正步走走好的. 在任何正式的有军事操练表演的活动中,都有正步走的内容. 以一般学校军训之后的操演为例,一般由一个班级的学生集体操正步走,经过右手边的主席台,同时呼喊口号.(如’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一,二,三,四’,之类).正步走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事. 我们认为,军事化的行进/阅兵/操演/游行,就是应该用正步走.为什么使用正步走呢? 大家可能没有考虑过太多. 可能是因为正步走步伐整齐庄严,脚步一致踏地的声音很震撼,抬腿很高显得美观,诸如此类. 总之,正步走体现的是好看,整齐,庄重严肃,文化上,突出的是强大的纪律性.集体划一性.以及力量感 除此以外,正步走本身大概就不会给我们更多旁的文化联想了.

其实,我们所谓的”正步走”在西方社会是有很强很特殊的文化内涵的. 这就是德国纳粹. 正步走在英语里就叫goose-stepping,鹅步.形象地比喻一个人在用这种方法迈出步伐的姿态,就像是一头鹅在走路. wiki一下,我们可以了解,正步走来自德国统一前的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操练行进时所使用的特殊步伐. 普鲁士军队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最职业化的军队.内部组织等级严密, 是一套典型的高威权体制.军队上下纪律极其严明,效率很高,调动力强,战斗力出众.普鲁士职业军人则素以极强的职业操守和规范而著称.普鲁士得以击败法国,正因为其强大的军队

普鲁士军官出身多为贵族.地位很高, 在国内是领导阶层..德国统一后,普鲁士职业军人继续在德国的军事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把普鲁士军事传统发扬广大.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纳粹德国时代.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有非常强大的陆军. 纳粹德国在军事操演/阅兵式中把普鲁士鹅步(正步走)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通过现代媒体–电影影像–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 德国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森严的纪律,强大的战斗力量以及权威, 以及在强大统一的极权体制下个人对组织的绝对服从,都在他们无与伦比的正步走中体现了出来. 这给世界人民(确切地说,是西方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强烈印象. 加之德国人在欧洲侵略,每成占领一国,都要进行这种阅兵式,展现其军威. 德国陆军在巴黎的正步走阅兵式,已经成了世界历史影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成百上千军人一致高胎腿踏步的景象,难道不是所谓纳粹铁蹄最形象的展示么.

 纳粹德国军队游行

纳粹德国军队阅兵 (从2:45开始看) (正步走经过主席台,集体向右望元首)

因此,正步走就在西方社会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永远和纳粹德国.法西斯,极权等等联系在一起.

此外,19-20世纪的俄国帝国陆军及后来的苏联军队, 以及后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都将普鲁士鹅步引进到军队操练/阅兵式中. 这样一来, 正步走在西方所被赋予的文化概念,正是20世纪初的极权与专制文化与政治.

(鉴于当时德国军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很多德国人到外国帮助军事培训,也有可能把额步带到了更多的国家)

二战后,把普鲁士鹅步发扬广大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如前所述,苏联采用了普鲁士鹅步. 如果上youtube搜索苏联的军事阅兵, (如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就会发现相关录像. 苏联的军事模式影响了很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包括采纳普鲁士鹅步. 东德方面,则对普鲁士鹅步进行了修改,收敛了其夸张的成分, 并且将之改名为操练步.以避讳其和纳粹德国的密切联系.

  苏联阅兵

 1974年苏联阅兵

  1984年苏联阅兵

中国也采用了鹅步,称其为”正步走”.(当然,中国内战连年,军队系统繁多,鹅步有可能更早就进入了中国).

到今天,采用普鲁士鹅步进行军事阅兵的国家已不多见. 在俄罗斯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中,仍有正步操演;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 还有正步操练/阅兵.另外是少数不发达国家,如非洲.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因历史与文化问题,不会把正步走和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 正步走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政治涵义.

可以说,正步走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舶来品遗产.

而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二战后,普鲁士鹅步就又和共产主义体制联系起来了. 我们不难想象对他们来说,鹅/正步走所具备的政治含义. 正因为这些政治内涵, 鹅步并不受欢迎. 在日常生活中, 鹅步经常是被嘲讽的对象.如左下面这幅图,登在经济学人,讽刺小布什及共和党:

下面贴些图和video, 其中包括朝鲜的阅兵. 朝鲜的正步走是最夸张的步走, 行进者步伐飘扬,向上飘动, 看上去十分可笑.没有了普鲁士鹅步沉稳威严的感觉.而是滑稽不堪. 

       朝鲜阅兵

  朝鲜阅兵

  古巴

 俄罗斯     伊朗

 吉尔吉克斯坦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步走应该说是目前最好的鹅步. 今天的西方人看了,可能仍然会觉得有点恐怖.

中国国庆五十周年阅兵

BEST IN THE WORLD!

最近看到一篇paper，挺好看。讲在中国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时期仍滞留在华的日本军人和士兵。由学者Donald G. Gillin和Charles Etter完成，1983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作者采用了国共双方以及日、英文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和访谈、口述等）。

文中探讨了日本人投降后“陷入”中国内战后的处境。有不少内容很有意思。下面记不完全确切，凭印象讲一讲。

首先，日本人虽然名义上投降，但是对中国国民党受降军队很瞧不起。日本人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战败。除了在东北日本人受到苏联的大举进攻，饱尝了失败滋味后，在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地方，军人并没有战败的那种心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美国人击败的。日本人军力仍然很强。来受降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日本人有意无意进行的军力展示，都感到心理上无法接受。日本有大量的飞机和重型武器，大量的生力部队。日本人实际是在告诉来受降的人，我们不是被你打败的。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军人及官僚仍然在实际上控制着像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和一些地方政权。日本军人保留自己的武装，还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日本人照样出自己的报纸刊物。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还在上海发动过工人罢工运动，被日本宪兵平息了。

中国各种势力，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地方军阀/武装、共产党，都想获取日本投降的胜利果实，为自己扩大战略资源。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阎锡山。阎锡山对受降的日本人很好，简直是予以重用。阎锡山试图说服日本人和自己合作，帮助复兴山西，抵御共产党部队。据说阎锡山本人希望把山西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和日本保有特殊关系。不少日本人也出于不同的动机希望帮助阎锡山。有的人是受了阎锡山优待，心怀感激，加上不去打仗自己也没饭吃生存都有危险；有的人怕回日本受审判不敢回去，或认为战败回去没有脸见人而不愿意回去，所以就留在山西；有的人希望建设山西，把山西的复兴和日本未来的复兴联系起来，因山西有大量的矿产资源，日本在山西经营得也不错。所以，一部分人认为，把山西搞好了，也就是在帮助复兴日本。不少人认为，日本将卷土重来。不少日本军官/官僚甚至想把山西搞得和满州国一样。山西有不少日本人经营的产业，多为日本技术人员控制。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继续任用大量这种日本专业人才。阎锡山是想利用日本人，巩固自己的地盘，一方面对抗共产党，另一方面也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阎甚至还将一万多的日军部队直接编制到自己的军中去，以对抗共产党。这些人也就在随后参加了对共产党部队的战斗。

当时世界范围的冷战正在酝酿，或说正在开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场。很多日本人认为，美苏必将开战。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自己如何做会是更有利的。

国民党方面，也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主要是希望利用日本人来反共。这包括要求日本人对国民党受降。并单方面要求共产党不得接受日军投降。蒋实际上和日军有个交易，就是蒋以善待日本投降军人作为条件，让日本人把城市、产业、军事武装和其他资源等转交给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蒋虽然说，对日本侵略者要以德报怨，说这是“基督心肠”，但实际上是考虑到整个中国国共对峙、内战以及国际冷战美苏对抗的战略考虑。

再一方面，国民党高层将领和日本军官有非凡的私人关系。如何应矜尊重地称岗村宁次为老师。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人大概对日本军人有出于职业上、技术上的尊重。

总之，日本人在受降后仍然受到国民党部队的优待。主要高级将领仍然拥有自己的在华住宅、资产，甚至武器，生活质量并不比原来差多少。普通军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比国军自己的士兵待遇还好。很多心怀感激的日本军人，希望报答老蒋，加入到反共的行列。

至于产业方面，在上海等地，大量产业仍然继续由日本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控制。但日本产业人员的地位很快受到欧美派的排挤而下降。国民党系统内，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或者受欧美留学海归培养的人士，对日本的一套不了解也不习惯，排斥日本的这些东西。他们对日本人设置的工业和体系和经营运作很不了解。加之国民党是一个由思路比较狭隘的职业军人操纵的政权，关心着反共事业，未把继续经营日本人留下的产业遗产放到第一位。因此，除了山西以外，日本人的工业遗产在中国很快就消耗掉了。

国民党善待日本受降人员，这倒并非新鲜事。作者指出，共产党丝毫不逊色于国民党。共产党一样要利用日本人。

从利用的角度讲，共产党主要是希望利用日本人专业军事人员的军事技术与业务知识。日本军人受的培训教育较高，比较职业化，会使用各种先进武器。这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以是重大的资产。共产党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拿到越来越多的日制先进武器，但是又不懂得如何使用与维护，这就需要利用大量的日本军事人员的业务知识。因此，共产党让投降日本军人训练自己的军人，提高其技术水平，掌握现代军事武装的使用与维护。苏联还把自己俘虏的一些日本专业人员（包括平民职业人士，如医生、工程师等）转交给共产党，为共产党所利用。

另一方面，共产党对日军开展大量的“再教育”计划，对日军被俘虏人员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与理想。再教育在战时就有，在日本投降后加以扩大。他们指出，在中国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士兵其实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只不过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层所迷惑、欺骗、强迫，而投入到侵略战争。所以，日本统治阶层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这个阶级划分法就淡化了民族概念。战败的日本军人俘虏后，感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很容易接受其教说。加之日本军人多为社会下层出身，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们衷心地被共产党部队内部的平等主义所感动，为共产党部队对农民的善待所感动。最后，他们为共产党部队士兵的忘我牺牲精神所感到。因此，投降给共产党的人不少确实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党善待日本俘虏。给他们办专门的学校和设施，还让他们出杂志和报纸。

共产党利用这些人训练自己的部队，为自己服务，对有的人则直接投入到军队中去参加做战。在平津战役中，就有一批日本军人参加了共产党的作战。据说还有部分日本军队是被强迫参加共产党的作战。一批日本人参加了对山西阎锡山的作战，后发现对方的部队中不少居然是日本人，而且和自己过去是同一番号部队的。这就是日本人卷入中国内战的典型了。

最后，中国共产党还希望对日本俘虏进行再教育，能使他们成为将来在日本传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所以，日本俘虏还要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地改革之类的课程。据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回到日本后，确实在当地的土改中发挥了作用。

作者分析，共产党和国民党（含地方军阀）在善待、优待日本军人上实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国共纷争的历史环境下，日本军人掌握大量军事人力资本、资源，确实是极有价值的资产，双方都想加以军事上的利用，让他们为自己在内战中出力。日本军人在受降后也很了解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和国共双方博弈。理论上，谁个对自己投降后待遇好，自己就投降给谁。这很简单。

作者们还引用了一些比较戏剧性的故事，比方说一个日本军人，中文说得很好。被共产党俘虏后，共产党训练他游击战技能，收编部队，打国民党。后来此人逃跑，被国民党抓住。国民党一审查他发现他是日本军官，马上予以重用，此人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他又被俘虏（还是被抓，忘了），共产党人一审问，又发现他是日本职业军人，又重新重用他，把他收编入自己的部队，好像还做一个低级军官，领导几个战士。后来这个日本人回了国，写了本书，讲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作者认为，战败前日本军队基本就是一个同质的一元化的部队。战败后就分崩离析，都在各自复杂的博弈中。有的人跟了国民党有的人跟了共产党。从最后回到日本的群体看来，当初跟了国民党的人混得比较好。最后，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一直想维持和台湾的关系。据当时一位首相称，是因为日本领导高层对蒋氏政府的出于个人情感的报恩心理，一种特别的义务感，一下子改变不了。当然逐步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还是占了上风。

这个文章挺好看，充分显示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命运在时代面前的渺小。令人感慨。

有人提问：

以前有人说有个四种人的分法。根据支持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分左右派，是否同意限制政府权力分自由派和专制派这样分有什么道理，列宁搞过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都是右派吗现在中国上下都没有人再提计划经济了，分歧都在市场经济是否应在医疗住房领域受限制，难道就凭这个分歧划分左右派吗希特勒搞得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不算作市场经济，难道因为他用国家计划控制军事工业，那还有哪个国家算市场经济还有，为什么把民族主义划作左派，他是反对公民自由了还是反对市场经济了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都奉行侵略扩张的国策，按这个划分，难道他们就一点相似之处都体现不出来

兔王回答：

经济上的左和右是一个spectrum,一个continuum, 不是非此即彼. 所以,可以有极左,左,中,右,极右. 说谁是左谁是右都是相对的.不离开具体的政治与社会语境.同样一套想法,在中国可能是居于主流社会观念之右的,被称为右派,但在美国,位于主流社会之左,是为左翼,在欧洲的国家,可能在主流社会中间,是为中间派.都是相对的.

在经济问题上,基本可以把各国各社会的各种组织经济资源的思路放在一个可比较的左至右的连续区间中间.

至于非经济问题,即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问题, 左和右的划分不能垮社会比较. 比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在西方现当代传统是(政治)右翼.这是一个社会传统的问题.但一涉及到经济问题,就又乱了,因为经济上的右翼一般在经济问题上更”国际主义”,经济左翼容易走保护主义道路,保护地方劳工,所以更地方主义,本土主义.而经济左翼不代表必然是政治左翼,经济右翼不代表一定是政治右翼.很多时候还毫无关系. 所以左右两个区分根本不能涵盖这些思想倾向.

因此只能采用各种十字坐标或菱形坐标来归纳人的思想和倾向. 你可以做做political compass. 当然这种归纳是偏学术型的, 知识型的,在日常的政治话语中实际意义不大.

日常生活中, 左和右一般是根据一个社会的各种传统和约定俗成的观念来决定的.可以完全是arbitrary的.左和右有时指对组织经济资源和政策问题上的看法,有时指对社会和政治组织和政策问题的看法,有时指相对立场(如保守和激进). 比方说,台湾左派是独派,右派是统派.诸如此类，选择帖左或右的标签，可以有不同的原因。

至于在现/当代中国，左和右就更是政治标签了，可以完全是arbitrary的

当代英文写作（非文学类）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是正式的，职业化的，阳春白雪的，内容可能含糊不清比较八股文但是看上比较冠冕堂皇象模想样。这种文体，行文使用大量音节很多的拉丁系语词，比较排斥盎格鲁·萨克逊系语词。这代表英国一个根深蒂固的崇拜拉丁文化、受欧陆影响的传统。许多政府、商业、法律文书，还有学术写作，都是这类的。这种文体似可以说属于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文体，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看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另一种是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下里巴人、down-to-earth的。这种写作比较爱使用盎格鲁·萨克逊起源的词、音节较少的词，有点排斥拉丁系的词。这种写作方式强调沟通性，主要目的是为了观众把文章看懂。它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体。但是实际上，很多写作技巧极强的思想大师使用的也是这类文风。

 即便是在政治、商业、法律、学术等领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氛围和文化下，也有不同的取向。比方说学术界，有的学者爱使用十分晦涩的充满冠冕堂皇词藻和异常复杂句法的词，似乎不这么写体现不出文章的水平。有的则喜欢更通俗易懂的文风。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后者比较好看。

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Orwell的《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8)是一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文中，Orwell讲了政治对英语语言的影响。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

Orwell举了两种文体的例子。首先他引了《圣经》中《传道书》的一部分，是使用过去的文体写的：

“I returned and saw under the sun, that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either yet bread to the wise, nor yet riches to men of understanding, nor yet favour to men of skill;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eth to them all. ”

然后Orwell把它翻成了所谓的“现代英语”。这种英语也就是日常见的正规、正式、职业化的英语，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一种文体。

“Objective considerations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mpel the conclusion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hibits no tendency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innate capacity, but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the unpredictable must invariab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段时间学习美国人写political memo，其实就是给首长汇报一类的东西。教授要求，必须严格采用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文体，就是下里巴人但沟通力极强的文体。过去受教育，比较爱写前一种文体，觉得那种文体看上去水平高。现在觉得还是第二种文体更好。写文章是为了什么？关键还是要让读者看懂。要让读者看得有兴趣。

我们的教授叫我们再仔细看George Orwell的《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8)。看看Orwell说的理想的写作是什么样的。他列了几点：

l          l         写作中不要使用各种明喻或暗喻。有话就直接了当地说，不要怪弯抹角。

l          l         表述一个概念，只要是能使用短词的话，就不用使用长词。在英语中，一般短词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本兔起源的。像set, put, take, do, get，easy, good, great 这样的短词谁都看得懂。长词、大词很多是拉丁语系的。

l          l         行文中，如果能砍掉一个词的话就砍掉之。不要任何多余的词，达到最精简状态。比方说，写作中很多时候very是不用的。It is very hard - > it is hard.

l         l          只要是能用主动语的时候，就不要使用被动语。被动语看起来比较费劲，拐弯抹角。The assignment has been completed by me -> I have done the assignment.

l          描述一个概念时，只要你能像出一个英语本土的日常用语词来加以描述，就不要使用一个外国语词、一个科学用语，或者一个专门术语。

这就是盎格鲁·萨克逊至上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语言民族主义。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系的词确实比较容易懂，方便沟通。

教授说，千万要根据这些规则写你的memo。Orwell还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可以看原文。

无独有偶，几天后一个研究写作的学者来讲“如何像《经济学人》一样写作”。《经济学人》素以高超的写作技巧著称。此人上来就拿了印好的George Orwell的这篇文章叫人们阅读，然后又讲了上面所说的这几点以及原文所说的，没有在上文涉及的其他要点。他说，《经济学人》的文风就是基本按照这几个原则，这个大框架来写的，不信你可以去看！

在英语文化/文明里，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思维，这样一种智识倾向，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讲究清晰，简单，可明性，逻辑性。一切东西都要make sense。它可直接在学科、知识界里反映出来。比方说哲学上的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相对于欧陆传统。在知识界里不同的学科因为受到欧陆的影响程度不同，这种倾向也不同。在社会上，情况更为复杂，不好一概而论。如Orwell所说，晦涩文体本身就是政治与利益的需要，是政治对语言的影响。

有的中国学生希望提高英语写作，且以正式、职业化的拉丁“八股文”为理想，觉得会用大词，用各种从句，写得很正式，就很牛了。其实好的写作，或许是那些更清晰易懂，逻辑性强，内容简洁，词汇浅显，句法简单的文字。有时间亦可看看罗素的文字。实际上，这种看似简单的文字比拉丁八股文难写很多。那种“八股文”要写得像样不难，因为句子短语词汇都是现成的，拿来一套即可，看上去也不会很难看。所以，达到高级境界，我看还是那第二种文体。

（按：以下“春晚”皆指央视一套的春晚）

很多年不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今天看了一下。

这些年来，很多人批评春晚不好，说春晚越办越差。每年年关前后，媒体、网络上都充斥了对春晚的各种批评。

除了对春晚本身进行艺术层面、形式、内容的文化批评外，还可就批评本身进行一种社会分析与研究。要上升到社会的层面，对批评进行剖析，对批评现象本身进行研究。

看完春晚后，感觉对导演来说，春晚确实太难设计了。搞好很不容易这就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我想还是要把春晚放到中国社会大环境这个语境下来。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社会、人民群众的个体，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与冲突。春晚首先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春晚的题材、内容，人们对春晚的反馈，无不反映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春晚大概是一种中国解放后社会主义社会里集体主义、全体主义的文化遗产。理想上的春晚，大概是这样的：每到大年三十，来自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各个年龄层的男女老少都坐在一起，同步收看这个电视节目。这是全国人民同一时间做的一件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做的一件事。

随着中国社会在今天的变迁，这样一种模式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l 中国是一个日益分化、趋向多元、多极的社会。改革进行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众所周知，首先是基于城乡与地区为基础的贫富差距。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问题很严重。我们有一部分人比较富裕，过上了殷实的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享有较多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另一部分人生活仍然比较贫困，也许刚刚到达温饱不久。我们可以想象，前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物质基础和教育水平，掌握更多的文化资源，因此对文艺的品味也更高。另一部分人尚在农村，在这方面可能还很落后。我不评价极少数文化精英的趣味，只评价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总体差距，或者在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人口的差异。在经济收入差别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文化趣味的差别可能也在加大。

文艺要引起人的共鸣，就得反映生活。如果两个人生活环境十分的不同，面对很不一样的挑战，那么他们可能需要不一样的文艺作品。或者说对更能反映自己生活的文艺作品更有共鸣。按照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说法，文艺是上层建筑，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化形式，都是其阶级属性所决定的。那么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中上层人士的趣味都是不一样的。

也许一个小品的题材、要素反映了农村观众群体的口味，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但是都市人看完不觉得有什么。或者说，某大文艺形式本来就是农村观众群体喜闻乐见的，但是却被城市人认为太土。同样的，当代都市生活的时髦概念和物事，也许对农村群体来说又距离太远。在社会不断分化的今天，让一个年轻的西南大城市的大学生、一个南方沿海城市的商人，一个东北大城市的国有企业工人，一个内陆地区的农民，一起坐下来看同一台演出而都感觉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就我本人而言，已经看不出这么搞的必要。

更具体的例子，一些题材，比方说这次春晚上出现的“网恋”，这个对都市年轻人来说，根本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多少年前就有这样的事了，屡见不鲜。而对没有上网渠道的大部分农村群体或边远/贫困群体而言。这可能还是一个新概念。这样一搞出一台演出，既然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内容已经落伍，不再反映当今发展的趋势，而另一部分的人可能还觉得很新鲜，感觉这种新东西正在走进自己的生活，为此而激动不已。还有，这次春晚有一个小品，居然还在背广告词，如“做女人挺好”，大意是反映当今社会商品化、商业化的趋势。对于大多数都市人而言，这已经是陈腐得不能再陈腐的老调了，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而对中国社会的另一部分人来说，也许还有点新鲜感，是一个新的趋势。

大概，这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吧。发展极其不平衡的中国，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所经历发展阶段的不一样，这些很自然地就会反映到他们的文化口味上。

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而成长。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春晚还是挺好的，不光是出于怀旧，而是觉得当时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还是和生活比较接近的。我不完全严谨地推断一下：改革前，经济、文化上，中国的社会比现在都要更加同质，也就是人和人的区别相比之下更小。当时，中国离开旧的体制，走向新的体制，所有的人一下子都面临着类似的转变、冲突、挑战，都有类似的迷茫、困惑、激情、理想。在这样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里，也许搞一台大家都能喜欢的晚会难度会更小。改革三十年后，社会分化严重，不同人过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困难，挑战，未来，且不同社会群体间彼此可能还有不小的隔阂和冲突（否则就不需要号召建立和谐社会了），自然的，搞一个能满足这么多口味的晚会就更难了。

l 政治的淡漠与世俗化

几十年来，中国都是一个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什么都要泛政治化。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歌颂领导，宣扬口号，是为生活的常态。

改革二十年来，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现代都市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是越来越“世俗”。一方面对老一套的理论与政治教说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仍然是老一套的政治宣传手段以及泛政治化的形式感到抵触，认为其无聊、庸俗、乏味，并且感到陌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弱的角色。人们越趋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政治则感到淡漠、犬儒。这恐怕是后集权时代，改革开放市场化的中国的现实。加之对外开放及全球化使信息开放，与国外的交流不断增加，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广阔，选择更加丰富，并开始接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市年轻人大概不但不会对春晚里面泛政治化以及传统的宣传手法（譬如贯穿整场演出的“和谐”主题、主持人串词中社会各界人士感谢党和政府的内容、领导人视察群众或生产第一线等等）感到兴趣。相反，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滑稽、肉麻、庸俗、落伍。

春晚要完成政治任务，传播政治信息。而这种目前仍然在沿用的政治宣传手段只会使它失去更多的年轻观众。年轻人想看的是实实在在有趣的娱乐节目，而不是来上政治思想课。依我看，这种政治化的形式，和市场化、商业化的需求，是存在严重冲突的。

l 人们文化消费与选择的增多

这个就很简单了，不用多讲。现在社会发展了，物质和文化资源更丰富了，人们可以选择干很多事。出去吃饭、聚会，旅游、放烟火、在家或在外看电影、玩游戏机、泡吧，上网，诸如此类，选择多得很。过去选择少，人们没什么事干，就看春晚，现在选择多了，自然春晚竞争力就下降了。此外，春晚的节目形式单一，缺乏新意，人们也逐步厌倦。如果要赢得更多的年轻观众，春晚必须走创新的道路。

春晚基本上是一个以官话/国语区为基础的节目，不能照顾非官化地区人士的需要。南方人听不懂东北话，也不感兴趣。以广东为例，中央台的春晚本来就没有多大影响，现在只会继续衰落，因为人们的选择更多了。

结论：

总而言之，是中国的社会比原来更复杂了。贫富悬殊，地区与城乡间的社会分层与隔阂严重，在我看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次就是现代消费型文化生活的引入，改变了人民的观念与趣味。带着政治宣传功能，保守地拘泥于旧有形式的春晚竞争力在来自多方的挑战下不断下降。

在这样的形式下，众口难调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恐怕不是哪个导演能解决的。

央视的全国人民看一台的春晚，究竟有什么好？有人可能会说，它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全国人民走到一起，坐同样一件事，看同一台节目，可以增进互相的了解，扩大自己的视野。中央台的春晚很能反映中国社会的面貌。全国一台的春晚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相互理解、和谐。

此言有理，但在这个时代我们已不可能强制观众观看央视春晚。观众随便换个台就可以不看你的晚会。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时代。这是一个越发个人主义的时代。我认为，除夕的娱乐就要商业化、市场化。要拥抱一个新的娱乐时代。庆祝春晚的方式将是多元化的（形式、面向群体、格调、内容），地方化的（或者说，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人的需求的。让市场来解决一切，按照简单的供需来完成资源配置。

在剧变的当代中国，全国大一统的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春节晚会，大概是一定要走向衰落的。

今年冬天访问北京大兴的民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有个感受。随便写一下。

这个民工子弟学校算是一个慈善性质的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校长是一个绝对的精英，在美国读过书（好像是博士），年近五十又到肯尼迪学院读公共管理，专攻NGO经营管理，回来后就下到基层搞了这个学校。校长事业有成，在美国也有置业，生活可谓无忧无虑，在国内绝对的是属于中上层水准的富裕群体。

这所民工子弟学校所在地区居住的基本都是外来人口。那是在一个小镇，开车从北京市区往南走要一小时左右。那里生活水平不高，城里人一看就会觉得那里已是农村了。校长住在北京市区，每日坐自己的车到学校来工作。

我去学校里参观，出来后有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校长太不属于这里了。她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凡的人，我为她对这个学校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钦佩，希望她能把学校搞好。但是，对于这片环境来说，她太特殊了。美籍华人，生活富裕、优越，哈佛大学毕业生，气质高雅，受过最好的教育，涵养很好，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当代中国的精英。除了她一个人以外，学校里的都是当地人（如党委书记），以及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老师。这些都是普通的人。

所以，这个校长和这个学校所处的环境，和这个学校所教育的学生，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是那么的不相符。走在校园里她甚至能成为一道风景。格格不如这个词大概不太合适，因为她能在这里工作，赢得这里人的信任和尊重。但是，她还是不属于这里。对于这快地方的居民而言，对于这些民工子弟而言，她似乎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从另一个世界掉下来的人。这是一个救世主一样的人。

这并非第一例。我见过一些在中国搞这种民间组织的人，这样的拥有社会精英（当然，有的是超级精英，有的是更普通一点的精英）身份背景的领导者确有一些，且还不少。我就不举旁的例子了。这是一种现象。

这些人有几个特点。一、有充足的经济基础，衣食无忧了。二、具有相当的开拓者、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能在平地上搞出一番事业。国外现把这些叫做social (business) enterpreneurship。三、具有相当的资源，不仅是资金/资本，而且是在企业、政府中的社会网络。

四、具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希望为社会做一些好事，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有慈善家的心肠。

这些人对于充满各种各样资源短缺和贫困危机的草根来说、确实有点大救星的味道。他们仿佛从天而降，发动力量建立一个民间慈善事业，帮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过去说这个世界不存在救世主。但对一些身在底层，迫切需要帮助的人而言，确实需要救世主，也存在这样的救世主。

这种社会精英下到草根，就要和当地的人结合，才能干出一番事业。草根NGO为底层民众提供帮助和服务，大概是不能没有这些民众的直接参与的。他们最为切实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最为切实地知道都需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底层民众的真正的一员，也为底层人信任。

这样看，这种搞NGO和慈善事业的方式，和过去搞革命差不多。下到基层就是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到了群众中去，还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打成一片。不和工农打成一片，不接受工农的某种熏陶，怎么能了解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需要，怎么能真正地懂得他们的独特的视角和看待社会的方式，怎么能对他们有真正的关切与同情，怎么能被他们真正接受呢？

在历史上，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别是革命，大多需要这种上层或中层精英的参与。发动草根的人民，推翻上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则是许多中小知识分子们声称自己代表基层利益，然后走向基层，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的。

一场革命，一场社会运动，需要不同类型的人物来参与。不同类型的人物有不同的特点，掌握不同的资源，能做不同的事情。知识分子和精英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掌握知识、文化，能设计整个运动的目标、要实现的价值，能设计战略与策略，是运动的大脑。社会精英掌握各种社会资源、网络，了解社会运作的规则、秘诀。这样的人和草根群众（或者说普通人）结合，才能促成一场运动。

中国目前民间组织的发展特别需要这种精英人物。比方说，以这所民工子弟学校为例。民工子弟学校是为民工利益而办的。如果在美国，我们会设想，一群老百姓自己搞出了一个NGO，搞出了这么一个社会服务组织，为自己的子弟服务。这种模式是真正的从底层出发、扎根于底层的。在中国，我想这种情况一定也存在的，但有的时候，草根的人仅凭自己的能力可能搞不出这样的组织。比方说，北京的外来人口。他们不掌握这里的几乎任何资源：政府资源、法律资源、资金、企业与市场、知识界。他们甚至不了解民间组织的可能性，不了解其运作与功能。即使他们了解了，也可能因为缺乏上述必要的社会资源而做不出事情。这时怎么办呢？就需要从上面天降下来的精英来帮助他们。

以这所学校为例。校长实在很能干。一方面，懂得和政府搞好关系，赢得了北京大兴地方政府的支持。一般来说，现在地方政府对这种民工学校还比较怀疑和抵触。另外，赢得了教育部门的支持。她的学校获得教育部的批准与认可，等于持证上岗了。这些都应该是通过大量的人脉，大量的周旋，大量的讨价还价，才办成的。在中国社会，什么样的人能做、会做这种事呢？恐怕就是精英。此外，她努力获得了企业界、知识界的支持，获得了许多赞助、援助，包括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清华大学获得的赞助。获得这种赞助，自然又要靠充分的人脉资源与周旋。想想即可知道，一些一穷二白的外来人口自己能做成这样的事么？恐怕是很难的。什么人更有可能做成这种事呢？一个具有前面所说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开拓精神的精英。

因此，我们的草根确实离不开这种精英。至少对某一些领域而言，很离不开这些精英。

这种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在社会上层和基层之间的权力、资源调停人、协调人。他们是有能力、资源、资本在特定的环境下做某一些事情的人。在今日的人治的中国，很多东西不能靠法律和透明正规的渠道来做成，因此只能依靠这样的精英。因此，从宏观上看，是目前社会的制度和发展状况决定了这种状况。

依赖精英领导，有什么坏处呢？坏处就是一些个别的精英成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成功要素。他们个人的重要性太重要了。比方说，这所民工子弟中学，如果我们把这位校长突然抽出去，这所学校还能不能存在下去呢？会怎么经营下去呢？这是不得不让人思考的问题。这所学校究竟能否创造出一种成功的模式，还是要看他能否把学校的经营和战略管理制度化、正规化。一个成熟的体制应当能摆脱对领导个人的过度依赖。如同一个国家不能太依靠一个最高领导个人素质的好坏。成熟的制度应该有制衡的因素，使最糟糕的人在任上也不至于把国家管理得太差。因此，如果一个组织过度依赖个人能力，它的模式就难以推广。恰恰因为这里有了这位能干的女校长，学校才被办起来。如果换做别的地方，即便有了不少来自基层、草根的优秀人士，也许也不能把学校办好。像这所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我想还是因为有了一个天降的奇人，一个救世主。而救世主掉下来靠的是运气，是不受人控制的。

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基层的，来自草根的，真正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NGO领袖，推动民间组织的事业，为人民办好事。这种领导人才如何才能被孕育起来呢？我个人看主要是几个大的宏观方面。

一是文化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加强。

二是政府、政治、政策逐步法治化、透明化、民主化。各种政治、社会、经济资源不再被垄断。老百姓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有效的影响公共事务，参与到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中。

三是意识问题。政府要允许并鼓励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人民群众也逐渐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并且去争取之，利用之，实现之。
我希望中国基层NGO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不再像原来那样依赖社会精英和慈善家，而是一种广泛的运动，由属于草根自己的领袖来推动、领导。

去年偶尔考虑了这个问题。不过没写下来。随便写一下，就是一个idea。

中国的大院值得研究。大院是什么呢，大院就是宿舍，是一个或数个单位所拥有的集体居民住宅群落。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来，国家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等）要负责自己干部与员工的住宿。这些住宿往往连成一片，是这些国家单位的财产。员工从国家单位分配得房子，就住在这些院落里。和所有的其他员工一样，

他们在住房上依赖国家。整个宿舍大院就是国家公共经济体的一部分。

大院一般会被围墙围起来，和外面的世界分割。“大院”不“大”，实际是个很小的世界。邻里之间本来就很容易熟识，更何况他们（房主）都是同一个单位的人。

大院一般住的都是本单位的人。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进入某个大院生活的，是其（或其亲戚的）单位所属，而不是旁的因素。大院是一个基于工作单位/工作环境的neighbourhood。

高干还有高干的大院。级别较高的政府或军队大院，更是由层层守卫严密地保护着，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老百姓从来不会知道这些大院里面的生活，对这种大院还有一些神秘感。

大院里的孩子，从小在自己的大院里长大，从小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玩在一起，在大院附近的学校上学，而学校里又会有很多本大院的孩子。孩子们因此是在大院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建立自己初步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就是其父（或母或其他亲戚）的单位同事的孩子，及家庭。小孩还会建立一种特别的认同，就是基于大院的认同。我是这个院的。他是那个院的。这种认同甚至有可能在多年以后仍然有影响作用。你是某个部的大院的，他是某个军区的大院的，他是某个研究院的院的，诸如此类。

由于大院孩子从小在大院里成长，而有优势社会地位的单位的大院的孩子就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网络、人脉资源，更能终身受益。大院因此是为个人建立、培养社会资本的场所。

在文化革命时，不少院之间还存在竞争和冲突。院成为一个个小小的社会群体，一个一个社会基础单位。

住宅商品化、市场化，逐渐打破了这一种过去的社会分隔模式，虽然单位宿舍、大院仍然存在，特别是北京，仍然有浓厚的这种气息，但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搬离宿舍大院。同时，一部分宿舍被卖给私人，而私人房主、住户可能不再属于原单位。这就是使得一些大院、宿舍中原单位在职职工越来越少。宿舍大院的单位气息也就逐渐淡薄，更显多原化。

＊ ＊＊＊＊＊＊

关于城市住房商品化对传统社群的冲击，定有许多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对于大院这种有趣的neighbourhood，也应该进行研究。要研究大院这种特别的住宅形态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大院会如何影响儿童的成长与社会化过程？如何影响儿童的视野、社会认同？大院会帮助一个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说在一个社会里，建立什么样的人际网络、纽带？大院所特有的单位分割的居住方式，又是一种特别的人为的社会隔离(social segregation)，它对整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院群落是否是一个可以被独立分析的有意义的社会群体？它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特别的有机体？它对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有什么影响？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流动有什么影响？

今天是市场化、私有化的时代。住宅逐渐被商品化。一些人逐渐搬出了大院，进入了商品房。商品房不再以过去的单位来划分，而以收入群体（或者说投资群体）来划分。决定谁能住到一个小区里的是市场价格。是个体愿意为之付出的投入。除此以外没有旁的限制。这注定是一个更多元的世界。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内部联系或者社群认同更少的世界。可能它不存在大院或单位宿舍那种特有的有机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