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析孙大午鞋套事件中孙大午的心理动力
可参考背景文章孙大午被一只小套套弄发飙了，以及本人第一篇评论文章《我评价孙大午鞋套事件》。
从心理上看，我觉得孙大午表现得就是非常的自卑：对自己身份的自卑。这种对自己身份和背景的敏感，以及要求他人对自己身份和背景认同的偏执，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不健康的地步。以这种心态来看待自己的背景，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简单的说，就是越觉得自己不行，还越怕别人看不起。
这种非常自卑的人对别人对自己的流露出来的任何的不尊重，和哪怕最小的一点“伤害”，都非常的敏感。他们已经有了一种受害者综合症(victim syndrome), 感觉无时不在受伤害。
而且，他们除了对他人的“歧视”非常敏感外，还会无意识的去积极的搜集他人对自己歧视的所谓证据，以试图验证这一点，以满足自己的受害者心理。有时他人可能确实对你不够尊重，但是你可以把一点不尊重无限上纲，把矛盾尖锐化，夸大化。
在生活中，这样的人是很难相处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得罪了他。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心理素质很有问题，而且不能对他人的过失给予容忍，反而随时准备出击，诅咒对方，甚至要求对方“灭亡”，搞完全不成比例的回击，滥用自己最小的一点道德制高点。
孙大午显然因为自己的出身背景，怕别人看不起。但是他跳出来大喊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歧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的歧视，代表着强烈的社会不公，恐怕充其量是对自己的本来就有点夸张的愤怒所做的合理化的努力罢了。
我们学过心理动力学的人知道，孙的根本出发点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个人(as an individual)受了歧视。而他对这种歧视感觉到非常愤怒，并给予不成比例的回击。如何论证或合理化(rationalise)这种愤怒呢？就是把事情的严重性上纲上线，提到一个阶级、文化、社会的根本高度，打着这个旗帜。用心理动力学的话说，他所做的是一种移情(displacemnt)，把自己的愤恨对象从个人转置到更高的高度。我们引用孙大午的一句话：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民族面临什么样的文化拯救的问题。”
当他提出“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就是意识到别人会认为这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因此主动采取的一种防御；当他指出这是我们“民族”面临的“文化拯救”时，就是在把问题无限上纲，来论证他的愤怒为何是正当的。当他吐出这些字眼的时候，他恐怕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了，成了正义和真理的代言人。对李汶香的鞭笞只能更不留情面，而且这种不留情面是正当的，为了“拯救民族文化”所要做出的“必要措施”
这种有意识无意识的移情只能加大他的愤怒。也正是这种移情帮助他完成了他对自己愤怒宣泄方式的合理化，但这一切最终指向的，恐怕仍然只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心理罢了。
这种动力（或者说逻辑）可以简单地说，就是打着光辉的旗号来实现一些很个人的需要、很私人的心理满足罢了。他和那些鼓吹代表选民利益而钻到议会政治里面的政客，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打着造反、革命的旗号以达到个人目的人，大概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最后，孙大午用这种对立性的、激化矛盾式的、好战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没有出路的。这也使别人不愿意和他进行社会化活动：他是一个不那么好相处的人。有人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看他能不能对上层或体制(establishment)做某种妥协。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但也有一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