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右翼外交

和日本朋友谈到著名右翼冈崎久彦(Okazaki Hisahiko)。一下这些内容是我从其他渠道了解的，不是这个日本朋友告诉我的。

据一个过去研究日本政治并且有很多上层渠道的人透露，冈崎不但是安培的高级外交政策智囊，而且有超出我原本想象的影响力。

据了解，冈崎的助手每日凌晨五时后上班，收集各国重大新闻，交给冈崎。冈崎会在上午批阅这些材料，加以重要评论与建议。助手们会在下午将这些批阅材料（用英文写）翻成日文，然后交给安培阅读。因此冈崎的外交评论每日都会出现在安培案头。

另据了解，冈崎是唯一具有这种地位的外交智囊。安培除了看官方的（如来自外务省）的消息评论外，其他渠道的外交政策评论只看冈崎一个人的。

众所周知，冈崎对华并不友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个外交现实主义者，讲究realpolitik，凡事必谈国家利益。因此，在不少问题上居然也和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人士谈得来。“至少可以坐下来谈，有共同点”。因为大家都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不为意识形态之类的所左右，那么自然可以谈很多很实际的东西。朝鲜半岛危机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另外，关于参拜神社问题，若显然有害国家外交战略与利益，那么对现实主义者而言，当然不要去参拜。

这个日本朋友对中国有巨大的兴趣，他说为中日关系这几年来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日本国内产生的厌华情绪感到不安。他说，日本也需提妨国内民族主义的升温。

汉文化教育、中日外交

我的日本朋友和其他所有日本朋友一样，了解很多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的教科书上，有较详细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介绍。所以对中国有什么朝代发生过什么大事件之类的都很了解。他说，就是有点遗憾，现在中日对汉字的发音不一样了，他们学过的很多东西和中国人交流起来经常有困难。我说但是还是“同文”嘛，写就可以了。我和他简单谈了一下大陆语音演变与地方方言的问题。

在日本，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仍然会给一个人带来他人的尊敬与羡慕。但是，战后几十年，日本受西方的影响更加大，年轻一代更加重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过去，中文很好大概是一个优势的文化资源，现在，如果一个人讲一口流利的美语，更能让人羡慕。西方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加大。

回头看70年代末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段历史。为中日友好而奔走的许多日本政治家都有相当不错的汉文化教育。他们在学校里都学过论语之类的四书五经典籍，接触过各种汉诗，修习书法与绘画。总之，系统学习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化。因此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另外，很多政治家还到过中国，在中国居住（如在东北），对中国与中国人民有一些特殊感情。此外，一些人还见证过日本在战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感情，以及了解，也正是联系中日关系友好的纽带。

相比之下，战后出身，冷战时受教育的日本政治家，对中国的这种特殊联系就弱了，对中国的了解也少了。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的不同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让人怀疑与担忧的政治军事体。

同样的，中国方面，对日本社会与历史有不错了解的人在高层中也越来越少了。像廖承志那样非常了解日本并且为日本人所接受与喜爱的人恐怕不存在了。两方的领导人更缺乏私人关系与沟通渠道。70、80年代，中日很多领导人/政治家/社会要人间都有不错的私人关系。如邓小平与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二阶堂进、伊东政义、竹入义胜、樱内义雄等。胡耀邦与中曾根康弘等。那时也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期。双方有各种沟通对话机制。

值得欣慰的是，我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日本年轻公务员都对中国有不少的了解。除了应该说不错的汉文化教育以外，他们很多有访问大陆的经验。除了之前讲的一个在财务省的朋友，另一个通商产业省的朋友说，他曾到北京、天津、太原等城市访问，对它们都很喜欢。一个在外务省工作的朋友也很喜爱中国，在中国很多城市旅行，并且通过在华留学，在两年内掌握了非常好的中文。

相比之下，对日本有不错了解的中国官僚恐怕就少得多了。在留学生圈子里看亦是如此。

知己知彼，才能更好的和日本相处与合作。两国一衣带水，一海之隔，必须学会与对方相处，建立长久的友谊与合作。邓小平讲得好：“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

平安夜和一些朋友吃火锅。其中和一个日本朋友聊得不错。

这个朋友在学习公共政策。他是日本地方政府出身。但是希望将来到投资银行工作，以赚更多的钱，没有兴趣回到地方政府。这个求学·职业发展路径在日本学生中比较罕见，倒和中国大陆学生比较接近。

不过，他倒表示，希望在赚十到十五年钱后，去投身政治，也就是竞选一个什么职位。对于中国在私营部门发展的人士来说，这种进入政治的机会基本不存在。

随便跟他聊了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日本政府公务员系统。我主要想问问日本公务员系统的英才制(meritocracy)程度。他称，录取公务员的标准就是资格考试，这里没有其他人为的考试以外的因素。考试是择优而录。在考场上，人们平等竞争。

其中，名校出身的人又有最大优势。名校传统上就是东京大学，主要是法学系和经济系两个专业。日本政府最重要的部门，即财务省、外务省，以及通商产业省等，皆基本被东大学生把持。这些年来，东大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因为其他学校也起来了，另外，东大整体的声誉也有下降，据他说，是因为公务员的地位、形象下降了（东大很多毕业生都前往公务系统）。

他说他本人是农村出身，来自于一个劣势的社会背景。日本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一个人的家庭环境很容易影响其将来在学业上的成就：富裕家庭更有条件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资源去学习。包括更广泛的视野（博物院、旅行、书本等）以及昂贵的学习补习班。农村的孩子没有这个资源条件。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考上好的大学要更难。但是他称，克服这个不利因素是可能的，只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由于日本的城乡与地域经济差距更小，所以我想其中低阶层的机会还是要大于中国的中低阶层的。

总之，公务系统基本是英才制，具有相当的向上流动性。出身低层的人士也有机会进入这个系统，并且做得很好。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自己的事业。

接着就是政治家这一套“系统”。政治家就是选举政治的产物。选举政治为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进入政治的机会。这些人的背景可以是企业家、律师、公务员，或者其他职业的人。

表面上，竞选政治这一系统提供了更多的开放性，似乎所有人不分年龄教育出身背景都可以投身进来，但在日本，实际上这一系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开放。

在美国，竞选公职，需要有比较好的个人背景，比如成功的让人信服的事业，以及允许你参与竞选的资金（可以由你本人提供，或者其他渠道融资）。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非常强的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以及良好的形象。在整个选举过程中，都要充分发挥entrepreneur的精神去赢得各种支持，并且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竞选立法系统的职位（各种议员），则需要相当的法律专业背景。因此，事实上而并非所有人都可能去成功竞选的。但是，这些限制性的条件，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来逐一克服。因此，个人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在日本，上述很多条件应该也在发挥作用。但一条比较特别的，就是世系/血统(lineage)。也就是说，你的上一辈是干什么的。如果你父亲是议员，那么你极有可能也成为议员。你父亲所在的选区的人非常有可能选你做议员。这一条非常具有东方特色，在西方民主社会看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在西方政治中也存在政治家族，但像日本这样公开化的在非世袭的议会中进行这种几乎是世袭的议席“传承”是罕见的。（注：英国具有世袭议席的上院除外，不在比较之列）。

他说，日本是一个等级序列、世系与血统等封建观念相当根深蒂固的社会。虽然在二战后，曾一度在政治上削弱这些观念的影响，但是六十年后，不知不觉地又向过去的日本社会靠近。这期间，日本还在不断地向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迈进。可见，这种文化传统的因素在日本的强烈程度。

目前的大政治家，多有浓厚的政治世家背景。如安培晋三。

日本政党中的派系也非常有传统色彩。派系的组织，以及成员对头目的忠诚等等。脱开日本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便难以解释这些现象的存在。

因此，在选举政治中，如果你不是一个该区议员儿子，而对方是一个议员的儿子，那么你的机会要小得多。

这种世系、出身主义的偏见是个人所完全不能控制的。你不可能用后天的努力来使你具备父亲是议员的这种条件。

这就给选举政治中的开放性带来了限制。

因此，公务员系统与政治家系统是两套颇有区别的系统。前者基本为英才制。后者则存在很多“非民主”的、封建的因素的影响。一个普通出身的人，在前面一个系统里更有可能表现得更好。但领导国家的仍然是后一个系统。

出身公务员的人也可以投身政治，参加选举。而且，有良好的官僚/行政工作背景的人会被一些人视为优势条件。我的另一个朋友似是普通中产家庭，来自早稻田大学，在一个核心部门工作，也希望将来投身政治。

总而言之，这就是日本的制度。这是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东方传统的英才考试选拔制以及世家、等级等封建系统的复杂混和。这种混合所产生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新制度。既非西方的制度，也非旧日本（或东方）的制度。

有人说“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姑且不论在价值判断上，是否应当照搬西方民主。在实践上，照搬本身是不可能的。外来的制度必然会被本土化，掺杂本土的各种文化与制度成分。

最近打开中央电视台，看到一个动画片，讲中非友好。一看吓一跳，里面把非洲人都描绘成原始部落人，全部穿着最原始的衣服，住着草棚，手拿长矛。动画片中把黑人都画得相当黑，嘴唇很大。对非洲人的形象的刻画完全是属于偏见、成见一类，可能引起非洲人自己不满的；而到非洲友好访问的中国代表团都开着汽车，带着探险帽，穿着白衣服，活像西方几个世纪前的殖民者。两方的种族形象差异巨大，文化外观上（如衣服穿着）也差别巨大。漫画也有意突出这种差距，认为是一种幽默。

看了这个动画片，我马上想到了在美国被禁的《丁丁在刚果》。该连环画被视为种族主义、政治不正确。里面有意突出黑人的生理特征，并且把丁丁描绘成一个胜利的殖民者形象。

中国的动画片表面歌颂中非友好，却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明显的种族与文化偏见。之前，《经济学人》也有一篇介绍中非论坛的文章，在开头一段即讽刺了北京街头标语对非洲黑人的文化偏见。

这种对非洲人的种族与文化偏见，在后殖民时代、自由主义化的西方看来，已经是不能接受的政治不正确了，不能在公共媒体上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来，西方与自己比，是比原来文明一些了。经过几百年残酷的殖民征服史，无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过去的观念终于被摒弃，新尊重少数人权利与尊严的意识成为主流，成为政治正确（而对这种主流的讽刺倒成了新的笑话题材，如Borat）。

而在中国社会，可以理解的，大多人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画动画片的人肯定纯粹是为了中非友好，但是没有想到，刻意将非洲人画成全是黑脸大嘴的原始人。居然可能是一种冒犯，会引起对方和一些旁观者的不满。

根据我自己的认识，中国人事实上有强烈的大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与中华民族种族优越感，对一些不发达的国家与民族是瞧不起的。甚至有强烈的种族主义。

现当代中国，在丧失了过去封建时代地域内大宗主国地位后，落后而被西方发达国家欺负，而共产党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内详，缺乏国际间交往与融合，大多普通人与外部文化群体交往的经验有限。

这种带有偏见和歧视的观念往往是无意识、无恶意的，即便是有意识的，也往往缺乏一种所谓西方“政治正确”的主流观念，礼貌性地在许多场合约束这种观念的表现。

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崛起，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在社会上，这一现象可能会更加凸现。

而随着中国人均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社会更加成熟，国家交往越来越多，更加融入国际社会，应更善于以其他国家、文化、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理解对方、解释自己的行为，应会更善于与不同的文化群体平等的交往。逐步的，这一现象可能会被改善。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大恶梦。

时间：未知。

我和一些朋友，在香港的一个5星级酒店位于30层的房间打扑克玩儿。

突然看到窗口有一个巨大的飞船飞过。这个飞船今天已经飞过好几次了。这个飞船是（编者注：已屏蔽）功宣传退（编者注：已屏蔽）的机器。今天是（编者注：已屏蔽）功成立xx周年。飞船拖着标语，“(编者注：已屏蔽)”、“编者注：已屏蔽)”；“飞船的巨型喇叭播送道，“今天是(编者注：已屏蔽)，希望大家（编者注：已屏蔽）！目前，已经有(编者注：已屏蔽)了！”我一个哥们儿在窗口说：“草，又是个飞船，快打下来吧。”

巨型飞船向中环一带飞去了。

这时只听窗口的隔音玻璃外一声闷响。我哥们儿说：“草，丫被导弹打下来了！”

我赶紧去看，发现远处的楼群中出现了巨型的烟雾，有好几百米高。我吓坏了。我说：“我草！”

我赶紧打开电视。我知道几分钟后就有直播。其他几个人还在打牌。一群煞笔。

从窗口望过去，飞船落地爆炸之处成了一片火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太可怕了！火焰完全吞没好几个大厦。

不一会儿，就看到几个大楼完全被烧没有了。火焰迅速朝周围蔓延，往我们的酒店的方向蔓延。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大楼被吞没了、倒塌了。911的场景重复100次。

很快火就烧到了我们附近的一个楼里，那个楼也快不行了。这时我果断地决定扔下这群煞笔一个人逃生。

我走到电梯旁，发现果然电梯已经停止使用。我就去走扶手楼梯。发现扶手楼梯也没有了，只剩一根钢管。我就抱着钢管滑下去了。

走出楼外，发现外面一片火海。一片哭声和尖叫声！简直是人间地狱。我抬头一看，我们的酒店的大楼也已着火了，又人正在灭火。

我赶紧跑离这个大厦，往海边方向跑去。整个最繁华的financial district都成了一片火海。

不几分钟，我惊恐地看到我所住的大楼，倒塌了。附近一个商铺里有个电视，一些人在围看。我走过去，看到里面有一些画面。比如一个楼着了大火，一些人进去救人，刚进去楼就倒塌了。

真可怕啊！

然后我就醒了。

中国大陆关于blog的翻译乱七八糟，很荒唐。

现在最流行的翻译就是“博客”——这个词我首先觉得很难听，因为“博”这个字我觉得不好听。

其次，很多人把所有和blog有关部门的东西都叫做博客，真可笑：

“我是一个博客(1)，我有一个博客(2)，这是它的地址。我刚刚写了一篇博客(3)。”

以上：

(1)指写blog的人，英文对应的叫blogger。
(2)指的具体的这个blog，也就是整个blog的所有文章和内容的集合。比如说，我拥有一个blog，它在MSN Space上。
(3)指的是blog上的文章，在英文中，一般叫blog entry, diary, comment, article….因为blog已是固定名词，所以你只能post something on your blog

在大陆的日常用语，全是“博客”，除了量词不同以外没有区别。这真好笑！哈哈哈！

按照目前的趋势，是把blog直接翻译成博客。当我们说博客时，更多的时候是在指blog，而非指作者。

博客对应的显然是blogger，或者说author of a blog：blog的作者。而从博客的构词——“—客”来看，更是如此。“—客”一般指的是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比如说，朋客，黑客，台客。这些都是指的人。博客按理说也一样。

如果博客（作者）和博客（作者写作的对象）不分，那怎么区分blogger和blog？ 真可笑。哈哈哈！

更甚的，很多人连blog上面的东西也叫博客了。“我写了一篇博客，你看看。” 应该说，我在我的blog上发表了一篇网志。有的人不舍得“博”这个词，但也发现前面的文字使用确实太荒诞，于是发挥想象力，开始使用“博文”这样的词。以后管blogger是不是应该叫博友？

另外一种翻译就比较清晰了，就是网志。网志这个说法虽然似乎只能用量词来区别blog和blog上面的东西，但是至少能区分blogger和blog。

你总不能说，“我是一个网志。我拥有一个网志”吧？

还有一种就是台湾的，部落客(blogger)和部落格(blog)。这个可以区分作者和对象。

今天中午和一个日本同学吃日本饭。他是日本财务省的税官。很关心中国。他说，他来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多交中国朋友。他曾去过中国，是日本财务省的一个什么援助中国的计划。他因此去过浙江的农村去看过这个计划，还在农民家寄宿过。说农民们热情得很。

他以前还学过中文，不过现在估计丢得差不多了。他对中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还不够了解，想知道更多，所以一有机会就跟我交流。

在一些交流中，就发现用词的细微区别都能体现政治制度的差别。我这里随便说几点，可能对有的人有点帮助。

举个例子，在中国，一般说要去当公务员，到政府部门工作，寻求事业发展，我们就说这个人要“从政”了。中国人互相一般都是这么称的。哦！你要考公务员，你想从政啊！用英文说，这就是go to politics了。而在美国、日本之类的民主国家，go to politics一般是指run for office，就是指的选举，这种人叫politician，选上后就是elected officials。politics和politician有特别的涵义，就是指选举。和官僚(bureacrats)要区别开来。官僚就是指在行政系统/部门里工作的公务员，是在官僚系统里升上去的，不是靠选举取得位置的，不是elected officials。他们终归要受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领导。在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僚要听总统班子的指挥，另外，要向国会汇报，要经费等。选举出来的人，或者说politician，是bureacrat的领导。

所以，这个财务省的官员，就是个bureacrat，是个公务员。他的部门最终要受选举出来的政治家的领导，也就是部里的最高领导。”politicians, they are the bosses!” 他指，日本宪法规定，公务员不能有党派所属，需要是中立的。所以他没有party affiliation——当然他投票时可以倾向任何一个党，只不过是不能从属于政党。这就是党政分开。

这种体制里，政治领导人（也就是politician），和官僚一般会出现矛盾，因为官僚机构是自成体系的，自成逻辑的，自成传统的，像个有机组织。elected officials换了，官僚机构这个有机组织仍然维持。所以，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必须和这些官僚合作。他们如何合作，合作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是个政治研究中的经典问题。我认识一些体制内大陆学者到美国还专门研究这个，了解他们“党政分开”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为总统，可以指派自己的一套班子——各种political appointee，去指挥官僚体系。但是能指挥动官僚体系是很困难的。比如说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就有自己一套主义与传统，政治家都会发现难以影响、扭转这种传统，这种强大的惯性。所以政治家需要动用大量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才能指挥官僚。此外，在美国，官僚是跟众议院要经费的，必须向众议院的相关委员会要钱。如果国会不给钱，那么官僚部门/计划的存在就要成问题了。所以，国会议员才他们最害怕的主子。这一套系统，是为了制衡总统的权力，使总统在自己的行政体系里，都只能有有限的权力，这就不免使其执行能力严重下降。这就是美国制度的设计，利用各种制衡，来约束权力限制权力，让什么事都难以办成。

所以，政治家和官僚是两套系统。政治家由人民群众选出，具有官僚所不具备的合法性基础（代表群众上任来了），但官僚长期把持各种行政部门，自成体系，政治家也难以完全如意的指挥之。

在官僚系统里的人，主要搞业务的，设计、执行政策与法规，而政治则被视为政治家重要专项。

所以，在这种制度里，如果是学政策的话，就应该去官僚系统里工作，当公务员，潜心研究业务，然后在官僚系统里爬升。如果要搞政治的话，最好去学法律，了解法律，当律师，然后从业一段时间，再加入政治，从立法机构干上来，最后当议员、总统之类的。

注意，这是是一个大致的路径，并不是决定的。有的政治家也有官僚背景。更常见的是有官僚背景的political appointee。

此外，一些美国选民还认为，在elected officials里，有一定行政经验的人比纯粹只有立法经验的人当领导要好。小布什以前当了州长，在executive banch工作过，这就是他的优势。

这套体制在民主社会司空见惯，中国人很多不是很了解。

另外，在日本，重要的官僚部门（经济与外交部门）的出色官员大多是几个名牌大学（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经济与法律系出身的，基本都是社科背景；而政治家很多是出身于政治世家。比如可以看看小泉和安培的简历。日本国会中议员的位置经常是“世袭”的，在一个选区里，父亲是议员，退休了，然后儿子接班，老百姓接着选这个儿子。小泉接他爸爸的议席，将来还会把议席给他儿子（这个儿子现在在Columbia大学读书）。所以，可以看到，在日本官僚和政客的职业路径是很不一样的。

在中国，则到处都是官僚体系，党政各套班子都是，所以也无所谓run for office。政治在日常用语中是泛指性质的。一个人要到中国的某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关工作，成为公务员，也可以是从政，走仕途。而且从职业升迁路径来看，理论上可以在官僚体系内，从基层上升到顶层。如从国有企业工厂车间主任到政治局常委。这里面涉及的技能就是官僚机构需要的那种技能，而不是选举政治中需要的那种技能。这也使中国政府人才特点比较单一，清一色的技术官僚出身。

诸如此类，随便讲讲。

当然我和日本朋友没有讲这个。他就讲他上课听的东西。他上了一个比较政治学，教授好像不错。他说，里面专门讲了中国，是一个案例研究。他说。他的教授说，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怎么没有自由民主化啊，是因为中产阶级太少啊。他的教授的假设是，中产阶级必然是推进这种改革的力量。只要中产阶级人一多了，就会朝这个方向推进。中国没有朝这个方向推进，是因为中产阶级太少了。我说这个假设就有问题啊，为什么假设中产阶级必然推进政治改革呢？我说这个假设很西方化，他们说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是，有私有产权啦，注重经济利益啦，和政府割裂的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啦，为了保障经济利益而寻求能赋予政治权利的体制改革。总之，这种说法把中产阶级完全和体制对立起来，认为改革的推进是这个阶级和体制谈判、协商甚至斗争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很美国中心主义的，比较准确地说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理和社会特点，但是没有把中国中产阶级的文化特点考究进来。或者说，脱离了中国国情。简单地说，中国的这种阶层的百姓和体制的关系与美国那种中产和体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两者对体制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中产阶级是在体制内生存，和体制共存，在体制内寻求发展，用复杂的术语说，是共生的。这种东亚社会的特点。美国的中产是独立于国家的。他们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从捍卫自己的权利出发，向政府索要服务，或者要求政府限制权力。总之，情况很复杂。不考虑社会文化怎么行呢？

另外，现在的中产阶级哪里有那么高追求啊。关键是要赚钱啊，养家糊口嘛。日子好过就可以。搞什么政治啊。这不吃多了撑的嘛。中国人穷了那么多年，现在正是一批人发财的机会啊。安定团结，然后发财。什么政治理想主义都靠边站吧。我说中国经济繁荣发达的地区有可能反而富裕阶层更加政治淡漠的。这种现象美国人很难理解。总之我大讲了一通，大意就是我国中产当前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美国教授的假设是不对的。要考虑文化啊，国情啊。还有，要考虑政治心理啊，要结合几十年的历史来讲。中国当代史很复杂。外国人不懂啊。我讲得真费劲啊。累死我了。我一边说一边吃日本饭。

据我本人观察，日本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了解是不对等的，相差显著。日本人比较了解中国，从小就了解中国历史，而中国人相对对日本了解就少了。除了上一百多年的几次大战，也就是我国的军事史。

后来讲到喝酒，讲到绍兴酒，我就扯到了鲁迅，他还说他知道鲁迅。“我知道啊！”他高兴地说，“在我们初中课本中有一篇课文是鲁迅的！”“我还记得文中最后的一句话，记忆深刻……”然后说了一通，我只听懂了“阿Q”二字，于是乎了解了。

和日本很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接触过，发现他们普遍对中国都比较了解。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集体现象。平均认识水平比较高，要高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了。中国一直都忽略日本。

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这些当代日本人了解西方制度也比较顺理成章，而了解中国的制度倒反而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