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和南洋华人问题
有个人说:
“70年代的输出革命包括建立马来亚共产党, 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恐怖活动, 眼见事情不能成
功便抛弃这些以东南亚侨民子女为骨干于丛林之中, 真是仁至义尽的典范。”
功便抛弃这些以东南亚侨民子女为骨干于丛林之中, 真是仁至义尽的典范。”
其实中共和南洋华人的关系很复杂。 70年代末搞新外交时，重新处理了和南洋华人的关系，应该说从长远来看是好的。 不能简单地说把他们“抛弃”，或者背信弃义。我想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
另外,这个人还说:
“红色高棉也是 中共支持的组织, 为什么要打越南, 所谓的自卫反击实际上是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警告和 惩罚, 不过没想到的是越南拿些公安部队应付了事, 中国人也不好真的打河内, 只好打下 谅山炸断所有电线干撤退, 这可以算是对社会主义兄弟的支援么? “
我在后面把越南问题也顺便说一下,特别是”社会主义兄弟”的问题.
中国几乎对所有东南亚的国家输出革命，采取的办法是
a.“道义”支持; 密切的兄弟党关系
b. 直接的物资援助
c. 直接的人力资源(包括专家、训练等）
d. 意识形态煽动和宣传 （办法是对东南亚国家播放广播。对缅、泰、马、印等几乎所有国有都有电台，主要煽动对象为华人，号召华人起来反对当地政府，建立共产政权。
a.“道义”支持; 密切的兄弟党关系
b. 直接的物资援助
c. 直接的人力资源(包括专家、训练等）
d. 意识形态煽动和宣传 （办法是对东南亚国家播放广播。对缅、泰、马、印等几乎所有国有都有电台，主要煽动对象为华人，号召华人起来反对当地政府，建立共产政权。
这个完全是毛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办法，已经彻底的落伍于时代，是必须废弃的。中共建国后，认为自己是东/东南亚革命中心，而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带动周边国家一起闹革命，建立共产政权。从当时的政治语境来讲和意识形态原则来讲，也并不是完全不对的。共运本来的目标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中共的这种做法无非是对这个原则的一个遵守，放在当时看，并没有什么夸张的。
到七十年代中后期，这个政策就必须放弃了，原因有几个。
一、革命根本无法成功，就像列宁当初发现不能马上在欧州掀起暴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而转向斯大林的一国内的社会主义一样。中共在缅、泰、马、印等地的活动是不成功的。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这个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二、七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极其紧张，当时中共认为首要的威胁是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苏联在北方边境屯兵，在北面和朝鲜有各种小动作（到79年初，朝鲜允许苏联使用罗津港)，在西面建立阿富汗的亲苏政权，西南面和印度关系密切，在南面支援越南，中国当时有北西南三面被包围之感，急于突破。当时，78年打的就是外交战，邓小平频繁出访，一年内访问计了尼、缅、、朝、日、泰、马、新等国家，79年初又访问了美国，除了和东南亚东盟国家修补关系，赢得支持，把它们拉向反越阵营，另一方面和日本签定条约，增加了反霸权主义条款，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华国锋方面，则出访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伊朗等国，都是被认为是不亲苏，或者说是反苏的国家。中国在当时试图造成对苏联反包围之势。
而为了争取东南亚国家，就必须解决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输出革命的问题。东南亚国家对此极其不满，尤其是马国和印尼。越南在78年9/10月曾经访问东盟诸国，表示越南不会支持各国内的叛乱活动，以争取支持；邓小平与11月访问东南亚，东南亚同样期待邓小平做一样的期待。李光耀就回忆道，曾同邓小平当面点出，“你们不可能一面要求和我们的政府建立关系，一面又输出革命，煽动革命暴动，反对我们的政府。这样两国的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而邓小平当时显得十分惊讶，似乎之前并没有看到这里面涉及的复杂关系和利益。当时虽然未表态，但是回去后不久，电台就先后被关掉。这是为了和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
而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一度以来仍然怀疑中国的动机，因为中国表示要区分党与党的关系与国与国的关系（“双轨外交”）。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废话，并没有说服力。赵紫阳曾于80年代初表示，中共只给予兄弟党“道义”上的支持，而不给物质上的支持。逐渐的，中共通过实际行动，才换取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无产阶级国家主义、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论，这些意识形态和原则已经彻底过时。各国都是民族国家，希望谋取官方与民间的各领域合作，促进和平共处，一起发展经济。邓小平说，当时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就是对这种认识的表率。中国则能淡化意识形态，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出发，采用比较现实主义的姿态去和邻国打交道，即“不因为对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影响和对方的交往”。
如果要遵守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主权的原则，那么中共必须停止输出革命 。
实际上，外面一直认为，中共当年的这种做法，都是对他国主权的粗暴干涉。你到别人国家去煽动叛乱，要推翻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算是什么事呢？观察人士指出，这实际上和中共指控的美国“以人权名义来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共是以“阶级为名义”，并无实质区别，而且中共并非仅采取软力量(soft power)，不是搞和平演变，而是直接提供物资资源、游击队人力训练与组织训练。显然，在当代，没有一国能容忍另外一国做这样的事情，同时企图维持正常关系。对于输出革命的历史，中共一直十分避讳。
中国为了和平的发展环境，为了争取对苏联的包围，为了重新加入国际社会，采用这样的新外交思维，完全是正确的与必要的。
三、华人问题。中共一度认为华人是输出革命的一种工具，这是明白了当的事情，了解外交史的人知道，周恩来曾经在五十年代直接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为了输出革命，就建立广播电台，输出意识形态，建立和南洋华人社群的密切联系，给予物资援助等。像马来西亚共党，当初大多成员是华人。文革初期，很多这些国家的华人也受毛泽东思想感染，手拿红宝书走上街头抗议，给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和领导造成巨大震动。
再考虑到华人和南洋地区原住民的复杂历史关系，东南亚国家对华人的怀疑就更重了。一是他们的难以同化的异文化身份（和犹太人一样），二是他们可能的的双重忠诚(dual loyalty)甚至仅仅有对中国的忠诚而无对居住国的忠诚，三是他们受的共产主义的影响，使这些国家的原住民和领导认为华人都是国内的第五纵队。华人和当地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而且70年代以前，许多华人还不愿接受当地国籍，这就更使当地人怀疑。70年代末，我国领导人一要求华人以自愿原则加入所在国的国籍，遵守当地法规，和当地人和平共处，同时重申我国不认同双重国籍的政策，都是为了缓和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从长远发展来看，这是处理当时国家关系的唯一办法。对于南洋华人不能简单地说背信弃义，因为这种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历史的结果，不能说是哪一个具体领导人能负全部责任的。另外，如果我们在70年代末成为国家领导人，恐怕也会采取和中国当时领导人类似的战略的。中国迟早要了解到，在一个现代的国际社会里，和东南亚国家和平共处，就必须废除输出革命路线，以及解决华人问题。华人的不幸在于他们是输出革命的工具。如果要责怪，也只能责怪毛时代的外交路线。这都是历史的产物。
从另一个角度，也应该说，中共当时的政策为促进南洋华人与所在国的长远关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排华主义中的共产主义/中共因素被消灭了。因此，说中共对南洋华人背信弃义，失之偏颇。
在当今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处理和它的diaspora(海外社群）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到更多更广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