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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发在水木读书. 有人提出,中国人现在很多要积极向上, 改善自身的环境. 其实这马上就引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自己环境的改变,看做是自己自身努力的结果;对自身环境(如金钱名誉福利知识等)和他人的差异,又会怎么去看待.

我借题发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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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一下。就随便说这么一个小的问题, 仍然能看出中美两个文化的人的差异. 实际上 欧陆人更接近中国,而英国人在美欧之间.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希望上进, 但是中国又有过去平均主义的价值传统–且不说”不患不寡患不均”的古代传统:我们是刚刚从毛时代过渡过来的社会.从整体上看,如果做个民调,会发现国民的意识形态是偏左的. 中国人除了相信个人努力,还会相信国家应该发挥其作用, 帮助实施社会正义.对出现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当自己出于劣势地位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意见.

个人的努力要靠自己. 如果你贫穷潦倒,那么是你自己的原因. 不要去埋怨他人. 每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至少从理念上来看是这样的. 个人奋斗的成败最终还是个人自己的责任. 国家应该提供一个保证机会平等的法制环境, 公民则会允许由于竞争者能力差异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

如果有人说,中国人这么对不平等有抱怨,是因为中国的腐败太多, 其不平等的根源是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换言之,这暗示, 如果中国的竞争制度更公平,人们的不满可能会减少. 这似乎是事实, 但这时我们还可以引入欧陆.

欧陆也是和美国类似的国家,法治搞了很多年,基本的竞争环境是接近的.国家做了很大的努力保证机会平等. 但是对”平等”(equity)的感知和认同, 又和美国人不一样. 欧陆人没有美国人这样自发的草根的有深厚基础的个人主义. 欧陆人会认为,不平等的存在是欧国家的责任. 个人不能为之完全承担责任. 这其实也是欧洲福利社会、社会市场的一个民众基础。英国人则刚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所以说，美国搞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而欧洲由于有强烈的社会主义传统，所以最后搞了福利国家，英国则半路出了个撒切尔，搞了一个welfarestate manque，这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当选民通过选举影响执政党的选择的话，这种选择还可以被看成是民众的选择，特别是放到长期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走个民调（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民调），可以发现在经济领域上，美国人最偏右，相信市场和个人努力；而欧洲人偏左， 强调公平(equity)。英国人则在欧、美的中间。

这些差异，就使不同国家的人对不平等(inequity)的perception有差异。对同样的不平等，不同文化的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意见。如果放到经济学，这就是socio-economic inequity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其根源是jealousy或者说social value。其他条件相等之下，在不喜欢不平等的国家/文化里，如果不平等严重了，那么造成严重的社会不满或者发生动乱的机会也会随之上升。

回到中国，中国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不认为中国人就一定是欧洲人，但中国更可能不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确实很特殊，在西方里也算是一个特殊。中国人对平等的注重如何， 一方面可以到几个传统里去找资源（如儒释道等经典思想；毛式社会主义，等等），另一方面还要看将来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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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句话有它的深意，一是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斗人，互相打倒，比赛革命，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但是文革后人们还要在同一单位工作，还要相处，有些历史上的事情，如果纠缠得太清楚（实际上也搞不清楚），不利于展开工作，不利于安定团结。在一定时期内，邓小平的这个看法权宜性的一面，确实也有其道理；另一方面，则是对待整个历史的问题，对待党的问题，对待历史上某的领导个人（毛泽东）的问题。对历史检察得太细，把毛泽东也批倒批臭了，在当时看，就会再进一步破坏党的威信。所以对文革中的毛泽东也不全盘否定，还要保，要把问题推到四人帮身上。对待历史问题，就含混了事。这第二种考虑就很有问题了，特别是从一个独立的、长期的角度来判断的话。这是把历史反省让位于政治，并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背后也代表了一种哲学和观念：历史只是一种可以任人打扮，被随意利用的政治资源（善于类比的人也不难发现这种历史观和日本右翼历史观的相似之处）。带着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去反省历史呢.

因此, 如果把“历史宜粗不宜细”发展成一种历史观，就极有问题了，这是缺乏历史反省性的表现。对待我们民族、国家、社会的历史问题，宜细不宜粗。只有很好的总结反省了，才有可能吸取过去的教训，避免在将来重蹈覆辙，酿造新的悲剧。

说一件小事，我有个朋友，是巴黎大学的博士生（代号N），在台湾学的中文，他说他的中文说得比陈水扁好，我认为确实如此。他认得的汉字也很多，而且肯定比一般的中国人要多。他非常喜欢繁体字，不喜欢简体字，觉得繁体字好看。另外认为简体字简化过程破坏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吃饭，和另外两个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一起。我们问这个访问学者，你姓什么，他说，我姓年年有余的余。N马上说，不对，年年有余的余，应该是餘吧？年年有餘。指出学者说的有问题。学者有点尴尬。说简体字里都是余。不能说学者说的就是错了，因为根据简化字，多餘的餘确实就是余。但说明这个用法在华语世界就没有普遍性了，你一走出大陆，可能就会闹笑话。无论错对如何，经外人这么一指出，多少有点尴尬吧。简体字在简化过程中，把许多意义不一样的字简化成同一个字，在这个过程中，某的东西确实就被消灭掉了。然后N又写了几个繁体字，其中一个是纔。大陆学者居然都不认识，说没见过这个字。实际上这个字在台湾仍然使用，如果看近代文学、小说，也会发现这个字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中文的修养实在不行，反被外国人教育，实在尴尬得很。现在洋人的中文很好，经常能见在图书馆见到年青的洋人抱着一大堆线装书在研究，让人肃然起敬。

有的毛主义者说，文革十年的经济成就是辉煌的，比文革前十年还要好。为了从正面肯定毛泽东，一些毛派就不得不去鼓吹文革的“经济成就”。

下面引两个权威的经济史中间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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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5000 亿元，相当于1949—1979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是“三起三落”，总的趋势是在徘徊中缓慢发展，有些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9.3％，“四五”期间为7.3％，到1976 年下降为1.4％（1976 年比1975 年增长1.4％）；工农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9.6％；“四五”时期7.8％，1976 年1.7％（1976 年比1975 年只增长1.7％）；农业总产值：“三五”时期3.9％，“四五”时期4％，1976 年2.5％（1976 年比1975 年只增长2.5％）；工业总产值：“三五”时期，11.7％，“四五”时期9.1％，1976 年1.3％（1976 年只比1975 年增长1.3％）；国民收入：“三五”时期8.3％，“四五”时期5.5％，1976 年为-2.7％（1976 年比1975 年负增长2.7％）。①

以上指标表明，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在明显下降，1976 年则更是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2.7％。我们再拿“文化大革命”10 年与“文化大革命”前3 年（经过调整后的国民经济）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就更为明显。如1963—1965 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5.5％，而“三五”、“四五”期间则分别下降为9.3％和7.3％。②工业生产，1963—1965 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为17.9％，而“三五”、“四五”期间，则分别只有11.7％和9.1％。③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43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1、26、30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1、26、30 页。

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 — 90 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另一个材料的文革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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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失去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取得的成就：

从1967年至1976年（考虑到“文革”在1966年中虽已开始，但经济尚未受到严重冲击，当年不计入内），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8%，其中1967年、19688年出现倒退，分别比上年下降9.9%和4.7%，1974年和1976年比上年分别只增长1.9%和1.4%。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1%，国民收入（净产值）年平均增长4.9%。

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的指数比，可以看出，这种发展速度是十分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6.8%，分别低于签证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按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计算，可以说文革十年使我国国民收入损失了应增长的2793亿元。 p741

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额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严重失调也使消耗、消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降低。以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46.6元下降到29元，减少37.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由21.9元下降到12.6元，减少42.5%；每百元固定自产资产原值实现的总产值由110元下降到96元，减少12.7%。相反，每百元总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却由23.5元增加到36.9元，在项目行，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以铁路为例，新建铁路每公里造价，“一五”时期为61万元，“二五”时期为68万元，“三五”、“四五”时期竟增加到200万元以上，平均每百兣建成投产工期，50年代为13至17个月，70年代则增加到几十个月，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藏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pp741-2

武力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该书在列举了文革的一些缓慢发展成就后，又特别指出：

“所有这些陈旧，当然不是’文革‘本身的成就，而是’文革‘时期排除’文革‘干扰而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大寨，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p746，同书)

备注：

一、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官方的统计，本身很可能就有水份，一是绝对数字上的水份，而是质量：当时生产质量很低，说是5%，实际上不足5%。邓小平改革年代后就说，要搞增长，6%也可以，但要扎扎实实的、真实的6%。不够，官方自己记载的历史应该是一贯的。这不是说文革的数字被刻意贬低了，而是说所有的数字都是充满了向上浮动的水分的；
二、有了建国后这么高速度的发展，到了文革后，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就和索马里差不多，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讽刺。如果计划经济体制这么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还需要改革开放么？
三、文革的经济成就都是周恩来·邓小平这个务实派体系所带来的，是对毛及其四人帮发动政治运动破坏的一种纠正。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恩来得以利用时机，帮助平反一些务实派干部，领导经济（这些也就是1975年邓整顿时的班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1975年邓小平开始着手搞整顿，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为恢复国民生产秩序做了重要贡献，但迅即为毛泽东怀疑，认为他要反对文化大革命。邓随之在新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到。1976年，国民经济重新进入危机。

文革的目标是要打倒刘邓周这个体系的务实派官僚，是要抓革命。而文革的主要经济成就都是由这个体系的人所完成的。这并不是文革的成就，更不是毛泽东的成就，而是务实派的成就。在毛临死前，又再一起将邓小平打倒，给整顿划上句号，中国重新陷入危机。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的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文革时鼓吹的模式，包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搞大会战，搞群众运动，同时又鼓吹平均主义，反对按劳分配等物质刺激，造成的是管理混乱，效益低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以在文革后逐渐被废除。

四、一些年轻的“左派”不了解经济史，说经济成就是毛和文革本身所做的贡献，这是错误的。回到周恩来问题，周恩来等人所成就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一方面排除了文革的干扰，另一方面也使后人对文革的评价发生了混乱，有的人以为这种排除干扰的行为本身就是文革的成就，因此对文革作出积极的评价。这是荒诞的。

文革时的情况也可以适用到整个建国后的毛时代。毛及其政治运动就是对经济生活的最大干扰。所以要区分毛时代和毛，不要把成就都算到毛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靖国神社使用的是属于一揽子把所有历史上日本军事事业的死者都装进去的方针路线，是典型的“不加选择”(indiscriminate)，。我们说，他们所依赖的内在哲学，恰恰就是要有意识地一个不漏的把所有人包括进来（见后面附带的来自神社网站的一个说明：牌位中甚至包括妇女、学生、儿童等等）。这种哲学的基础，一是传统的神道观、对先人的观念、对死者平等的传统，二是国家本位的伦理，认为这些死者都是为了国家的事业而牺牲的，从这个伦理出发点上看，他们有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而刻意疏忽掉某的人，从这个伦理出发点看，又是一种对亡者的不尊重。显然，全盘不漏的把所有人都包括进去，是在暗示一种哲学，需要我们去了解。

一般来说，引起不安的是神社中供奉的战争中的领导者或犯过重大罪行的人，即“战犯”级别的人——根据一个不漏的政策，他们被请入神社。这一群人是最使人不安的群体，主要就是十几位甲级战犯。对于很多普通的士兵，只是被国家征入伍，作为战争的机器，除非参与具体的屠杀或暴行（若是这般，他们就会成为战犯），不可能去全面的承担伦理责任。这些人都是国家事业的纯粹的牺牲者，并没有选择。

所以外界不少人认为（包括日本一些媒体、商界、外国媒体和评论家等），为了避免不愉快、冲突、愤怒，需要移除这些人的牌位。国外很多媒体反复呼吁日本这么做。又由于日本宪法规定政府不能干预属于私人宗教性质的靖国神社，这一选择又变得不可能。既然唯一能够参拜的悼念战争魂灵的地方是靖国神社，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尴尬。另外很多人的建议是，由政府自己开支建立一个和美国的Arlington National Cemetry相当的东西，以纪念军人，或者法国的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s，这就可以进行没有那么多争议的纪念活动。应该说，日本人有权纪念自己的战争亡者，但鉴于痛苦的历史经历，要对昔日受害国的感受有充分的敏感与关照。

为什么说要重视研究日本人对先人的态度呢？就是要了解对方参拜的动机，然后选择我们的反应。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般有两大类的依据。

第一类批评是针对参拜行为本身固有的(intrinsic)伦理价值，批评者认为，这种参拜完全是为军国主义招魂，是侵略外国的贼心不死，旨在将来发动新的对外扩张，制造新的暴力。这种判断基本属于一种对对方行为的主观的感知(perception)、诠释(interpretation)和判断。而了解日本对先人态度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我们调整这一判断，使只不要太主观。日本首相说，参拜是为了纪念死者，祈祷和平，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致于使人不能相信。我个人基本上对这种日方的诠释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类批评侧重于参拜行为的客观效果(consequence)，认为这种参拜会伤害受害国的感情。请注意，这一种反对是很有力的，它把重心放在了受害者身上。无论参拜者的用意是如何，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势必造成受害国的不快。为了避免冲突，照顾各方情绪，首相就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说法是不以参拜者的动机所影响的，也不为“参拜本身是日本国内内政”、“符合日本的国情与传统”这些说法所影响。之前对日本对先人态度的了解，并不妨碍我们提出第二点批评。

实际上，在和日本交涉时，采用第二类批评是更有利的，无论在（中国）国外还是在日本，都很有说服力。2004年，日本商界一些代表建议小泉，叫他不要去参拜，因为会遭到中国人不满，进而打击两国商业关系，反不利于日本。这种建议的依据，实际上也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二类批评。它不是针对参拜者本身的动机、伦理而做出的，而是看重其客观结果、效果。

当然，如果日方不给予受害国充分的感情照顾，以国情和传统为理由而我行我素（哪怕他们参拜的动机确实并没有严重的问题），给外人造成伤害，那么也不可避免的会牵涉到伦理问题。

一般来说，国外对靖国神社的报道更加客观和全面。一方面，大多人（媒体和专家）都认为靖国神社里面确实有很多荒谬、使人不安和根本错误的东西，代表着一种对历史修正主义式的诠释；另一方面，则对普通参拜者们及其行为做更全面、客观的解读、不是把他们都视为极端右翼。比如前些年BBC电视台亚洲系列里制作的一个节目，介绍了靖国神社。节目指出，来参拜的人有形形色色的，往往能代表政治光谱上从左到右的各种人。有的人坚决反战，来祈祷和平，而有的人则是不加掩饰的极端右翼。节目主持人现场采访了两个日本政治家，一个是左派，一一个是右派。两人都说是来悼念亡灵，祈祷和平的。右派政治家说，为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左派政治家马上愤怒的回应说，日本绝对不能再参加战争，更不能发展核武。如果日本发展核武，他将立即放弃日本国籍。两个人当场争得不可开交。这类报道，就显示了不同参拜者们的不同心态，加深了人们对靖国神社的认识。

当前，日本首相和政客参拜神社，其实越发地是在忽略参拜的本身意义，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他们可能一不是单纯为了悼念和平而来，二也不是来给什么军国主义招魂，要使日本走向战争和扩张的，而是一种政治表演，要对中国表示一种抗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强硬姿态反而使小泉和一干政客更想去参拜。他们的这个参拜，反映了新领导人对中国的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等于是在向中国表示“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势必对此给予更强烈的反应，而日本又反过来对中国走出反应。一位美国的日本专家分析道，中国越不叫小泉去参拜，小泉越要去参拜，表示不能听命于中国。在选举民主的制度下，政治家要照顾选民情绪，通过表达强硬姿态，获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进而给自己挣取政治资本。这样去处理国际问题，自然不可能把眼光放得很远，考虑两国长远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边的敌意螺旋上升，民族主义对抗不断升级，隐患越来越大。

对于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情绪、愤怒和道德判断上，而要比较理性的分析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从中国和日本双方的角度来对之进行考虑。

最近和日本朋友来往，时而会谈到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前天在饭局，和一个中国学者一起，还有我们的日本朋友。这位中国学者知识面相当的宽，兴趣很广，而且为人谦虚，态度温和，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他爱侃侃而谈，而从他谈话的内容和质量来看，确实是个爱读书，有想法，关怀很广的人。他的视野也是开阔的，并不是封闭的；讲道理，理性，宽容，我觉得算是难得的。日本朋友则是个研究生，会说中文，而且说得相当好，在中国呆过两年。大家都是期望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我们都会说，中日两国历史渊源悠久，是一衣带水啊！每当遇到有中国和日本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我总担心双方中有人会有难以克制的情绪，而把一场本来可以进行的对话弄糟。而只有双方都是抱有友好、温和、宽容、克制的态度的，那么积极的对话才可能实现。

中国学者热情的向日本介绍一些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日本人，如日本的京剧武丑演员石山雄太、以拉《梁祝》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等等等等，希望唤起日本朋友的趣味，制造一种友好的氛围。中国学者道：“中日两国文明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交流。中国文明很大的影响了日本文明，我们两国的文化非常的相似。中日应该友好啊！”学者这么说的当然用意是，通过提出两国文化的相似贯通之处，借以唤起一种民族间的亲近感，制造欢快的空气。

而日本人则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是许多中国人大概不会想到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认同那些共通之处，而是注重了解两国之间的差异。”这个观点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这位日本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是对中国的国度、文化都颇感兴趣的友好人士，他的观点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当即认识到的有几点：

一是日本人认为中国以文化宗主国自称，带着文化“老大哥”的那种架势和日本交流。中国人恐怕很难避免对日本人说，你们的文化受我们影响很大啊！我们有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认为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而日本人会多少解读为中国人将自己文化的优越感不自觉的流露，对日本文化做出一种多少是武断的、强加性的判定，也许并不符合日本人自己的体会和判断。毕竟，两国的差异是很大的，尤其在价值观层面。中国人看待日本，很难避免过去那种文化输出国的角度，愿意在日本的文化中去发现和中国有关的东西，并且为这种发现感到兴奋：“你们和我们的一样啊！” 相比之下，对各种各样的差异，对日本自有的传统，就不知不觉忽略了。这样的态度带有猎奇性，也有明显的偏向性，并不是客观和完整的。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认为中国若要尊重日本，需要一种更客观、全方位，摆脱文化定势思维的学习和理解吧。

二是日本人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而忽略这种差异，甚至会给两国带来隔阂与误解。如果我们觉得对方和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很容易采用我们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角度，顺理成章地套到对方身上，而忽略对方是如何与我们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会如何的影响对方的判断与观点。作为两个平等相待，希望互相争取信任、理解、相互尊重的国家，必要的敏感显然是必须的。

由于没有充分认识两国的差异，进而造成了许多沟通上的误会，我想例子会是很多的，日本人大概有颇深的体会，所以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能随手想出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两国人对死者的态度。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在死后，要被人盖棺论定。毛泽东、邓小平要说自己可以“几几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这些都是盖棺论定。对一个人的一生做出伦理判断，下一个结论，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笔帐要写入历史，如果是犯了大罪的人，后人还得永世唾骂之。而日本尊从自然主义之神道，它是一种万物有灵原始宗教。日本人相信世间万物皆有灵、神，更相信所有人死后都可成神（就是他们说的”kami”），对神，日本人有一种自然之崇拜；其次，佛教传入后。则被本土化。许多日本人相信，人死后，不论生平所为，是皆可成佛的（与佛家正统哲学当然很不同），因此对死者都颇有肃然起敬的味道。日本人既尊敬死者，往往认为人在死后，凡事便一了百了，过往之罪责，也就不再追究：死已是人之一生的彻底终结，再对他进行批判，会是一种很大的不尊重。另外，日本人还非常注重脉流、传统、对先人有自然的崇敬，一般是不愿意对之批判或否定的。种种原因，使日本社会同中国社会大相径庭：日本并不像中国这样流行盖棺定论的说法：给予死者作出一个伦理上的总结。在日本历史上，对许多行为恶劣的人（如篡政、弑君者），往往都和普通人一般地加以恭奉，而对死者身后进行鞭尸，或者像中国这样对待秦桧，可谓闻所未闻。

这样的差异，自然影响会影响到像靖国神社这样的组织对先人的崇拜。并不是说靖国神社源于日本特殊的文化，就一定是合理的，里面的做法就没有了政治的成分。所要突出的，只是日本人的做法确实和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习惯有相当的关系。而认识到这种文化，对了解他们的行为，并给予诠释，是很有帮助的。

东京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高原明生教授指出，中日矛盾里的一个根源性问题，就是源自文化。两国文化相异，两个文化里的人对同样一种行为的解读便会产生差别，而且时常是误读。日本人可以用文化传统，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靖国神社里放置甲级战犯牌位：既然已死，那也就没有什么战犯可言。如果你服刑出狱，那么你还是犯人么？你不再是犯人了。同样的，你被判处死刑，服刑完毕，人也死了，那么你还是战犯么？这样的人死后应该如何对待？以日本的习惯，似乎应该平等对待，将之视为一般的神(kami)。从日本自身的文化来看，并非完全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当然这么做会引来其他国家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对同样行为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在日本人看来的合理成分，他们不可能认为是合理的。

当小泉参拜神社时，会指出，参拜是为了悼念战争中的死者，希望战争的悲剧永不再发生。我个人觉得，从日本角度出发，也并不是不合理，必须要通过中国的版本来解读的。中国人会顺理成章的认为这是给已经盖棺论定的罪人歌功颂德，贼心不死，为军国主义招魂。这种解释就很可能确实带有某种片面性了。并不是说日本方面的做法就是正确的——日本许多国民也认为首相不该参拜神社，因为会给邻国带来相当不满，危及国际关系；片面性在于，文化传统与特性的这一个维度(dimension)，往往容易被忽略。

靖国神社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较敏感的，而且几乎完全政治化了的。在其他领域，各种各样的误解应该还是很多的，包括两国人对性文化理解的不同。日本是性观念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且传统上，即认为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区别开来的（一种连西方人也多少感到吃惊的观念），同时对某的特定的性偏好有悠久的传统。而中国人则在性观念上相当保守，惯以猎奇的方式去了解日本的性文化，然后通过中国的观点，对之加以时而是非常激烈的道德判断。

中日两国在许多表象的方面，是很接近的，最明显的即文字。而两国在许多更深层次的东西，如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则有显著的不同。在今天，片面强调两国的相似性，已经不再是足够的了。还要认真了解两国的差异。也只有认同这种差异，才能真正的达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消除隔阂与误会。中国作为昔日的文化输出国，自然而然的容易按照自己的标准去理解日本文化，寻找对方与自己的相似性。我们似有更多的责任，抛弃这样的心态，在平等的基础上，谨慎与理性的学习并了解对方的文化。

我对中国学者说，在中日交流上，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敏感。双方都有责任照顾对方的文化，照顾对方的观念，照顾对方的情绪，也只有这样，两国才可能真正的长久的和平共处。

我们举杯，一起对中日未来的友好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