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以下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

对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成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投身参加到革命中的不同“群体”，有必要做一个研究。众所周知，不同人参加革命的原因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的社会阶层不同，因此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不同；直接的经济利益不同；所处地域的不同；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网络不同；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影响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不同人参加革命的成本，以及各自的真实动因，可能大相径庭。不难设想，一个出身中产家庭，留学于海外，但却失因经济窘迫根本得不到读书机会，被迫在工厂做工而亲身感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境遇，再受马列主义影响而逐步激进化的左翼知识青年（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参加工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的煤矿工人、出身于中上层社会、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大学生（一二·九知识分子）、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的农民（根本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其参加革命的动因大概类似历史上的因土地问题起义的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逐步建立起地方的官僚统治系统后，纳入的分子（由于共产党政权在地方可以垄断政治权力资源，因此要当官要掌权必须进入共产党的体系），诸如此类。不同的人参加革命并加入党团的动机，以及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中国的现状与外来的理想，都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因为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而参加革命；有的人因为爱国主义激情入党，有的人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入党，有的人因为复杂的帮派和团体关系参加了革命；有的人参加革命是符合自己出身的阶级利益的；有的人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有的人参加革命是在没有任何可损失的情况下的选择；有的人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预期职业的。

把参加革命者划分为各种群体，做社会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一刀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是不足以解释这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背后无数的个体、群体的各种利益与追求的互动的。

一二·九知识分子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群。这群人的特点是，大多为家庭出身为中层或中上层以上的在大城市就读的在校学生；大多具有相当的爱国热情与理想主义；思想体系上，除了受一定的马列主义影响外，大多对五四这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理想有一定的认同。

一二·九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抗日救国”。其时，国民党没有表现出抗战决心，而且镇压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许多爱国青年学生悲观失望，而认为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才是代表抗日救国的真正力量，因此转而投向共产党，转向共产党是为了更好的反对日本侵略。我们完全可以猜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念头，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救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诉求。杨易辰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救国；任仲夷也回忆道，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邓 力群也有相似的回忆。我们如果查找所有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回忆，基本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就是抗日救国的热切愿望使他们参加了革命，“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但他们选择这个革命组织时，有多少人的第一念头，是为了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有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社会呢？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在当时的时局下，这可能不是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最迫切的问题，毕竟在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救亡才是最紧迫的任务。同时，他们也受到的有限的马列主义熏陶，还不可能有系统和成熟的认识。大多人是在入了团、党后，才逐渐补课的。

按照这个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是当时的左翼，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认同可能都是有限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而且，他们可能还认同很多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许多人相信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五·四衣钵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另外，这些知识分子确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是共产党的革命群体里抱着一定的事业理想（而非直接改变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参加到革命里来的。

这几个特点，自然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政治上不能说是充分可靠，有点可疑的群体。毕竟，爱国主义和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共产主义，是有差别的。青年的国民党员、以及反国民党、反共的主张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党员，都是爱国的。如果一二·九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接受马列主义的一套东西，共产党的整一套系统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只是抱着“谁抗日我就参加谁的组织”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虽然也是民族主义的），就使他们的政治可靠度变得很可疑。这些人，正是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但他们不能认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套，一但他们认为共产党抗日也不够坚决，他们就可能背叛革命。

正因为如此，这批一二·九知识分子是延安整风及后来抢救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当然，一二·九知识分子中一批比较左的人也成为运动中的打击者）。经过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洗礼，一二·九知识分子才正式认同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上的东西，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和绝对权威的个人式统治。至此，他们中很多人的自由主义观念也就逐步放弃了。这个政治运动给一二·九知识分子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其效果自然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实际上，大概有不少的人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整风宣传的一套东西，因为制度的压力实在太大，但内心对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那一套制度和方法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他们未来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在共产党奇迹般的最终夺取政权后，大概最后的一些怀疑者，也完全地拥护了共产党的当时的一套制度、路线，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

一二·九知识分子随后在反右（一部分“思想体系比较右”的人）、文化大革命（几乎绝大多数的当权者都遭到了冲击）中又遭到两次“洗礼”。文革结束后，这群人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反省、忏悔。我们知道，推动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骨干，正是一二·九的一代，理论界如于光远、李昌、邓 力 群、吴 江等，地方干部如任仲夷、杨易辰等（分别为辽宁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群人又出现了分化，成为了两大派。有的人对整个党的历史、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比如于光远、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李 慎 之、王若水、任仲夷等；也有的人处于保守的、左的体系，比如邓 力 群和姚依林等。当然，实际上两“派”人的分歧主要还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制度与文化的认识上，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性认识，基本上仍然是比较接近的。从这点看，这些人和一些年轻的新的拥护毛泽东的左派是不一样的。

一二·九一代是改革年代初期的中坚力量，也是体制内走向反思和呼吁变革的重要力量，成为了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线。众所周知，他们中有不少的人是重新回到了一些五·四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价值的。他们拥护“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等口号，认为中国缺少资产阶级启蒙的洗礼，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这些价值观很有亲切感，对马列主义与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建国以来的历史，则结合了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再思考。当然，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知识背景与经历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再回到一二·九知识分子当时参加革命的动因，可以看出，这群知识分子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救国，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列主义的诉求出发的，应该说，他们是共产党在当时通过自己的政治策略、路线，以及组织工作，成功地拉拢的一个群体。这群人参加革命，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他们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因此使他们愿意承担相当高的个人成本，参加到这个事业中。这个群体中，不少人的理想主义到晚年也还没有泯灭，这就是使之成为其在晚年反思的最主要精神动力。他们对五·四自由主义的认同也再晚年逐渐重新浮现。不少人大概会反思自己参加的事业，自己追求的理想，自己走过的道路。最后，由于他们受的教育普遍比较搞，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使他们的认识更有深度和力度。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大概是激发一批一二·九知识分子进行反思的最重要的单一一个历史事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对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那段历史，大概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二·九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群体。当然，我们要注意，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他们可以拿来被当做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一刀切的现象，避免将他们看做一个一元化的、一维的群体，而要充分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人的认识和经历毕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