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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5, 2006

1920年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及义和团另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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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青年知识分子,发现很多人对义和团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是盲目排外的狭隘爱国主义,偶尔就能看到讽刺文章。除了上篇引用的周恩来文,这里又有一例,为任卓宣讽刺曾琦(20年代旅法学生的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的领导者之一)

“把我们(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比之于他从前对国民党的讥诅,把我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要求独立底民族自决,比之于他从前那义和团式帝国主义式底盲目排外,见洋人就杀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霸越亡吴’、‘横海制倭’的……”

曾琦等青年党人人强调爱国,主张独裁式的国家主义,即法西斯式政党,而批评共产主义者“谈主义而不顾国界”、“煽动同胞互相残杀”。共产主义者则用义和团作为盲目排外的反面教材抨击国家主义者,另外批评当时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搞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做法。

任卓宣(即后来的叶青)于1927年转投国民党,后为国民党重要理论家,系统地论证过三民主义,20年代初在法国时,仍然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周恩来密切合作。

本段内容摘自任桌宣《马克思主义底民族自决》,刊登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原少年共产党)的刊物《赤光》上(1924年6月15日,第十期)。邓小平亦参与此刊物,并在1924年末参与具体编辑工作,还发表文章抨击青年党。

February 24, 2006

周恩来 (1924) 《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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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最近看了一些周恩来年轻时写的文章,此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型的时期。觉得他年轻时确实充满革命的激情,颇有理想抱负,而且很爱读书学习,涉及的范围也很宽,其中还看到他写的一篇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问题,当时他们便已注意到罗素指出共产主义是信仰的问题。周恩来颇有思想,确实是同龄人中出类拔萃者,而且善于交际,性格温和,处事周到,活动能力极强,加上经历也丰富,当时在运动中出人头地几乎是必然的。他年轻的文章到是笔锋很厉害,尖酸泼辣,不留情面,和他后来被认为是调和型的人格有所出入。

下面打入一篇短文,主要是抨击狭隘爱国主义,呼吁救国运动亦需注意国际主义。文中亦提及了最近引起一些争议的义和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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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摘选)

旅法共产青年杂志《赤光》第三期,(1924年2月1日)

伍豪 (周恩来)

我们倡言救国运动,是根据于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弱小民族地位,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的见地而来,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流弊,至少对内会造成法西斯蒂——亦即是义和团——的局势,对外会养成帝国主义的野心。……我们着眼于革命图进化之途的人,也决不容有此误谬的主张引导国人入了歧途。

我们为救国而倒军阀、倒国际帝国主义,但我们心中却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

且国际的强盗近日来已看出我们救国运动的趋势,他们于是故造新闻,不说中国排外举动极盛,便说中国拳祸将再发生。这种颠倒黑白的流言,很足以动摇我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联合阵势。……

行政/官僚政治、官僚人才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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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谈到中国政治问题,关于一个个体如何能爬到较高的政治/社会位置上去,达到社会等级(hierarchy)的高层。我的观点是当代的中国政治以行政/官僚政治为主,个人升迁基本上是靠在行政体系里“熬”上去的,个人参与政治的途径较少,路径较单一,需要的素质也比较一元化。本文接着随意探讨了一下民主国家的政治。

在民主国家里(包括西方和日本),从行政机构/官僚机构(admnistrative bureaucracy)里爬上去的人和从选举政治、议会民主里爬上去的人,可说是两类人,其成功需要相当不一样的素质,也能赋予个体相当不一样的经验。通过选举政治爬上社会高位可能是很戏剧性的,一下就当上了某一级的首脑,甚至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国家领导。他们需要能拜票拉票,能拉钱拉赞助,口才很好,个人魅力都不错,能到处跑动、游说、沟通,活动能力极强,“群众关系“很好,而官僚政治的世界很小,强调在自己部门和级别上的纪律、服从、办上级委派的任务,在升迁过程中讲究资历,讲究被自己直接的上级领导的认同,很少能有戏剧性的飞跃。而在议会政治里,个人飞跃的机会多得很。

举个例子,英国保守党的领导David Cameron,此人才40岁,80年代末才大学毕业,根本就没有几年可以称得上在官僚体制里的行政工作经验,但他30出头就去参加议员选举了,35岁左右就当上议员。他们走的都是议会政治的道路,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选举,一举成为某地的议员,马上就进入高位,踏入立法机构,展开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这些人往往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爬到社会高位,但是他们绝对不是通过呆在官僚机制里一级一级一年一年“熬”上去的。几年后的英国大选,如果保守党能够胜出,Cameron就可以当上首相并组阁,那时才四十出头。而他可以接手管理的官僚体系里的资深人物几乎肯定比他的年纪要大。

如果看看布莱尔、克林顿这些人的履历,发发现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的制度能出年轻领导,因为其政治职业路径允许。

议会/立法和行政体系可说是两个世界,各自有各自“升迁”的逻辑,制度、文化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单纯只有议会政治经验的职业政治家,当国家领导可能不适合。很多美国人认为总统当有当州长的经验,领导过行政体系,接触行政工作,而不是只有当参议员的经验。

此外,选举政治和官僚政治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参与选举政治的个人的政治资本可以在其他领域取得,比方说在公有部门(public sector)或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从事法律、工商业、社会工作,或者其他行业,然后突然投身政治。美国很多议会政治家是律师出身。希拉里这样的人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过去是律师,现在是参议员。而官僚政治一般需要人们在官僚体系里一点一点干上去,局限在具体部门/部门间(或者说政治体制内)积累资本。

体制内)积累资本。

February 21, 2006

日本对华软力量的衰退与中日关系

Filed under: 政治, 观点·Opinion
软力量(soft power)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Joseph Nye在80年代末提出的概念,其影响越来越大,已走出美国国门、成为超越学术界,为媒体、政界、商业界、民间所频繁采用的时髦概念。软力量和硬力量相对。Joseph Nye说,力量(power)指的就是你去影响(influence)他人,使他们去做你们希望他们做的事——让他们 to do what you want。要达成你的目的有几种办法,一是萝卜(carrots),就是给好处,收买对方,让他们做你要他们做的;二是大棒(sticks),就是惩罚,通过威胁和/或惩罚迫使他们不去做你要他们做的。按照中国的说法,前者就是敬酒,后者就是罚酒。Joseph Nye说,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软力量:使对方自己想要的和你想所要的一样(to want what you want)。其办法不仅仅是通过口头说服,而是通过吸引对方、和对方合作,使自己的信念、价值得以影响对方,主导对方;建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影响对方对自己的期望。软力量是不动刀戈的一种潜移默化的通过影响对方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办法。Joseph Nye认为,通过soft power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本比萝卜和大棒都要低。
 
Joseph Nye是国际关系学者,所以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一国如何影响他国,使对方做自己要做的事。办法有很多,比如向对方输出思想、价值、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与文化、自己的国际形象、名誉及外交政策;建立国际间合作、交流的制度/机制。实现软力量的条件是,自己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对对方是有吸引力的,起到积极影响的;自己外交政策能被对方视为合理的、正当的、不是伪善的、真诚的。
 
换言之,软力量就是大量输出文化与价值,谨慎的实践外交政策,使对方喜欢你,吸引你,信任你,和你成为同路人。
 
过去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和平演变,其中有文化、意识形态内容,这里面就是典型的软力量:邓小平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年谱》,1992年2月28日)通过出口文化,感化我们的年轻人,西方就是在使用软力量。以后,我们的年轻人自己就希望要自由、民主、私有财产了,和平演变了,而西方不需要动一刀一戈,这就是软力量的成功。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不能说是涵盖了什么全新的做法,应该说是对过去一种贯常使用的手段的概括。但将这个概念提出后,倒也许有助于人们熟练思想,更有意识地去采用这种办法。
 
今天想随便说一说的是,日本对中国软力量的相对下降。我们注意到,日本对华软力量下降,伴随着的是中日关系的逐步恶化。这里并不准备提出什么因果关系,即软力量下降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或者说中日关系恶华反过来导致日本对华软力量下降,而是指出两者的某种相关。我分三个方面讲。
 
1)文化方面:从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日本的文化产品在中国的影响一度非常的高;八十年代有风靡全中国的《血疑》、《排球女将》等电视剧,给当时的中国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帮助中国观众了解了当代日本,帮助日本在中国留下了一种可以说是全新的良好印象。这种电视剧对当时的观众是很大的,可能会对他们的价值,信念发生多少的影响,另外会改变他们对日本的认知和判断。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像《东京爱情故事》之类的日本青春偶像电视剧,影响了更新一代的年轻人。而八十年代以来的年轻人的成长,深受日本漫/动画影响,《阿童木》、《叮当》、《一休》、〈圣斗士〉等漫/动画给年轻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成长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另外就是游戏机:包括街机,以及日本八十年代的任天堂红白机,后者可以说是家庭娱的一种革命,很多人都是玩着〈超级玛丽〉之类的游戏长大的。音乐方面,很多中国最为人熟悉的八十年代以来的流行歌,实际上是由日本歌曲改编。早年邓丽君、费翔的很多歌曲也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而最近一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方面的软力量相对下降了。主要是体现在电视剧和电影上。过去,日本青春偶像电视剧是最流行的,很多人很愿意看日剧,而今天,韩国的电视剧则全面取代了日剧的市场。过去去买盗版碟,到处都是日剧和日本电影;现在去买盗版,会发现“日韩”系列里恐怕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韩国的,日本的东西相对少了。
 
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中国对日本的不友好感觉,可能本身也是一个因素,大概主要还是要归因于韩剧本身的吸引力,及其被推广的力度。韩剧的风靡不可能因为一两个很简单的原因,比方说“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日本”而被解释。韩剧占有巨大的市场,还是代表它们有本身的魅力。特别是这种现象也体现在香港电视上。香港电视比较多元化,有什么好的片儿就上。现在打开电视,也经常可以看到韩剧,过去是没有的。在国内电视上,则更是如此。整体趋势是,韩国文化产品的影响无论在绝对上,还是相对上,都在上升。这个上升伴随的是日本文化产品重要性的相对下降。这种下降的必然结果是,看日剧的人少了,了解当代日本情况的渠道和机会少了,当代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吸引力自然也随之下降。
 
另一方面是漫画。这方面我追踪得不够,了解较少,希望有了解的朋友补充。我认为日本动漫仍然是主导的,但是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比,漫画的内容构成上可能更加复杂了。过去,引进的日本漫画内容比较单纯,也比较积极健康,现在成人内容越来越多。很多人看这些漫画只是寻求感官和心理刺激,并不一定会对漫画的输出国形成文化上的欣赏或认同,相反,可能一边看,一边讽刺对方是“变态”。同样的,则是日本的色情片,也大量涌入。这些日本的文化产品能为人们所消费,但是很难因此对日本形成积极的、正面的看法,相反,还会对日本产品形成基于道德上的否定和排斥。日本的成人文化产品有可能倒主导了中国的市场,我认为这不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有效的软力量,因为这些产品的内容和价值很难使人们对日本文化与价值产生认可。
 
而游戏方面,应该说情况还好,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很多日本游戏的内容是国际化的,并不突出某一个国家的背景。最早的,如〈超级玛丽〉,就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当然,有的游戏也是突出日本传统或当代文化的,我认为只有这些游戏才更有可能形成软力量。其中,“异军突起”的是光荣(KOEI)游戏,整整一代的年轻人在光荣游戏的“熏陶”中成长。里面特别能输出日本文化的是几个系列的游戏——《太阁立志传》系列和《信长之野望》系列。这些游戏帮助中国的青少年了解了十六、七世纪的日本战国史以及很多的日本历史、传统与文化,可以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年轻人至此对日本历史发生了兴趣。游戏的文化输出的能力是绝对不可小看的。而有趣的是,光荣游戏的《三国志》系列(以及《曹操传》和《孔明传》),一方面帮助在中国的年轻人里掀起了对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兴趣,也成了中国对日本输出软力量的工具,因为日本的年轻人也沉迷在中国的历史中。应该说,光荣游戏对促进两方的文化了解与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电子/电脑游戏确实是当代的一项重要的文化输出手段。当然,光荣游戏的《提督之决断》系列引起了中国方面巨大的不满,反过来破坏了日本对华的软力量,但整体上看,光荣在帮助输出日本历史文化上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类游戏的缺点是,并不反映当代日本,因为战国时代毕竟是封建的日本武家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却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可能使年轻人对日本的了解停留在“武士道”上,进而进一步和日本侵华战争相联系。
 
流行歌曲方面,日本过去也有一些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歌手和乐队,现在在唱片店也仍然能看到日本的流行音乐,但更重要的趋势是韩国流行歌的崛起:韩国歌手、韩国歌曲、韩国MTV,风靡中国。因为人的精力和消费力是有限的,所以韩国产品的风靡必然暗示着日本产品重要性的相对下降。
 
整体来说,日本文化产品对华的影响呈现相对下降。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年来的公共领域和媒体,都可以发现这种趋势。而且日本的文化产品几乎完全集中在流行文化,其传播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的能力是很可疑的。动漫、游戏中的超现实或者历史性的内容,都比较脱离现实,也很难向人们介绍日本当代社会。整体上看,日本这些文化产品,无论从数量上和影响力上看,还是内容上看,都不容易帮助建立人们对日本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尽管过去的《血疑》、《排球女将》是很成功的例子,但这些日本文化产品越来越少。今天,风靡全国的是《大长令》。
 
2)教育方面:应该说是日本施展对华软力量的重要途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中国赴日本留学的学生。这些人通过在日本的学习与生活,更容易了解日本当代社会的运作与价值观,能有比较感性的切身体会。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促进中日关系,乃至推促日本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教育一直以来被视为软力量的最重要的内容、方式之一。美国对全世界实现软力量的重要基础,就是其高等教育: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前往美国学习,接受很多美国人的信念与方式,而这些人很多又回到各自的国家,成为潜在的支持美国价值观(未必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群体。通过办留学生教育,美国人输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日本对华也是一样,这些年来,赴日留学生迅速增加,日本人自然会希望去影响这批年轻人。当他们返回中国(而非留在日本成为移民)后,有可能成为中日交好的桥梁。
 
3)经济产品:经济产品有时候是能传播一种价值的。其途径就是通过消费传播一种生活方式。比方说,西方就通过消费文化,来影响中国人。消费使人们愿意追求物质享受、个人主义、品位和情调、消费特定的文化产品。过去,日本Sony的Walkman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传播着一种以高科技理念为基础的消费文化。八十年代,人们喜欢购买性价比好的日本产品,家庭电器都要日本的,对日本产品的质量、性能、设计都非常的满意。而今天,日本产品的重要性则出现了相对下降,一是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本国产品大量出现了:比如说韩国三星的电子产品,非常受欢迎,还有各种各样的本国的“民族品牌”。这些使日本产品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二是很多日本产品其实已经在中国生产,这使人们觉得它们是“中国制造”,虽然品牌未变,不排除导致日本在人们心目中影响的相对下降的可能。汽车方面也是一样的。八十年代时日本主导中国汽车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韩国、德国、美国、法国,乃至国产出,一起同日本车竞争。总之,当代中国人的经济消费越来越多元化,依赖很多国内国外的经济体,而日本对化的影响发生了相对下降。
 
经济援助方面,虽然日本常年对中国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经济援助,但这些援助在中国国内确实报道得不够,其政治上的效果是有限的。此外,再考虑到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潜在的“威胁”,对华经济援助的趋势将是下降。
4) 日本政府\政治及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要推进日本的软力量,最关键的一点之一,仍然是日本的政治、政策,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地位。人们需要相信日本政府的行为是合理合法,合乎道义的。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不可能实现软力量。毕竟软力量的根本目的是吸引对方、影响对方,让对方喜欢你,信任你,愿意追求你所追求的那一套。如果对方对你的政治政策感到厌恶,那么只会影响他们对你的认可,甚至影响到你对他们传播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业。
 
破坏日本对华的最主要因素是靖国神社及其他历史问题。学者对此有大量的分析,比方说从两国国内政治的角度,从两国文化差异的角度,诸如此类,来论说两国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以及公众的意见。无论其过程是如何的,目前的结果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的政府和民众非常地不喜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一个最大的事实。尽管这不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但是很多人联想到日本,就会联想到这一问题。而且这类问题也频繁地在报章上出现,前不久,《人民日报》文章还称靖国神社是“老鼠屎”。加上其他问题,如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都使很多中国人对日本非常的不满。整体上看,日本不被中国视为一个“行为端正”,“品行良好”的国际社会成员,其诸多行为的道义性和合法性都被质疑。无论其背后的政治原因究竟如何,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这些因素确实帮助导致了中日双方关系的逐步恶化,导致了中国民众对日本友好度、认同度的下降,导致了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迅速增长,当然这一因素并非全部所有的因素,而很多分析家也会指出中国政府及媒体在其中的作用。
 
但是无论如何,从软力量的角度看,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确实不利于其建立软力量,不利实现其目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我想都是一样的。外交政策、对外关系上的问题,还可能会直接波及其他的文化交流与输出,包括电视剧。说中日关系恶化是日本对华文化影响相对下降的因素之一,应该也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的政治的各种不满,会发展到怀疑、不信任、批判日本的价值,进而联系到国际关系上:日本的很多行为,都被视为是不正当的,比方说对海外派遣军队;比方说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被中国很多人诠释为政治与军事的野心,是“军国主义”崛起的表现。这些外交失败也就是日本对华软力量失败的表现:日本不能影响中国,不能使中国信任日本,不能使中国与日本合作。回到文章一开头,所谓力量(power),就是使对方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日本对中国施加的力量显然是失败了。日本对华软力量完美成功的例子是,中国了解日本,喜欢日本,欣赏日本,把日本视为朋友,信任日本,日本要入常,中国不但不报以这么多的怀疑,不去反对,反而希望日本达到目的,进而支持日本。如果这样,日本就真的使中国want what Japan wants了。当然,这种完美情境不可能出现,而软力量的功能只是减少阻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走向世界,合作与交流的伙伴也越来越多,日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中日关系出现恶化,伴随着这种相对性下降,并非出于偶然。
 
下次,有机会将讲讲中国对日本的软力量。
 
 

February 16, 2006

伊拉克民主的问题:教派政治、族群政治、永久性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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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民主的问题:教派政治、族群政治、永久性少数

一月份的伊拉克大选实际很值得人们注意——不光是关于伊拉克一国重建的问题,还有就是整个民主制度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内要实现稳定的民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以及文化条件。

目前,美国希望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就像在二战后,对西德和日本推行民主一样,这两个案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观察家因此说,以武力形式对外推行民主,也是可行的,有历史上的案例,有实践上的经验。所以说,一国的民主可以来自外部的强加(imposed from outside)。这中经验也被用来论证在伊拉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

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民主需要各种各样的理想条件,包括公民教育/民主意识、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稳定的联合的政治共同体(polity),诸如此类。德国(以下的德国指战后的西德)和日本的情况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虽然过去都是保守主义的威权国家,也都有一套议会传统,特别是德国;文化大体上是世俗的,没有那种要求全面干预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宗教;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两个国家是同质的(homogeneous)民族国家,换言之,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传统,两国的公民都以民族、历史、血缘、传统等因素,认同自己所属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用简单的话说,两国的人齐心一致,相对上更能团结一致向前看,凝聚力比较好。

我们说要搞民主,不但公民们需要在法律和道德等心理和文化意识上、认同民主决策这种程序,还需要认为民主能带来结果(deliever),不能光是一个没用的幌子。

伊拉克的问题是,国家被宗教教派和民族造成很严重的“分裂”(division)。有库德人,有什叶派,有逊尼派,这三个社群的人在自己国内的时候,认同的首先是自己的分别的社群,而且互相有很大的历史矛盾。这三个社群人口上又是不平均的,而且各自有相当的比例:什叶派的人口战全国人口接近六成,逊尼派和和库德人各占二成左右,另外还有几个百分比的其他少数民族和社群(如亚述人、基督徒)。库德人和这里说的什叶人和逊尼人的关系是民族关系;什叶人和逊尼人的关系是宗教教派关系。过去,伊拉克由萨达姆统治,他是逊尼派,等于说是少数派,由这个少数派统治着伊拉克。他建立的整个政治精英体系都是逊尼派为主导的,什叶人和库德人属于被统治的社群。当时,萨达姆和他的巴斯党采用的是恐怖的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基本上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对库德和什叶派异己者,他进行残酷的镇压。另外,极力限制什叶怕的宗教活动,使什叶派非常不满,对他的仇恨极深。这种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整个什叶派社群和整个逊尼派社群之间的关系。

就像上世纪的许多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一些多民族国家依靠的超越传统的民族与宗教的新的世俗意识形态来作为主导,由统治者配合权威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的。一但这种意识形态倒台(如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倒台),这个多民族国家也就分崩离析,因为这个多民族国家突然丧失了存在的理由。而各个民族开始重新主张自己的民族和社群认同(identity),寻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认为只有主权国家才能保证他们民族的自立,才能保证实现他们民族的利益。所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在冷战后就都走向分裂。而俄罗斯至今仍然在闹分裂,因为有一些社群的问题还没解决,如车臣以及附近的几个中亚伊斯兰社群,他们希望脱离俄罗斯,这个由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主导的民族国家。

现代伊拉克是英、法在一战后分割奥托曼帝国时“制造”出来的。这种制造国家的办法和很多非洲的殖民国家很相似:一群欧洲白人在位于欧洲某处的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对着地图把一些“国家”就这么划了出来,在瓜分非洲时,划地图往往就用尺子,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非洲国家的国界线是直的,按照经纬度划出来的。这样划分国家,就不是按照当地的文化与社群了,因此往往把很多不同的社群、部落、文化划到同一个国家内,而且往往是有一个主导社群,加上一个少数社群,这都为这些社群在日后产生冲突埋下了伏笔。当代非洲有大量的民族/种族冲突,而且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卢旺达与苏丹就是典型的例子。

伊拉克的情况和这些国家很有类似的地方:国家并非按照被涉及的社群的意愿来建成的,而是外人带有专断的“强加”的。被圈到这个国家内的社群们,究竟能否和平共处,则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要统治这中带有很多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跨民族跨教派的非同质国家,似乎威权(甚至极权)主义是个很好的办法:统治者至高无上,能够压到一切异己力量。而如果采用自由民主,让大家一起通过投票来决定结果,就未必可行了。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某一民族的成员,我和我的其他民族同胞一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感,而我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和政治制度的认同,都是基于它能不能保护我民族的权益的。如果有人跟我说,要我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我必须认为这个民主制度能带来有利于我的民族的结果。我和我的同胞们通过参加投票,参与决策,能够制订有利于我们的政策。

但是,如果我们的民族占国家人口的20%,另一个民族占80%,那么我发现,如果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的话,如果绝大多数的投票者都按照民族的界限来投票,那么除非现行的人口比例发生变化,我们的民族将永远属于少数(permanent minority),永远没有成为主导的机会,实际上成了被以民主名义所压迫的少数群体。公民要认同民主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认为民主能带来结果,这次你的投票没有取得成果,下次投票你可能成功,就像美国的两党制一样,今天是民主党,明天是共和党,大家都有机会。如果你知道你投票永远都注定失败,那你也干脆不会去投票,而且拒绝整个制度,不相信整个制度。

这恰恰是伊拉克目前遇到的问题。逊尼虽然是少数派,但是原来是统治者。现在美国人把他们的萨达姆打掉了,说要搞民主,大家一起投票,他们马上意识到,他们的人没有什叶派的人多,你一投票,肯定议会里什叶派占大多数,那么什叶派可以组建他们的内阁(或者组建以他们为主导的联合政府),可以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法律。在议会里,议员们一举手,哪派的人多,哪派提出的法律就有可能被通过。逊尼派成了绝对少数。从这个角度上看,逊尼派甚至不如将享有高度民族自治的库德人。如果我们要直选总统,一人一票,你可以想象,选出来的领导人总是什叶人——除非什叶人都可以跨越教派/民族的界限,而这在现在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2005年1月的大选,很多逊尼人干脆就抵制选举,再加上逊尼恐怖主义团体的威胁与破坏,使参与投票的逊尼人更少,选举结果当然是绝对性的倒向什叶派。

如果伊拉克国内的不同社群们将继续按照民族/教派的界限来投票,将是美国人和外界的支持民主的观察家的恶梦。这代表这个国家是从根本上分裂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伊拉克人能按照世俗的、跨民族的立场来投票,比如说,什叶派、逊尼派、库德人,都可以支持一个主张加大公共投入,搞公共福利的左派党;也可以一起支持一个搞低税收、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右派党。但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姑且不提异民族的库德人,就说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是一个很宗教的社会,人们的教派认同非常的强烈。而一个政党既然是要主导政治生活的,也不可能不去管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事情,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世俗的,只管经济政策的党。只要它涉及宗教和文化,就必然涉及到人们的教派认同。而只要涉及到了教派,又会带来不同教派的传统对立与冲突。

这样的情况,就使民主难以在伊拉克生存了。美国人担心伊拉克的民主会使什叶派占优,从而使伊拉克倒向什叶派为绝对主导的伊郎(什叶派占九成左右),但这只是考虑民主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民主本来都可能难以为继。

2006年1月的大选验证了美国人和外界支持民主的观察家的恶梦:投票者仍然基本按照教派/民族来投票,投票结果反映的是各个社群在人口里的相对比重。什叶派领导的United Iraqi Alliance (UIA,主导了去年的过渡政府),轻易取胜,获得议会中275席中的128席,即41%,比去年的优势地位稍有下降;库德人的两党联合(Kurdish Alliance)得到53个席位(23%);逊尼派的两个党,Iraqi National Accord(逊尼的宗教党)取得44席(15.1%),National Dialogue Front(逊尼的世俗党)取得11席(4.1%),两党占总席位不到20%;相比之下,由前总理、世俗的什叶领导人Iyad Allawi所领导的非宗教的什叶­-逊尼联盟(Iraqi National List),只取得25席(8%),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大力支持的Ahmed Chalabi领导的世俗Iraqi National Congress,只取得0.3%的席位。

 

表面上看,这些党的名字基本都带有伊拉克的国家或民族字样,但背后代表的则是特定的教派/社群。这一次投票,更多的逊尼人出来参加了,但是仍然不能扭转自己是少数派的事实,而且,根据选举行为的理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什叶派的民众觉得自己一派取胜难度不大,那么每一个个体前往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也不大;如果他们发现逊尼派的人都出来投票,要影响结果,那么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不投票会存在风险,成本加大,在刺激之下,就都会出来投票。如果大家都出来投票,并且大体上按照自己的社群认同来投票,那么结果仍然是什叶多数,逊尼和库德人为少数。

解决这样的办法,似乎只能是加大社群间的融合,让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摆脱教派与民族的局限,这就可以使民主健康发展了。但是,大概更有可能的是,在这漫长的过程产生结果之前,民主和政治共同体就分崩离析了,因为这种制度不能加强凝聚力,而是深化原来就固有的社群分裂。

我们也看到,目前伊拉克的复杂形势,使设计一种理想的、让各方都能接受、觉得都能为之受益的制度,非常的困难。三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如何按照教派和族群来安排?这里内在的矛盾非常深刻,难以化解。一方面要遵照一人一票的程序,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要使制度确实能够在数量上体现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方面又要认同差异,照顾各个族群,认使各个社群都感到自己被充分的代表,特别,处于少数的社群还可能会要求自己被分外照顾,以在对决策的磋商中宣部取得更高的政治筹码——比方说美国参议院,每州无论大小都只有二个议员,加大了小州的力量。另外,在联合政府中,如何按照不同的教派/民族来安排内阁的职位?内政部长由谁做?外交部长由谁做?财政部门由谁做?国防部长由谁做?经济部门由谁管理?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复杂。在被教派政治和民族政治搞得焦头烂额的伊拉克,这里涉及的政治利益、宗教利益和冲突,就远非美国或绝大多数其他的现行民主国家所能相比的了。伊拉克带来的挑战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个人目前对伊拉克的民主比较悲观。

 

February 10, 2006

中东媒体的反犹主义漫画

Filed under: 政治

阿拉伯媒體的反猶主義政治漫畫:在西方,有些針對個人的漫畫可能出現,如諷刺Ariel Sharon的漫畫,但是不會和納粹扯上關係,因爲會極其傷害猶太人的感情。相反,阿拉伯人、伊朗人不斷拿納粹和猶太人大屠殺來看玩笑,諷刺和侮辱猶太人。如果找一個中國人比較容易理解的類比,大概就是有一天日本極右翼漫畫發佈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漫畫,諷刺中國人打著歷史牌吆嚇日本人,可想而知這種行爲會帶來的侮辱與傷害——當然這種漫畫很可能根本不存在,而且更不可能在什麽主流媒體出現,而諷刺猶太人的漫畫則不斷地在中東的主流媒體出現。這裏要說的是,利用猶太人大屠殺之事來諷刺猶太人一般認爲是對猶太人最爲嚴重的侮辱和傷害。在西方也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另一方面是傳統的反猶主義成見:包括猶太人世界統治陰謀論(如猶太人控制世界的金融、媒體、政治)、猶太人食人、猶太人殺非信徒的嬰兒,諸如此類。網站中最後一個漫畫乾脆把猶太人描繪成老鼠,試圖說明猶太人肮髒、齷鹺與貪婪,而且帶有種族主義,這和上世紀納粹對猶太人的醜化如出一轍。讓人吃驚的是,這幅漫畫刊登於被認爲是溫和的媒體——Arab News上,享有衆多的讀者。

中東伊斯蘭社會的反猶主義根深蒂固,歷史悠久,也並不只局限於以色列的猶太人。這些漫畫中的不少顯示了中東穆斯林對猶太人的不尊重、不考慮,拿最不應當開玩笑的事情來開玩笑,進行肆意的粗俗侮辱。

February 6, 2006

一场西藏学术会议

这两天,参加了一个当代西藏学术会议,由法学院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藏人学者组织。此人有广泛的网络,是一个积极分子,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达..赖喇嘛来这边,他也负责安排。有人说他和达..赖还有地下的关系,是一个“地下代表”。他是五十年代从西藏迁移到印度的藏人后代,属于所谓的流亡藏人,不会说汉语,支持达..赖领导的事业(众所周知,他们早已放弃所谓的独立的念头)。像这样的背景的藏人,这两天我接触到了很多。

会议举办的确实十分成功,基本上保持在学术范围内,政治的成分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很少。组织者本身是支持“流亡政府”的西藏事业的,但是能请来各方面的观点不一样的人士一起探讨问题,我认为是很难得的,确实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交流的心态和愿望。来参加会议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在印度“流亡政府”的藏人,以及其他支持达..赖事业的藏人;有中国的“官方学者”——既有北大这样著名院校的权威专家,也有官方味道更浓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西藏社科院的学者;还有在海外大学从事西藏研究的藏人(基本都是同情达..赖事业的),以及纯粹的不具备中国或藏族身份的“外国”学者。主持者有好几位这里的教授。这样丰富的与会者就给自由的、观点内容丰富的讨论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组织者的心态:对话的诚意,以及学术的取向。这种活动。如果要海外民 运的人搞,大概只会邀请观点一边倒的人士,不可能邀请官方学者或人士前来参加。

参加会议者的构成也非常丰富。整体感觉,大约六十个左右的人中,藏人有约一半左右,剩下的人有三分之二是汉人,其他的是美国人。总体而言,参加者仍然是以藏人为主,而且是一种海外的藏人社群。

藏人的构成主要有,从国内出来的念书的人——这里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非常年轻的大学生,另一种是有在国内体制内工作的背景、年纪比较大的人。前者比较现代,受汉人影响较大,后者则年纪较大,而且基本都准备回国工作;另外就是在海外学术机构从事研究的藏人学者,这些人基本都是流亡藏人的后代,源头是在印度,很多并没有在中国大陆的经验,不会说汉话(这包括组织者)。另外就是国内来参加会议的体制内学者,有在拉萨的,也有在北京的。

另外有一些华人,除了官方的西藏研究学者外,主要是在美的访问学者。

会议包括几大部分的内容,应该说涉及了方方面面,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基本有两种观点:文学与文化、经济发展、教育、环境、NGO、自治问题,都涉及到了,另外还安排了集体讨论的时间。当然,我并没有参加全程,只是选择性的参加了一些。

官方学者的观点基本是完全符合官方口径的宣传,比较枯燥。官方学者里既有汉人,也有藏人;流亡藏人、海外藏人学者的观点则多带有批判性,对现状提出各种不满。整体来说,双方的讨论都很好,基本算是理性的对话,当然,有的代表官方观点的学者,在会议上的讲话不少是空洞的口号,做很多的asserton,但没有太多具体的内容和根据,让人难以接受。

会议上比较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more…)

February 5, 2006

现场听Haitink指挥Mahler的Symphony No.6

Filed under: 其他

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Boston的Symphon Hall听音乐会。内容是Bernard Haitink指挥Mahler(马勒)第六交响乐(马六)Tragische(悲剧),Haitink是世界级的超级指挥,古典音乐爱好者自然都很熟悉。马六对我来说则有比较特别的个人意义。马六被一些人评价为一部很私人的作品,因马勒借之以表达一些非常私人的情感。我自己一直觉得马六是马勒交响乐里最好的一部。也有许多评论家以及许多音乐家们这么认为。当然,对普通爱乐者来说,马六也许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一部。几年前,我时常独自一个人在家听马六的第三乐章Andante moderato。一部深沉、悲怆,却又美得出奇的乐章,结尾部分几让人窒息。

听这段曲子,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过去的一个私人经历,一个很私人的记忆。诠释我个人对曲子的理解,也必然会涉及很多私人的情感。以前我和家人说,我经常自己在家听马六。家人听了Andante moderato后说,你怎么天天听这样的音乐呢?心理会多难过,会发疯的。那段时光,选择这段音乐来听,也确有当时的原因。

今天拉了几个朋友去,一个欧洲人,一个日本人,另外有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跟着来了。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能马上地欣赏马六,特别是对那些不属于古典爱乐者的人来说。欧洲人基本不属于爱乐者,但是有基本的常识;日本人看上去挺爱好古典音乐,很感兴趣。两人都知道Haitink。而中国教授显然毫无这方面的修养,他甚至连今天演什么都不知道,纯粹了为了来看热闹。他甚至和我提议说,如果听了一半觉得不好咱们就先走。不断地鼓动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对这种态度我就都不知道去说了。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是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Boston的Symphony Hall则是世界上最好的剧院之一。Haitink现在活着的最好指挥之一。马勒,最伟大的交响乐作者之一,马六,一部我私人最心爱的作品。这个经验注定是非常一般的。

演出前,乐团的首席指挥James Levine做了一个Pre-Concert talk,介绍今天的演出。不过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先在越南餐厅吃饭,然后直接赶到交响乐团。验票入场,拿到一本小册子,一看,有70多页厚,而且居然是专门为这次演出(一共三场)印制的,有许多关于马勒以及Haitink及其对马勒的诠释的介绍文章,制作非常细心。

我们的座位是在second balcony最靠近stage的一个位置,从上面往下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乐团。我至少能看到整个乐团的2/3人员,而且距离很近,居高临下,可以了解他们的演奏的一切细微部分。
Haitink是个77岁的老人了,但是风度丝毫不减,指挥动作沉稳而富有力量。多著名的音乐家已然去世。Haitink也已一把年纪,觉得能听到他演出是一种幸运。

马六的曲子就非常亲切了,只是又一编重温而已。听到这么熟悉的曲子在近距离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指挥领导下演绎出来,实在是一种享受。听曲子的同时,我不断观察周边的情况。Symphony Hall非常地大,很豪华。第一次来的人会为这里的壮观场景感到吃惊。每一个观众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声响效果非常的好,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很好的欣赏音乐。观众的素质非常之高。表演期间鸦雀无声,只集中在乐章之间咳嗽。我周围做的人都极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动也不动。所有人都投入到这部伟大的作品之中。

在聆听过程中,观看乐团的演奏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更有助于观众全身地投身到音乐之中。倘若仅是闭着眼睛听音乐,就和听唱片一样了。我仔细地看了每一个能看到的演奏者,还发现第一小提琴里至少有四个亚洲人,后来发现,华人、日本人、韩国人都有。

马六的打击乐非常丰富,当时欧洲批评家还画了漫画讽刺马勒寻找各种奇怪的东西,试图把他们发出的奇怪声音加到他的乐章里。马六第四乐章里需要使用大锤,马勒要求大锤的声音是“短暂、有力、没有不能有回音,不能有金属的音质”。以前总在唱片中听到这种声音,今天有幸在现场看他们怎么制造这种声音。只间负责打击的一个人在需要发声的时候,举起一个巨大的木锤(非常的大,跟一个锄头一样),几乎是使出浑身力气,砸到一块木质的大板上。

马六的终章结尾部分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在很长一段非常低沉、消极、音量非常细微的音乐(几乎要屏息才能听清楚)后,以一个爆炸性的全体“合奏”结束。那是一声巨响,非常dynamic,简直是振聋发聩。我想,这一声巨响,一定把那个快要睡着的中国教授惊醒了。

结束后,观众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想,掌声持续了大概有七分钟之久。Haitink出来谢幕四次之久。人们要感谢这位将近八十多岁音乐家的努力,把这么美丽的音乐带给世界。

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直是第一乐章的片段。在异国他乡,又一次聆听了久违的音乐。

February 4, 2006

《千里走单骑》是一部好片

Filed under: 其他, 艺术
yntv.cn
 
看完了《无极》,连场看了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这确实是一部好片。陈凯歌可以看看,这才是电影。《无极》是花几个亿制造的文化垃圾,是在糟蹋与强奸他人的视觉和心智,是使导演自取其辱,而且不会在电影艺术上留下任何一笔。《千里走单骑》是个好片子,这才是电影。为什么?除了纯粹的技术和硬件的东西外,电影的核心是好的剧本,精彩的演技、以及深刻的内涵。电影要能打动人,要能引发人思考。这和一部文学名著的标准是一样的。光有辞藻是不够的。要有思想,有内容,有深度。这些条件,《千里走单骑》达到了。
 
张艺谋受日本导演影响非常深,在这部片子里更是明显。片子探索了一些非常引人深思的问题,关于个人的情感,关于爱,关于亲情、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关于不同文化中人的交汇与贯通,关于生活的伦理,关于主体间性。《千》片有好几个theme,首先是探讨父子关系,带有亲情伦理片的性质。小津安二郎以探讨这种问题而闻名,张艺谋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其次是描写一个男人如何面对自己情感、诠释自己情感、表达自己情感。不知道这部片子对张艺谋本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再次,《千》描写了一个身在异乡,通过目睹和感受他人的生活,而引发对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乃至更广泛、普遍、一般性的生活哲学的思考。
 
片里有几个高潮,其中结尾前的一段,更让人非常感动,极有深意(我不准备把情节写得太多,省得本文成为spoiler)。
 
高仓健的演出非常的精彩。他确实是大师。他对主角的刻画几乎是完美的。电影中的他在自己的隐密的情感世界里摸索、思考、挣扎、寻找安宁和妥协;他把这个私人世界向外界小心翼翼地打开:情感的流露、表达;与他人的交流,甚至是无奈地求助;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儿子的那种至深沉的、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爱;他对过去的愧疚和希望通过努力来弥补的那种决心;他对另一个父亲、另一个儿子的命运与生活的关注、同情,并进而对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的感悟;他追寻儿子的路,体验儿子的情感与经历,并通过这样的努力,满足了对儿子的爱,并进一步地面对并了解了自己。片子的哲学意味很深,除了叙述父子情爱外,还有一种很重的存在主义。一种对主体间性的思考,不同人的经验与感受如何的交汇,同情和理解是何以可能的。
 
主角内心深处的情感、生活、矛盾、思想、完美的被高仓建展现在我们面前。观赏他的演出完全是一种享受。他的每一个最细微的动作和神情,都似乎有特别的深意。他对角色的诠释简直是完美的。
不光是高仓健。另外一个演得非常出色的就是唱《千里走单骑》的男角,他似乎是非专业演员,但是他演得非常精彩,很逼真,很动人。
 
最后,虽然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是在电影里,总能看到两国友好交流的迹象。这也算是一种欣慰。
这部片子是我近年来看的最好的国产片,值得推荐。
 

《无极》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垃圾

Filed under: 其他, 艺术

今天去看了陈凯歌的《无极》和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地点在Science Center,由中国学生会组织。还要交门票,1美元看场,便宜自然是很便宜。我进去一看,原来是在大屏幕上放从国内带回来的DVD。这种播放的做法方便了学生,不过看的人很多,又要收钱,显然有了商业性,在版权上我看是有问题的。

陈凯歌的《无极》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垃圾。这部片子我听说一般,但是看过才知道它垃圾的程度。在观看过程中,还不断思考为什么中国电影都搞成这样。这是走上了一条什么邪路?这部片子播放过程中,观众不断地发出笑声,为低劣的台词、搞笑的特技、拙劣的表演感到好笑。我觉得如果导演是特意在上演一部喜剧,制造一种黑色幽默,那他非常的成功。如果他是在搞一部严肃的电影,甚至希望观众获得什么感动,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荒诞。

自从《英雄》以来,这种电影已经有了好几步。比如说还有《十面埋伏》,现在《无极》是这类电影发展的极致。其特点是:片面强调视觉效果,包括色彩、服装、场景、道具、摄影、特技效果;剧本和台词非常的拙劣,粗制滥造;演员的选取基本是商业角度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演技和实力。比如《无极》,特意寻找明星来演出,张柏芝、谢廷锋等毫无演技可言,而找韩国人和日本人来显然是为了使片子国际化,方便打入这几国的市场。其演技就不说了,连中文都讲不好,怎么可能指望演好用中文的电影呢。真田广之这个演员本来还可以,看完这片子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基本毁了。张柏芝、谢廷锋根本不懂演戏,矫揉造作,让人呕吐。谢刚刚出场时,我还没认出他来,只觉得这个演员怎么演得那么业余啊,就像国产电视剧里演龙套的那些不懂演戏的角色一样。后来一看,就明白过来了,原来是谢廷锋。他在戏里的形象基本就是一个小丑,我觉得他自己想要塑造的比较理想的那种类型,可能是在《Azumi》里面的那个口叼玫瑰的变态(见下图)。但是那个人演得好,确实演得既变态又酷,而谢廷锋塑造的角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纯粹的一个奶油小生。从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谈吐,每一个动作,都可以看出他无可救药的肤浅。

剧情完全是莫名其妙,整个就是瞎编乱造,一点头绪没有,没有合理性,没有连贯性,没有逻辑性,尽情地胡扯。台词让人感到无比的愚蠢,我很奇怪任何智性正常的人会去认真地吸收这些台词。而陈凯歌——乃至任何一个导演——利用这样的剧本搞出电影则完全是一个悲剧。作为观众,我们感觉观看这部电影是对我们智力和智性的一种严重的侮辱。唯一化解的办法就是把这部片子视为一部黑色喜剧。

片中的每一个场景、道具、布局,都是华丽的,都是戏剧性的、夸张性的,加了放大符号的,确实有一定的想象力,也确实是一种有艺术性的夸张效果。我本身对这些倒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认为陈凯歌拍的这些视觉的、风格的东西是可以代表一种style的,甚至能开辟一种代表新浪潮的幻想、狂想电影(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浪潮,在中国可能是)。当然,这部电影的服装设计非常拙劣,比如真田广之的那个盔甲和荒唐可笑的头盔,还有所有的军人的穿戴。谢廷锋的服装也非常的难看:一切除了夸张以外,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而且可以说很俗气。是一种恶俗。制造这种全面的戏剧性的、夸张性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反面,制造出最为华而不实、庸俗不堪的玩意儿。

徒有这些视角的物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没有好的剧本,这样的片子永远只能是垃圾。这不可能是好的filmmaking。当演员认真地吐出那些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台词,甚至在剧中动情的落泪时,导演大概是希望制造一种情感的氛围的,是希望打动观众的。他也许是认真地把这些内容当一回事的。而观众的反应是感到非常的滑稽。当他试图打动观众的尝试全然失败,当观众不能以任何的严肃姿态来对付他的剧本和情节时,可以说就是他电影的最大的失败。当我们把片子沦为纯粹的视觉感官刺激时,又发现片子无处不在体现庸俗和缺乏品味。那些丑陋的服装设计只能进一步地让人发笑。

还有那些特技,我不知道中国拍电影的人什么时候能走出Matrix的影响。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这些慢镜头,真是可笑。还有藏龙卧虎以来的人飞来飞去的场景,成了这类电影的最大特征,而且在这部片子里达倒了最高峰。

这部片子实在是能考验人的忍耐力。我认为心理存在任何把这部片子的内容认真对待的企图,都是一种对自己智力和趣味的侮辱。

花这么多钱,制造出这样的所谓“电影”,完全是在生产文化垃圾是一种糟蹋。由这种破烂玩意儿斥我们的电影院,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实在是一种遗憾。不知道陈凯歌这样的人想干什么。这样的片子基本没有艺术价值,从电影美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东西,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更代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恶现象。这样的文化垃圾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传世作品,如果导演真的想搞电影,想出好的作品,认真对待艺术,就不能这样的去拍电影。而即使是走商业化的道路,这个片子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智性、趣味和品味,都是惊人的低下的,我不知道什么导演能好意思把这样的破烂玩意儿放出来,如果是我,我会为之感到终身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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