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
按：有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学者（如Sandra Harding)对“男性”主宰的科学提出质疑，批判男性利用科学制造性别歧视；批判女性在科学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低下，批判“男性”认知论的“霸权”：如“男性”所倾向于使用的笛卡尔二分法、抽象/具像、理性/感性、专家/业余人士等二元对立。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无非是在说，科学是“男性”的，为男性“所有”，为男性“所用”。女性要解构男性科学，打破男性的垄断，进行一场科学的多元化重构。(著作如Sandra G.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我的看法是：
对什么样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群体)拥有对知识的合法权威，是近代以降经久不息的老话题。不同的人群采用不同的标准，来确立什么样的人或群体拥有对知识的合法权威。这种假设所基于的逻辑是，一个群体的人所拥有的身份自然而然的影响他/她的认知和方法，而他/她本人不可能跳跃这个局限。对方法的批判就简便为对人、对主体的批判。
有的人以文明为标准。比如说，西方文明的制度或实践，我们不采用，因为它们是西方的。用了西方的东西就对中华文明怎么怎么的了。有的人以更狭隘的民族为标准，比如美国、日本的制度和实践，我们不要，因为那不是我们中国的，是外国的。有的人则以种族为标准，比如说德国的纳粹在三十年代清算所谓的犹太人科学，把犹太人在学术机构里清理掉，消灭或最小化犹太人科学成果的合法性和影响，然后大搞所谓的雅利安/纳粹科学；有的人，譬如一些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则以阶级为标准，认识/知识还有阶级区分：有资产阶级的，也有无产阶级的，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高校专家还要培养无产阶级专家，要红与专，尤其要红，不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线专政。
用后现代理论武装过的这种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只不过是重新批上了让眩目并时髦的理论外衣：原来我们所熟悉的文明、民族和国家、种族、阶级等等认同，只不过突然被换成了性别，然后用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批判理论武装起来，试图要大打一场解构“男性”科学的战争。其实，我看无非是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死掉的欧洲白男人”这个事实所发泄一点毫无作用的怨恨罢了。她们的总总举动，对改善我们的认知论和方法论，增进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比方说地球引力和苹果落地，或者光的速度，或者哪个化学反应，或者1+1=2，恐怕都没有任何的作用。这种所谓的批判也充其量只能生存在象牙塔中的几个文科系和普通人根本没听说过的学术期刊中，发出一点微弱以及不和谐的杂音，制造一点茶杯里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