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关怀要超脱单纯的利益想法
入世关怀要超脱单纯的利益想法
（按：有的人的观点认为，积极关注，乃至具体投身到公共事务之中去，乃是因为公共事务也并非事不关己就可以高高挂起，他人的利益也和自身的利益或多或少的相关联，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可能和自己的私人利益完全脱离开来。对社会要关注，对国家大死后要关注，恰恰是因为身为这个共同体内的成员，对这个共同体及其内部的成员的一举一动，所牵涉到的某种必然的利益关系。）
我的观点是，如果上升到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高度说，我比较反对的是以单纯的利益来作为说服公民参与共同体事务的依据(interest-based)。这个基础是薄弱的，有问题的，因为一但利益不再存在，那么这种关照也就没有了基础。尤其的，利益可以为各种人所加以定义，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包括政治目的。“请注意，这么做，是为了你的利益！你太短视，看不到你的利益！如果你看到你的利益的话，应当如何如何去做！”对这种方式，我素来非常警惕。
从利益出发，和功利主义或其他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的缺陷是一样的：即不能为关照提供坚实的基础。人们要陷入到对利益的界定、定义中。什么是私人利益，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期利益？如何调和各种利益的冲突？信息不完全(imperfect information)，理性的局限(bounded rationality)……
没有人能走出这个泥潭。
我欣赏并主张的是那种因为从伦理意义上对他人的给予尊重和关照所引发出来的参与。这种关注是一种德(virtue)，有的人则会说是一种必须的伦理义务(duty)。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言，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
我能够关心他人的命运乃在于他人是人。我能感受到他/她遇到的困难，他/她所遭受的不公(unfair)或不幸(unfortunate)，或者旁的其他的。我对此能给予同情与关照，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当然，他特殊的身份和认同则可能影响我对他的感受的强烈程度，因为存在某种不可避免的偏私(partiality)——比如我对同属于一个亲族或文化社群或民族社群的人的某种偏私。我关心共同体的命运乃在于这是我们的共同体，我是它的成员，而它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人。它的种种影响都能唤起我的那种关照和责任感。但我的选择，并非出自我本身的利益判断和博弈。
（注，以上的“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指一个拥有我个人理想的那个假想主体）
我所不喜欢的是仅仅用利益的语言来论证这种关照。这和使用功利主义来论证权利一样，有根本的局限。更深一步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关注他人的利益？依据何在？有人说，因为他人的利益可以和你相关。但你可以反问，在不涉及我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关心他人的利益？当我关心在苏丹受到种族迫害的黑人民族，或者北韩忍受饥荒的贫民，或者看到历史书上所写的遭遇某件悲惨事件的人，感到一丝同情，想到的并非是我的利益。
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现实问题而言，利益是比较现实的出发点。大多人所能联想到的仅仅是或首先是利益。对所有的共同体的成员说，你应当关心公共体内的事务，是因为这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你的利益。这是一种动员方式。但这样的动员方式并不足够，而且这种方式很容易为人所用，尤其是当对利益的解释落入到某的具备支配他人的权力和资源的权威手中时。
我比较希望人能超越纯粹的利益，来关注、关照公共事务，并采用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当然，这纯粹是一种伦理上的立场和理想。很有可能的是，实际生活中，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唤醒对他人利益、权利乃至公共权益的认识和尊重。这就是一个实证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非伦理理想的问题了。
这对知识分子有效，对一般的公民也有效。我提到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谈话针对的对象恰好属于这一群体。无论如何，强调知识分子有这种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种传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