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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优越感和受教育程度、智商之关系

阿多诺等人所著《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有一章汇报了对民族中心主义和智商、受教育程度的关系的调查。其结果是：智商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民族优越主义、中心主义情绪越少。

民族优越感和受教育程度之关系

在阿多诺的系列问卷调查中，有一部分的题目专门用以调查民族中心主义的程度，称呼为Ethnocentrism Scale, 即E-Scale。回答设计好的问题得分越高者，民族中心主义越严重。何谓民族中心主义呢？简单言之，就是民族优越感：将本民族及本民族的文化视为中心，视为优越于他人；凡事皆以本民族的立场和偏见、价值、观念来对他人、其他社会进行论断。其他社会的价值和习惯被认为是劣于本民族和文化的；对不同于本民族、文化的事物不易接受。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种族主义往往都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关。

调查结果：

“Mean Wechsler-Bellevue IQ Score for Each Quartile of the Ethnocentrism Scale (Psychiatric Clinic, Men and Women)

(Adorno, T.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以上显示民族中心主义程度和智商的关系。E-Scale得分越高者民族中心主义越严重。可以看到，上表中，E-Scale最低的25%人士，平均智商达125.3；得E-Scale最高的25%人士，平均智商只有107.3。结果是：智商和民族中心主义程度成反比。

Mean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for Each Quartile of he Ethnocentrism Scale (Psychiatric Clinic, Men and Women)

(Adorno, T.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以上显示民族中心主义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可以看到，取得最低25%的E-Scale得分的人，平均受教育为13.8年；取得最高25%的E-Scale得分的人，受教育时间为11.2年。换言之，受教育越长，民族优越感、中心主义越低。

智商本身自然和受教育程度相联系。智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因此民族中心主义会变低。

为何如此呢？不需要进行精神动力学之分析，便不难想到答案。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往往和无知和信息闭塞相联系；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暗示狭隘、偏执、局限性、狭小的格局和有限的视野，困于本文化、本民族而无能力走出本群体。另外，更是缺乏内省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的表现。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了不同：原有的无知、狭隘、偏执、顽固被一定程度的克服；人的视界变宽，视野变广，格局变大。对不同的社会能有更客观理性的认识。对自己的社会有更强的自我批判能力。简单地说，人见的世面、阅历丰富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减少。我们注意到，人文批判精神的培养在这里尤其重要，因此文科教育的份量会更重。受过教育的人，更能理性、客观、实事求是、客观，摆脱顽愚和偏见，甚至成为自由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以上关系并不绝对，只是暗示一个趋势。根据对西方社会的调查，民族优越主义往往和教育程度成反比。至少阿多诺等人发现的这个关系，没有被推翻。

但是，阿多诺等人在《The Authoritaria Personality》中认为，决定一个人的民族优越主义是其人格，即威权人格，而不是受教育程度。实际上，如我们前面所见，从教育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十分简单。但是阿多诺等人则要通过精神动力学、精神分析来解释民族优越主义。以教育程度来解释，把原因归于环境，似乎太轻易了：他们要用精神动力学来分析人的人格。因此，民族优越主义，在阿多诺他们看来，是非常复杂的心理防卫机制(defensive mechanism)的结果：对本人自我软弱的否定(denial)和压抑(repression)；将恶劣品性投射(project)到弱势群体上；将对自己恐惧的权威的不满发泄到这群被妖魔化的弱势群体身上(externalisation, displacement)，等等，诸如此类。教育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微乎其微。

这一命题遭到很多人反对：实际上构成对威权人格说本身的质疑和否定。

Hyman和Sheatlsey在50年代初进行了一个调查，直接采用了《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直接衡量威权人格的法西斯倾向(F-Scale)问题，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做了调查，结果发现：

可见，教育程度越低者，越具有所谓威权人格的特征。同理，这群人也会哟更加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因为民族中心主义正是威权人格的一个表现，它同法西斯倾向性（F-Scale）成正比。上表显示出，只一个受教育因素就能解释不同人群中不同的价值倾向，说明教育程度（和其他关联之社会环境）很可能就是解释威权人格的直接办法，为什么还要像阿多诺一样，走精神分析的路子呢？是不是多此一举？

这一解释更被Lipset采用：他研究的结果，是发现了所谓的“工人阶级威权主义”：这种偏见、偏执的人格（民族中心主义就是一个表现），往往见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阶级。这和他们的整体群体文化有关。只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摆脱此种影响。Lipset的工人阶级威权人格，我将在下回介绍。

这些研究的一个结果是，原来被马克思主义称为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群体，却往往具有这类危险品性：他们偏执、无知、带有攻击性和侵略性，缺乏自省力和批判力，有封闭的信仰系统，不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乐意于在威权的等级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上听话地服从，对下严厉地发号施令，等等。他们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容易受狂热的极端主义的领导，是民主制度的潜在敌人。这些，听起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批判为资产阶级企图妖魔化工人阶级的极其反动思想。然而，至少在西方社会，这却几乎是一个事实。

无论阿多诺之假说是否正确，过去的调查都显示，民族优越感和教育程度确实有反比关系。而这个反比关系，是不难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