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翻译了几个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笑话.

(source: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7412)

I

一个人死了，要去地狱。突然，她发现，他有一个选择：去资本主义的地狱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地狱。自然的，他想比较两个地域。他到了资本主义地狱的大门，门口有一个魔鬼，看上去长得有点像里根。他问：“里面咋样的？”魔鬼回答：“在资本主义的地狱，他们要生剥你的皮，在油里煮你，然后用尖锐的刀把你切成碎块。”

“太糟糕了！”他说。“我得去看看共产主义的地狱！”他就走到了共产主义地狱门口。他发现，那里有一个很长的队伍，人们要等着排队进去。他在队伍上等着。最后，他终于挨到门口了。门口有个老头，长得有点像马克思。“卡尔，我现在还在自由世界，”他说，“我进去之前，想知道里面是啥样的。”

“在共产主义的地狱里，”马克思不耐烦地说，“他们会生剥你的皮，用油煮你，然后用尖锐的刀把你切成碎块。”

“但是……这和资本主义地狱不是一样么！”死者抗议道。“那为什么那么长的队伍？”

“哦，”马克思叹气道。“有时候我们的油用光了，有时候我们的刀用光了，有时侯我们的热水用光了……”

II

关于匈牙利共产党领袖Rakosi：

两个朋友在街上走。一个人问另一个：“你觉得Rakosi怎么样？“”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回答道，“跟我来。”他们到了一个小巷里。“现在告诉我你觉得Rakosi怎么样。”发问者道。“不，不在这儿”，另一个说，他领着他来到一个公寓楼的走廊。“好了，在这儿说吧。”“不，不在这里，这儿不安全。”他们又下了楼梯，走进一个废弃的地下室。“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觉得我们的总统怎么样了吧？”“嗯，”另一个答道，他紧张的看了看周围，道：“实际上，我挺喜欢他的。”

III

十月革命后不久很快就出现的关于俄国革命的笑话：

一个老女人到了莫斯科的动物园，第一次见到了一只骆驼，惊呼：”看看,布尔什维克们把这匹马弄成什么样儿了！“

IV

关于古拉格：

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破坏。”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V

斯大林：

来了一个格鲁吉亚代表团。他们被斯大林接见，谈话，然后离开，斯大林开始找他的烟斗，找不到。他叫贝利亚来（秘密警察头子）“去追代表团，找找谁拿了我的烟斗，“他说。贝利亚赶忙去追代表团。五分钟后，斯大林在一堆指下找到了他的烟斗。他叫贝利亚——”瞧，我找到我的烟斗了。““太晚了，”贝利亚说，“代表团中的半数已经承认他们拿了你的烟斗，另外一半在审讯中死掉了。”

VI

自然主义、印象派以及社会写实主义的画家有什么不同？自然主义画他们见到的；印象派画他们感觉到的，社会写实主义画他们被告知的。

VII

第一次俄国选举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好吧，选择你的妻子吧。”

VIII

关于犹太人：

“嘿，Hymee，你的弟弟Joseph怎么样了？“他现在正在步拉格，建设社会主义。”“你有一个姐姐吧，Judisth——她在干嘛呢？”“她也很好，她正在布达佩斯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那你的哥哥Bernie呢？”“哦，他到以色列了。”“那他也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么？”“什么？你疯了么？你认为他会在自己的国家干那种事情？”

IX

里根讲的一个：两个人在莫斯科的街上走着。其中一个问另一个：“这就是共产主义了么？我们越过社会主义，达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了么？”另一个回答，“哦，不，情况首先要变得更加的糟糕！”

X

勃列日涅夫在冬季奥运会上阅读讲话稿，“O-O-O-O-O。”“不，”，他的助理向他低声道，“那是奥运会的图标。”

XI

东德的电子公司Robotron在进行庆祝——他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微型芯片。

XII

戈尔巴乔夫说的一个：一个男人在莫斯科排队等候食物。最后，他受够了。他对旁边的朋友说：“我受够了。我要去杀死那个戈尔巴乔夫，”然后就了。两小时后他回来了。“那么，”朋友说，“你干了么？”“不，”他回答，“那条队伍比这儿还长。”

最近MIT出现了爱国青年攻击美国教授研究日本19世纪版画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下面谈一谈海外华人爱国斗士（或称“爱国愤青”“民族主义愤青”）的问题。

根据我在先后两个国家、好几个城市以及网络上的经历，华人学生里的爱国斗士中的不少人的特点是，

一、男性
二、理工科
三、大陆背景（一般来说，在大陆受过高中以上教育）

当然我这样说有点草率，放到具体的人身上很可能是不准确的，但作为一个粗犷的轮廓也暗示出了某种东西，应该说也不无道理。

我先说说可能导致海外学生激进化的一些因素。

由于身在国外，环境陌生，生活压抑与单调（比如居住在小城市和郊区），圈子狭小，英语水平不高，融入主流社会比较困难，再加上各种爱情、工作、家庭的压力，就更容易把这种在所在国与社会所遭遇的不满和挫折，转换或升华成一种爱国情绪，成为一种被赋予宏大政治意义与精神意义的发泄渠道。此一过程中，青年学生就完成了激进化(radicalisation)。显然，根据我的看法，生存的经历祈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是凸显的，在国内不可能这样，在国内，一般来说，你要么是城里人，要么是农村人，要么是河南人，要么是广东人，在海外，你就是华人，你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大家都把你当做华人，你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认同，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因此，结合前面的因素，民族大义是很容易在这之后被激起来的。

还可以比较其他年代的例子。比如说看看早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构成了一整代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经历也是有类似性的，读不起书，法语不好，工作找不到，找到了也使极其重的体力活，生活没有出路，而且作为中国人使使被歧视。异乡的挫折感，因此只能帮助他们的激进化。

再谈谈我说的上面几个特点。男性方面，因为男性比较冲动，具有攻击性(aggressive)，而且容易诉诸暴力。荷尔蒙过盛，饱受压抑的青年男子是历史上所有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理工科（有纯科学的学生建议我改成“工科”）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人文社科训练和素养，对待一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事件，比较容易流于草率和简单化。

大陆的高等教育：根据我的经历，在国外（包括日本和美国、英国，乃至其他华人社会，如香港等），人比较温和，爱国者则可能采用比较平和的liberal patriotism。而大陆受教育的学生，因为常年接受一元化教育，信息封闭，再加上种种制度的流弊，认知和知识结构都受到比较多的影响。当然，这种教育其实从我们的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有。因此，爱国斗士们比较难以忍受差异，将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等视为大敌，对事物好采上纲上限、泛道德化、政治化，动不动就要质疑对方的民族、国家立场、利益、良心，打击不同意见者，并且希望取缔一切自己所不能容忍的事物。我们知道，这种权威主义式的模式和中国大陆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许多青年学生虽然到了海外，但此种认知与思维习惯并未改变，仍然保持原来的一套，且结合前面说的因素，转向更加的激进化。

当然，以上归纳并非是绝对的。只是一种结合个人观念来谈的观点。

以下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

对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成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投身参加到革命中的不同“群体”，有必要做一个研究。众所周知，不同人参加革命的原因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的社会阶层不同，因此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不同；直接的经济利益不同；所处地域的不同；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网络不同；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影响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不同人参加革命的成本，以及各自的真实动因，可能大相径庭。不难设想，一个出身中产家庭，留学于海外，但却失因经济窘迫根本得不到读书机会，被迫在工厂做工而亲身感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境遇，再受马列主义影响而逐步激进化的左翼知识青年（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参加工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的煤矿工人、出身于中上层社会、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大学生（一二·九知识分子）、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的农民（根本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其参加革命的动因大概类似历史上的因土地问题起义的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逐步建立起地方的官僚统治系统后，纳入的分子（由于共产党政权在地方可以垄断政治权力资源，因此要当官要掌权必须进入共产党的体系），诸如此类。不同的人参加革命并加入党团的动机，以及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中国的现状与外来的理想，都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因为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而参加革命；有的人因为爱国主义激情入党，有的人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入党，有的人因为复杂的帮派和团体关系参加了革命；有的人参加革命是符合自己出身的阶级利益的；有的人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有的人参加革命是在没有任何可损失的情况下的选择；有的人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预期职业的。

把参加革命者划分为各种群体，做社会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一刀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是不足以解释这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背后无数的个体、群体的各种利益与追求的互动的。

一二·九知识分子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群。这群人的特点是，大多为家庭出身为中层或中上层以上的在大城市就读的在校学生；大多具有相当的爱国热情与理想主义；思想体系上，除了受一定的马列主义影响外，大多对五四这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理想有一定的认同。

一二·九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抗日救国”。其时，国民党没有表现出抗战决心，而且镇压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许多爱国青年学生悲观失望，而认为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才是代表抗日救国的真正力量，因此转而投向共产党，转向共产党是为了更好的反对日本侵略。我们完全可以猜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第一念头，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救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诉求。杨易辰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救国；任仲夷也回忆道，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邓 力群也有相似的回忆。我们如果查找所有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回忆，基本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就是抗日救国的热切愿望使他们参加了革命，“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但他们选择这个革命组织时，有多少人的第一念头，是为了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有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社会呢？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在当时的时局下，这可能不是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最迫切的问题，毕竟在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救亡才是最紧迫的任务。同时，他们也受到的有限的马列主义熏陶，还不可能有系统和成熟的认识。大多人是在入了团、党后，才逐渐补课的。

按照这个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是当时的左翼，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认同可能都是有限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而且，他们可能还认同很多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许多人相信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五·四衣钵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另外，这些知识分子确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是共产党的革命群体里抱着一定的事业理想（而非直接改变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参加到革命里来的。

这几个特点，自然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政治上不能说是充分可靠，有点可疑的群体。毕竟，爱国主义和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共产主义，是有差别的。青年的国民党员、以及反国民党、反共的主张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党员，都是爱国的。如果一二·九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接受马列主义的一套东西，共产党的整一套系统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只是抱着“谁抗日我就参加谁的组织”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虽然也是民族主义的），就使他们的政治可靠度变得很可疑。这些人，正是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同路人”。一但他们不能认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套，一但他们认为共产党抗日也不够坚决，他们就可能背叛革命。

正因为如此，这批一二·九知识分子是延安整风及后来抢救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当然，一二·九知识分子中一批比较左的人也成为运动中的打击者）。经过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洗礼，一二·九知识分子才正式认同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上的东西，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和绝对权威的个人式统治。至此，他们中很多人的自由主义观念也就逐步放弃了。这个政治运动给一二·九知识分子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其效果自然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实际上，大概有不少的人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整风宣传的一套东西，因为制度的压力实在太大，但内心对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那一套制度和方法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他们未来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在共产党奇迹般的最终夺取政权后，大概最后的一些怀疑者，也完全地拥护了共产党的当时的一套制度、路线，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权威。

一二·九知识分子随后在反右（一部分“思想体系比较右”的人）、文化大革命（几乎绝大多数的当权者都遭到了冲击）中又遭到两次“洗礼”。文革结束后，这群人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反省、忏悔。我们知道，推动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骨干，正是一二·九的一代，理论界如于光远、李昌、邓 力 群、吴 江等，地方干部如任仲夷、杨易辰等（分别为辽宁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群人又出现了分化，成为了两大派。有的人对整个党的历史、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比如于光远、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李 慎 之、王若水、任仲夷等；也有的人处于保守的、左的体系，比如邓 力 群和姚依林等。当然，实际上两“派”人的分歧主要还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制度与文化的认识上，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性认识，基本上仍然是比较接近的。从这点看，这些人和一些年轻的新的拥护毛泽东的左派是不一样的。

一二·九一代是改革年代初期的中坚力量，也是体制内走向反思和呼吁变革的重要力量，成为了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线。众所周知，他们中有不少的人是重新回到了一些五·四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价值的。他们拥护“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等口号，认为中国缺少资产阶级启蒙的洗礼，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这些价值观很有亲切感，对马列主义与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建国以来的历史，则结合了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再思考。当然，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知识背景与经历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人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再回到一二·九知识分子当时参加革命的动因，可以看出，这群知识分子当时参加革命是为了救国，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列主义的诉求出发的，应该说，他们是共产党在当时通过自己的政治策略、路线，以及组织工作，成功地拉拢的一个群体。这群人参加革命，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他们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因此使他们愿意承担相当高的个人成本，参加到这个事业中。这个群体中，不少人的理想主义到晚年也还没有泯灭，这就是使之成为其在晚年反思的最主要精神动力。他们对五·四自由主义的认同也再晚年逐渐重新浮现。不少人大概会反思自己参加的事业，自己追求的理想，自己走过的道路。最后，由于他们受的教育普遍比较搞，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使他们的认识更有深度和力度。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大概是激发一批一二·九知识分子进行反思的最重要的单一一个历史事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对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那段历史，大概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二·九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群体。当然，我们要注意，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他们可以拿来被当做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一刀切的现象，避免将他们看做一个一元化的、一维的群体，而要充分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人的认识和经历毕竟是不同的。

今年是文革发动(1966)的四十周年。国外有不同形式的一些纪念活动。上两周，参与了一个日本电视台的文革纪录片的制作，另外一个德国电视台也正在这边制作一个节目，受到邀请，但是因有事没有参加，觉得参加一个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文革并不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了解大多止于上两辈人的口述、自己的阅读、图片摄影、声光材料，终归是一种间接的印象。但文革持续了整整十年，对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冲击。作为年轻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就必须去认真的了解文革。也只有充分认识了文革，才能使悲剧再不在中国发生。

对文革的了解，也不可止于精英政治，而要尽可能寻求那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了解这一场（或数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科教文卫的影响，了解它对不同的几代人的影响，了解它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影响，了解它的遗产——从积极的，到消极的。

“好得很!”

     

  图中显示的是革命运动波及的地区

耀邦千古

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

Erbaugh, Mary 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 1992), pp. 937-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