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跳跳跳!

此外，再说说The Queen。这个片子是讲戴安娜撞死后发生的事，围绕英国王室和布莱尔。挺好玩，我在飞机上看的。主角演女王演得不错，像那么回事，真该拿最佳女主角奖。学女王说话真像啊，声音也像，不知道怎么学的。

主要人物角色特点：

女王：女王的定位就是“旧年代”的人，在传统年代受的教育，成长于世界战乱年代。有一整套旧观念。热爱自己的子民但是有点脱离群众。性格稳重矜持内向隐忍，比较古板，不愿在公众中表露自己的情感。另外，在女主角的扮演下，内心世界是敏感的富有感情的。由于不少原因，女王非常讨厌戴安娜。戴安娜属于完全的另一种人，和女王的各种观念格格不如，女王无法接受之。戴安娜也满不在乎。因此造成了两个女人的冲突。

菲利普亲王、女王的丈夫：一个高傲的自私自利的冷漠的虚伪的自以为聪明但其实愚蠢的旧式贵族。甚至比女王还讨厌戴安娜。此人经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最重大的问题上讨论一些最次要的无关的小屁事。比如女王和布莱尔通过电话后，他表示非常不屑，然后说“你为了打这个电话茶都凉了”，好像这么大的事情，涉及君主制度的重大问题，还不如一个茶的凉热重量。另外，老是带威廉和哈利两个小孩子去打猎以回避戴安娜事件。此片对这位不幸的亲王的塑造基本是负面的。塑造出来的形象可憎又可悲。

查尔斯王子：这个片给他加了分。王子是一个有点同情心，有所觉悟，接触到现代社会的脉搏与群众的声音，并且了解到女王脱离的问题。他同情戴安娜所做的事业并且认为她是一个好母亲；在未能及时前往巴黎表示内疚。他是能接受布莱尔和群众的意见。如公开纪念戴安娜等。他在女王面前软弱无力，只能忍让，发挥不了什么大作用。影响女王的还是布莱尔。

托尼·布莱尔（首相，Tony Blair）。这个人以前演过Blair，演得不错，缺点是不会学Blair说话，口音摹仿能力较差。布莱尔的特点是在政治上鼓吹自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化者（moderniser），要改革就制度，但非常同情并景仰旧制度的代表女王。这里的布莱尔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骨子里的保皇党。关键时刻，他为女王提出了建议，拯救了女王以及君主立宪制度，同时给刚刚上任的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可谓是多赢。

雪莉·布莱尔（首相夫人，Cherie Blair）。此人也是个女强人，是个很有主见，很独立的新时代女性。也是一个liberal。她对女王没什么好感，也对君主立宪不屑。可以看出，她在很多问题上能影响布莱尔，但在是否保皇的问题上无法影响布莱尔，因为后者对君主立宪简直有狂热的信仰。她就时时讽刺布莱尔。

Alistair Campbell（Tony Blair的亲密高级顾问）。此人出身媒体，专为Tony Blair服务，是新工党的大脑之一，在英国是极有名气的政治人物，是所谓spin doctor的典范。在此片中，他主要负责首相的战略与公众关系，在关键时刻给布莱尔提出建议，帮布莱尔处理问题，度过难关，并赢取政治资本。这里，围绕戴安娜事件，他的目标主要是帮助布莱尔如何在其中捞取自己的资本。他帮布莱尔起草了哀悼并称颂戴安娜的发言，其中有People’s Princess（人民的王妃）一句，获得了公众的好感，为刚刚上任的布莱尔赢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

这个片子的演员都不错，剧本觉得一般，好看只是好看在演的都是真实的公众人物，涉及的是重大事件。

最近看了几个片子。其中一个叫《バルトの楽園》（Baruto no Gakuen），中文名翻成叫《战争弥撒曲》，讲的是一战中一个日本收容所长官如何善待德国收容所。

从片子的剧情和结构看来，导演想搞出一部非常感人的戏剧性的大历史作品，宣传非常感人的比如说人性啊人权啊和平啊之类的道理，但实际上拍摄完全是失败的。

剧情失真，简直虚假到了搞笑的地步。整个剧子除了最一开始的几分钟里有一点点对战俘不友好的片段，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宣传收容所长官如何宽大的人性的温厚的善良的善待战俘，不但感化了所有战俘，最后还感化了自己收容所里的其他干部。不但有各种文娱事业，还可以到乡间旅游，甚至到大海游泳，举办展览会，和当地居民友好交流，战俘过着天堂一样的生活。在一切的场景里，收容所长官，这个正面形象，都永远的维护战俘的利益，想对战俘好。除了这种做作到了荒唐和搞笑的内容外，片子的节奏还特别缓慢，看了半天简直一点内容也没有，对话空洞而幼稚，本人多次想睡觉。但是因为和别人一起看的，所以只好坚持。

大概是导演想拍一点很轻松的东西，不想涉及残忍的东西，所以这个片完全是个轻松的生活片。你要看战俘营和战争，那你就找错片子了。另外，历史尾度也单调狭隘，导演只知道歌颂一个美好的长官，没有什么历史感，拍的东西肤浅得很。片中即没有中国观众所自然会希望的，提及任何和中国有关的东西（日德战争发生在山东），也不拍摄关于战争的残暴的东西。总之，看片子，你完全想不到场竞景设置在战争年代。

里面对德国战俘的刻画更是搞笑。战俘里全是各种各样的人才，从小提琴家到体操家到面包师到印刷工人诸如此类的什么都有，还和当地居民发生亲切友好的互动，如体操家教当地中学生体操之类的后被学生深深感激还有本来老想逃跑的面包师出身的战俘后被感化想留在日本并收留一个父亲是德国人在战争中死掉的混血小姑娘为面包匠徒弟。诸如此类的故事。最后，是一个“宏大”的收场，导演安排这个战俘营的官兵演出了一套贝九欢乐颂，为的感激收容所长官。一下子，整个战俘营的战俘都成了技艺高潮的音乐家，迅即组成了一个大型交响乐团。一个小提琴家军人在乐谱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导演并指挥了整个乐团的演出。搞笑的是，最后一段情节使用了卡拉扬演奏的贝九为配音。用这么专业的演奏来配这个战俘营的表演简直是搞笑。还有，欢乐颂合唱中还有女声的声音，而战俘营里的人都是男战俘。这个导演一定认为是非常感动的片断持续了好多分钟，其间拍了所有人的动作表情。似乎全人类都被感动了，真是又臭又长，我看了搞笑死了。

我认为这个片子完全是一个垃圾片，而且是一个并不客观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遍造和夸大的片子。这个片子想拍成一个艺术片，但我看导演一点艺术也不懂。这个片子想拍成一个哲理片，但我看导演一点深度也没有。这个片子最适合的观众我看是那些对艺术一知半解品味不高更不懂电影文学修养也不高欣赏层次有限的特别容易感伤遇到一点屁事就要动容落泪的那种专门买一大包纸巾到电影院去为了感动自己的那种人。

哦，漏了说唯一的亮点，那就是阿部宽，确实很帅很酷啊！太帅了！

今天和一个朋友去大兴的蒲公英中学考察。蒲公英中学是第一所民办的非盈利的打工子弟学校，已小有名气。校长郑洪女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毕业生。肯尼迪学院旨在培养公共领导人才，包括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服务。真正能回到中国扎根草根，从事公共事业的人才并不多。郑洪女士算是一个典型。

这是一家中学。民工子弟学校多为小学。蒲公英中学立志正规化，希望办成一个真正的提供教育功能的学校。这也是教育部门唯一批准的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我们大致参观了一下校园。这个学校基本由厂房改造，建筑基本是租用一家当地工厂。从教室、宿舍到礼堂，皆由厂房改造而成。

虽然一切都很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二十多间课室，学校还有化学、物理实验室、计算机房、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体育场等各种设施。这些设施基本由社会各界捐赠而来。

学生由大约380人，来自二十多个省份。其中河南学生占了大部，有近一百人。教师也招聘自全国各地，共有3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志愿者。

我们去时，学生正在上课。我透过窗口看到一个班级的学生正在上英语课。

操场上停着一个中巴，上面有许多书。学校的书记说，这是首都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角。今天来这里服务，借书给学生们。

我们去看了一下学生宿舍。有300多学生在这里住宿。一个房间大约住12个学生。

学校里除了教师办公室，基本没有暖气，十分冷。在校长嘱咐下，我们都多穿了些衣服来。

郑洪女士是美籍华人。气质优雅高贵。她的形象，倒和这里的人与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她是一个行动慈善家。

郑洪女士指出，民办学校名声不好，因为大多盈利；而民工子弟学校又多管理混乱，加之其他各种原因，受到许多批评，并且被政府所不理解。

蒲公英中学建于2005年，只有一年多历史。这个学校得以被建立，也算是一个特例。它得到了大兴政府的支持。在今天，能理解并支持这种服务公益的民间组织的政府官员并不多。

郑洪女士的目标清晰而明确。把这个学校办成一个真正的非盈利的，为教育而办的，还民工子弟受教育权利的学校。我们很快得出共识，教育这种产品资源，不能单纯交由市场来配置。她深切理解在今天民办学校的现状与困境、义务教育与盈利间的矛盾，并希望能搞出一种模式，办出非盈利，真正为教育而办的学校。在这里办一个中学，也是为了把义务教育的这一块接上。政府不能或不愿做的，为什么不能让民间组织来做呢？

行动改变生存。

我们聊了许多话题，包括民工子弟及其教育，非民间组织，公共管理训练，中外文化交流。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她对学生的真切的关怀与爱。这不是一语两语所能道出的。在她眼里。民工子弟是那样的聪明、可爱、可塑。“他们很聪明好学，和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从来不会说他们不行”。学校鼓励学生们完成初中学业，并报读职业中学、高中。

她跟我们讲了一个场景。一个美国考察团来参观，她让团员和孩子们交谈。孩子们的英语水平很有限，双方难以用语言沟通，就选择了用唱歌。美国朋友，其中有的还是老人，一起教孩子们唱歌。孩子们学得非常地好，和美国朋友们一起唱。美国朋友们越唱越高兴，一首接一首，不愿意停下来了。他们彼此之间，过去都还不曾听对方唱过歌。这是一个美丽的场景。看着郑女士讲述这些场景，我可以充分感受到她对学生们的这种不一般的感情。这个校园，好比是一个她苦心经营的家园，学生们好比是她的孩子。

我想，她一定十分享受在校园里漫步，看学生们上课听讲。通过她，和许多人的倾注的心血，给予了这三百多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

尽管我总在尝试思考更宏观的社会性话题，譬如流动人口及其子弟、义务教育等，但无法不被郑女士的关怀与努力所深深触动。

中午，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了饭，一起的有一个学校的副校长，原来北师大的毕业生。外面操场上，孩子们有的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校园里一番热闹的景象。

午饭后，我们就结束了半天的参观，离开学校，向北京市区进发了。校园在身后，离我们远去。我们仿佛又在回到原来的世界、原来的生活。而这所学校似乎在另一个世界里。它的前景会如何呢？它能成功的经营下去么？它能成为一种成功的可推广的模式么？而它如此依赖郑洪女士，如果失去了她，又会如何呢？千千万万民工子弟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谢国忠在《财经》175期撰文《想象五千万人超级城市》，称中国需建20座各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其基本假设是，超级城市可实现规模经济，如增加公共设施、商业的使用率和盈利率，增加资本投入，增加就业，提高需求。

这一规模经济的想法我基本赞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我能单纯追求人口在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内的增长，还需考虑城市规划与人口密度。

挖认为，人口密度增加，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临界饱和点前，可能会有增长的边际收益。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最优化的人口密度。

以北京为例，城市密度其实不高，尤其在市中心地区。北京是一个平面的城市，而非立体的城市。若仅在目前的基础上，平面扩张，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人口，价值可能有限。

北京城市规划的特点是，马路非常的宽，建筑屋楼层不高（出于种种原因），密度非常低（可比较其他城市，特别是南方城市）。实际上，在同一地段内，由于人口密集程度不高，所以公共设施和商业所能覆盖的人口很少，因此盈利率不可能很高。比方说，一条大街上只有路两边不多的几个建筑物，相隔很远。在任何一个建筑物一层开设便利商店都不可能带来太多盈利，因为在这个便利店覆盖的范围内，人口太少。

同样的，其他公共设施，如公厕、天桥等，也是一样的。比较过北京和其他城市生活与工作的人可能会有此体会。

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提供一个受地域限制的服务，这个服务点只能覆盖一个有限的范围，往往只有周边的人群才能享受到（居住太远的人因为取得这个服务的成本太高，甚至高于服务的收入）。要增加这个服务的盈利率，只能是增加其覆盖的人群，这个可以通过服务点周边的人口密度，或者减少距离服务点更远的人群取得服务的成本。

香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人口密度非常之高，因此商业也极端发达。每一个楼房的底层，都是各式各样的商店。每一条街，都有如商业街。其公共设施也一样，覆盖率非常之高。广州城市密度没有那么大，但可说比较恰到好处。商业同样非常发达。

但同一个服务点的人口也不能无限增多。因为这会减少服务的质量。如同一个便利店或者天桥或公厕或图书馆或百货店要同时为太多人服务，就会带来拥挤、等候、卫生环境下降等问题。

因此，若要真正实现规模经济，通过规模经济来吸引资本，增加产出，提高就业，还需要寻找城市人口密集度的最优点。北京的不少地方仍需适当提高密度,包括住宅和商业区、办公区。

今天到清华公管学院去办事。清华公管学院大楼很新很漂亮。教师职工很年轻，新人新气象。

向几个老师了解了一下学生专业构成。

这里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学生基本是在职公务员，都是利用假期修读学位，不是全职学生。因此MPA专业的职业气息非常浓厚。MPA学生可想而知，也是年纪较大的，有相当工作经历的。

而在美国著名公管学院，MPA基本是全职学生。以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一般的MPA为两年制，学生呆在校园里，用两年的时间修完相关课程，取得学位。MPA学生一般有五年以上政府、国际机构或非盈利部门的经验，年纪在三十左右。

和清华MPA更对应的，似乎是美国的mid-career MPA，也就是已经有过相当工作经验的学生。这些学生有八年左右工作经验，将在校园里花一年的时间修读完课程。如果是仍然在职的话，将花2年左右时间完成课程。我认识一个麻州的州议会的议员，即属于这个情况。

在清华，除了这些在职的MPA学生以外，就是“学术型”的研究生生，这些学生修读硕士或博士生，一般直接从本科毕业，没有正式的公职工作经验，年纪比较轻。他们构成了学生主体。

美国的公管学院情况则很不同。以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这里是典型的职业训练学校，不是学术科研机构。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MPA或MPP（公共政策）课程，修读硕士学位。绝大多数学生都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因此，在硕士课程里，职业气息非常浓厚。这和美国商学院的模式基本一致。商学院和公管学院的区别无非是一个侧重培养商业人才，一个侧重培养公职人才。

所谓的“学术型”学生，清一色的是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上的不是职业训练课程，很多也没有职业经历。博士生数目很小，只有几十人。（而读职业教育的硕士学位的学生有七八百）。他们基本和学术研究型的文理学院一起活动。无论在活动上，课程上，还是气质上，更接近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系或相关研究中心这样的学术型单位，而非职业学校。

中国的学生传统观念是在本科毕业后直接上研究生，而且是先硕后博，最后才工作。这和美国职业训练的路径完全不同。在美国，一般是本科毕业后直接工作，数年后再进入职业学校训练，修读硕士学位，然后进一步回到工作岗位。

如果是做学术研究，那么应当在本科毕业后直接修读博士学位，而非面向职业市场的硕士学位。

缺乏工作经验的本科毕业生修读职业训练的硕士学位收获有限，意义不大。比较商学院即可知：稍微好一点的商学院，MBA学位学生都必须数年以上工作经验。

因此，美国和中国的职业训练路径相当不一样。

我认为，中国要为各个部门培养更好的职业人才，需效仿美国的制度。应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工作经验上。而公管学院、经管学院等都需加强职业气息。当然，由于中国人求学（先读书后工作）的传统思路，这一转向必须是逐步的缓慢的过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中国公管学院与美国/西方公管学院有一个有趣的区别。

中国公管学院和政府/政治领导的关系更近，更有机会培养能成为政治领导人才的学生。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党政不分，没有三权分立，因此一个党员公务员可以从政府系统逐步晋升，进入领导核心，成为政治家。

而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家都是通过选举政治的途径上来的。必须竞选议员，州长，总统。他们大多有浓厚的立法机构的经验，而不是从政府官僚晋升上来的。这些人大多熟悉法律，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从事过律师工作，然后通过选举在立法机构工作，属于立法者(lawmakers)，而对政策方面训练有限。

因此，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公管学院培养的人一般只能成为政府公务员人才，或者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才，简单地说，就是文科技术官僚；而培养政治家的地方是法学院。

在中国，由于其政治与官僚系统的特点，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因此，公管学院培养出来的人可以到地方政府或党的系统任职，然后逐步晋升成为政治领导。

这样的领导人才，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方面会有更好的训练（但可惜就在法律方面训练较少）。公管学院可以顺理成章地为国家输送具有相当公共政策训练的高级领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