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

最近和日本朋友来往，时而会谈到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前天在饭局，和一个中国学者一起，还有我们的日本朋友。这位中国学者知识面相当的宽，兴趣很广，而且为人谦虚，态度温和，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他爱侃侃而谈，而从他谈话的内容和质量来看，确实是个爱读书，有想法，关怀很广的人。他的视野也是开阔的，并不是封闭的；讲道理，理性，宽容，我觉得算是难得的。日本朋友则是个研究生，会说中文，而且说得相当好，在中国呆过两年。大家都是期望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我们都会说，中日两国历史渊源悠久，是一衣带水啊！每当遇到有中国和日本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我总担心双方中有人会有难以克制的情绪，而把一场本来可以进行的对话弄糟。而只有双方都是抱有友好、温和、宽容、克制的态度的，那么积极的对话才可能实现。

中国学者热情的向日本介绍一些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日本人，如日本的京剧武丑演员石山雄太、以拉《梁祝》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等等等等，希望唤起日本朋友的趣味，制造一种友好的氛围。中国学者道：“中日两国文明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交流。中国文明很大的影响了日本文明，我们两国的文化非常的相似。中日应该友好啊！”学者这么说的当然用意是，通过提出两国文化的相似贯通之处，借以唤起一种民族间的亲近感，制造欢快的空气。

而日本人则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是许多中国人大概不会想到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认同那些共通之处，而是注重了解两国之间的差异。”这个观点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这位日本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是对中国的国度、文化都颇感兴趣的友好人士，他的观点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当即认识到的有几点：

一是日本人认为中国以文化宗主国自称，带着文化“老大哥”的那种架势和日本交流。中国人恐怕很难避免对日本人说，你们的文化受我们影响很大啊！我们有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认为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而日本人会多少解读为中国人将自己文化的优越感不自觉的流露，对日本文化做出一种多少是武断的、强加性的判定，也许并不符合日本人自己的体会和判断。毕竟，两国的差异是很大的，尤其在价值观层面。中国人看待日本，很难避免过去那种文化输出国的角度，愿意在日本的文化中去发现和中国有关的东西，并且为这种发现感到兴奋：“你们和我们的一样啊！” 相比之下，对各种各样的差异，对日本自有的传统，就不知不觉忽略了。这样的态度带有猎奇性，也有明显的偏向性，并不是客观和完整的。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认为中国若要尊重日本，需要一种更客观、全方位，摆脱文化定势思维的学习和理解吧。

二是日本人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而忽略这种差异，甚至会给两国带来隔阂与误解。如果我们觉得对方和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很容易采用我们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角度，顺理成章地套到对方身上，而忽略对方是如何与我们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会如何的影响对方的判断与观点。作为两个平等相待，希望互相争取信任、理解、相互尊重的国家，必要的敏感显然是必须的。

由于没有充分认识两国的差异，进而造成了许多沟通上的误会，我想例子会是很多的，日本人大概有颇深的体会，所以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能随手想出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两国人对死者的态度。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在死后，要被人盖棺论定。毛泽东、邓小平要说自己可以“几几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这些都是盖棺论定。对一个人的一生做出伦理判断，下一个结论，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笔帐要写入历史，如果是犯了大罪的人，后人还得永世唾骂之。而日本尊从自然主义之神道，它是一种万物有灵原始宗教。日本人相信世间万物皆有灵、神，更相信所有人死后都可成神（就是他们说的”kami”），对神，日本人有一种自然之崇拜；其次，佛教传入后。则被本土化。许多日本人相信，人死后，不论生平所为，是皆可成佛的（与佛家正统哲学当然很不同），因此对死者都颇有肃然起敬的味道。日本人既尊敬死者，往往认为人在死后，凡事便一了百了，过往之罪责，也就不再追究：死已是人之一生的彻底终结，再对他进行批判，会是一种很大的不尊重。另外，日本人还非常注重脉流、传统、对先人有自然的崇敬，一般是不愿意对之批判或否定的。种种原因，使日本社会同中国社会大相径庭：日本并不像中国这样流行盖棺定论的说法：给予死者作出一个伦理上的总结。在日本历史上，对许多行为恶劣的人（如篡政、弑君者），往往都和普通人一般地加以恭奉，而对死者身后进行鞭尸，或者像中国这样对待秦桧，可谓闻所未闻。

这样的差异，自然影响会影响到像靖国神社这样的组织对先人的崇拜。并不是说靖国神社源于日本特殊的文化，就一定是合理的，里面的做法就没有了政治的成分。所要突出的，只是日本人的做法确实和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习惯有相当的关系。而认识到这种文化，对了解他们的行为，并给予诠释，是很有帮助的。

东京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高原明生教授指出，中日矛盾里的一个根源性问题，就是源自文化。两国文化相异，两个文化里的人对同样一种行为的解读便会产生差别，而且时常是误读。日本人可以用文化传统，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靖国神社里放置甲级战犯牌位：既然已死，那也就没有什么战犯可言。如果你服刑出狱，那么你还是犯人么？你不再是犯人了。同样的，你被判处死刑，服刑完毕，人也死了，那么你还是战犯么？这样的人死后应该如何对待？以日本的习惯，似乎应该平等对待，将之视为一般的神(kami)。从日本自身的文化来看，并非完全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当然这么做会引来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对同样行为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在日本人看来的合理成分，他们不可能认为是合理的。

当小泉参拜神社时，会指出，参拜是为了悼念战争中的死者，希望战争的悲剧永不再发生。我个人觉得，从日本角度出发，也并不是不合理，必须要通过中国的版本来解读的。中国人会顺理成章的认为这是给已经盖棺论定的罪人歌功颂德，贼心不死，为军国主义招魂。这种解释就很可能确实带有某种片面性了。并不是说日本方面的做法就是正确的——日本许多国民也认为首相不该参拜神社，因为会给邻国带来相当不满，危及国际关系；片面性在于，文化传统与特性的这一个维度(dimension)，往往容易被忽略。

靖国神社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较敏感的，而且几乎完全政治化了的。在其他领域，各种各样的误解应该还是很多的，包括两国人对性文化理解的不同。日本是性观念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且传统上，即认为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区别开来的（一种连西方人也多少感到吃惊的观念），同时对某的特定的性偏好有悠久的传统。而中国人则在性观念上相当保守，惯以猎奇的方式去了解日本的性文化，然后通过中国的观点，对之加以时而是非常激烈的道德判断。

中日两国在许多表象的方面，是很接近的，最明显的即文字。而两国在许多更深层次的东西，如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则有显著的不同。在今天，片面强调两国的相似性，已经不再是足够的了。还要认真了解两国的差异。也只有认同这种差异，才能真正的达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消除隔阂与误会。中国作为昔日的文化输出国，自然而然的容易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理解日本文化，寻找对方与自己的相似性。我们似有更多的责任，抛弃这样的心态，在平等的基础上，谨慎与理性的学习并了解对方的文化。

我对中国学者说，在中日交流上，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敏感。双方都有责任照顾对方的文化，照顾对方的观念，照顾对方的情绪，也只有这样，两国才可能真正的长久的和平共处。

我们举杯，一起对中日未来的友好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