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乃是两种对主导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之截然不同的立场和哲学。两派之争,在西方文明里历史悠久,在其他文明,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争辩。现在,我们主要探讨在外交实务(而非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学术界)上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
何谓现实主义?朴素的现实主义其实十分简单,其核心思想是,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的玩家;国际政治大环境是无政府状态的(没有最高的、有效的权威);国家都在努力保障自己的生存。从马基维亚利以来,生存哲学就不知不觉中的转变为扩张哲学:国家要保障自己的生存,就要不断地寻求满足、扩大自己的利益。国际政治之均衡(无战争状态),则是通过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达到的,譬如冷战时期之美苏对抗,就是一种权力制衡。达到和平的手段,只能是这种制衡。和平永远是有限的,因为国家之冲突难以避免。
国家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时,不需要遵守道德原则。这一哲学又可说是从马基维亚利开始比较明确和系统地提出来:道德是社群和国家的产物。大家有了安定稳定的国家,安居乐业,才能在里面进行道德事业。如果国家完蛋了,让人征服了,老百姓命都没了,什么道得伦理全是空话。因此国家是道德的前提。政治的事业就是对内和对外保障国家的生存,因而它不能屈从于道德。
为了最大化国家的利益,干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也没有关系。国家之间都在竞争,都在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代国际关系学奠基人之一,英国学者卡尔认为,不同国家间利益之和谐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者最忌讳的,便是以伦理、理想来主导自己的外交政策,处理自己的国际关系。这种做法,被他称为乌托邦主义。回到马基维亚利,他认为人容易看到事情的表相,不易看到实质。聪明的人必须看到事情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经验)现实主义。从卡尔开始的现、当代现实主义者,皆认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的办法研究、主导国际政治,乃是客观的、理性、实事求是的、实证和经验主义的办法,“还世界之本来面目”。
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想主义是天真的、危险的。
何为理想主义?也很简单。外交实务中的理想主义者均抱有理想,有时候是十分天真但是善意的理想。他们信奉理性、进步,有道德信念,凡事都遵循道德原则。理想主义者也相信这些道德伦理是可以影响国家的行为的。换言之,一个国家可以出于纯粹的好意和道德抱负而采取某种对外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沟通、交流、理性,不同国家可以一道可以建立国际秩序、建立理性的国际社会,达到永久的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认为社会、经济问题都是要考虑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国防/军事问题;理想主义也倾向于认为国家的行为是有国际情势决定的,并非总是出于自生利益。临了,理想主义者会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国家以外的其他的玩家:如各种社群、民族和子民族、经济实体、国际机构、民间组织,等等。理想主义反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说法。
理想主义者往往会以道德原则来影响或主宰他们的外交政策、外交行为。他们甚至不惜用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其道德事业,这里,国家力量成了手段,而道德是最终目的。
针对外交,美国民众向来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抱有所谓的“救世主”情结,认为美国乃是拯救世界之力量: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之国家,是一个理想的国度,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结晶。它应当凭借自己的物质能量,去将自己的价值和信仰(如自由、民主、人权),推广和普及到整个人类社会。这就是一种美国式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美国的这种态度,在不少美国人自己看来,乃是真诚和善意的,但在外国人(包括许多西欧人)看来,则是傲慢的、自高自大的,天真可笑的,幼稚的,虚夸的和不切实际的。美国人的这种理想主义,正是在911后在外交领域获得巨大影响的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人的这种理想主义,也正是世界各国和美国产生矛盾的根源之一。
上世纪美国总统和政治要人之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卡特(Jimmy Carter),里根(Ronald Reagan)等都被认为是理想主义之典型:他们极重视美国之传统价值与信仰,如民主、自由、人权等,并以这种信仰来主导他们的外交政策,使之批上浓厚的道德色彩。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尼克松(Richard Nixon),基辛格等(Henry Kissinger),则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之楷模:他们孜孜不倦地以外交政策为手段,扩大美国的利益和力量。
■ 理想主义者之左、右翼
理想主义有其左翼,也有其右翼。过去的里根、现在的小布什和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被称为右翼或保守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热衷于构建一个黑白世界,将国际政治视为正和邪之间的斗争,把外交事业视为道德圣战。里根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布什称伊拉克、北韩、伊朗等国家为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并将基督教、上帝,视为自己获得启示、灵感、振奋的泉源。此类大量涉及价值判断和宗教的话语,正是其道德理想主义之表现。卡特、克林顿等,则可被视为左翼理想主义者。他们也视国际政治为道德圣战,然而所关心的道德内容,却是十分的不同。譬如,卡特认为美国与苏联的纠缠太多,成为议程之首,而许多其他的价值和追求都被忽略或放弃。卡特认为美国对人权的重视,不能光是做口头工作。譬如他便反对美国支持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拉美军事独裁政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支持这些国家是应该的,因为这正是抵制苏联的力量,是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影响之必须,其中涉及一点道德伦理问题,都是不重要的(折衷一点的现实主义者则会认为共产主义是更大的道德威胁,比军事独裁还要严重)。在1977年的任职演说上,卡特宣布美国对人权事业的支持、努力,必须是绝对(absolute)的,而非相对的。克林顿则屡次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来推进人权事业,其在波斯尼亚、科索沃、索马里所采取的行动,皆属于人道主义干涉,立足于道德考虑之上。此外,左翼理想主义也会注意促进多边主义合作,健全国际制度和机构,发展勾结社会,搞好和各国之合作关系,推进对社会、经济、医药卫生和环境方面议题的解决,哪怕因此牺牲短期国家利益。小布什决定出资援助非洲爱滋病人,便是左翼理想主义之做法(他称之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 杂合
在外交实践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非一对非此即彼的两极关系,而是复杂的柔和在一起。许多的政策,往往都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折衷。在实践中,一套政策之所以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或是理想主义的,更多是出于它在动机和内容上更多的侧重于哪一个主义。
同时,一些实际上是出于现实主义考虑而提出的政策,也可以掺杂进理想主义的成分,使它显得更可爱和更能收买人心。一般的阴谋论、怀疑论者会认为,美国对伊战争乃是出于现实主义:扩大美国之经济利益,然后披上理想主义之外衣(在人道上援助伊拉克人民),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对伊战争一开始的理由,几乎全部是现实主义的(出于国家安全、反恐的考虑),而到后来,能拿得出手的现实主义理由都被推翻,只能转向理想主义的理由。实际上,如我在本文稍后会提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偶尔能对许多政策取得一致意见。譬如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者都赞同对冷战时期苏联的“遏制“政策;理想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消灭“道德沦丧”、“无神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好办法;现实主义,如基辛格等,则会认为此种政策乃是遵循精心计算的权力制衡,能减少政治不稳定和危机,因此属于上策。再例如,两个主义的人都能同意美国的二战后对外经济政策(如马歇尔计划、在自由世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理想主义者认为这些政策能促进美国自己的经济福利并且巩固其霸权地位;理想主义者可认为复兴欧洲是一项振奋人心的积极事业,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所有参与者的福利,等等。对伊拉克的战争,现实主义者可认为这是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手段(拉姆斯菲尔德和赖斯),理想主义者可认为这是消灭独裁暴君萨达姆和推进民主人权事业的手段(新保守主义者和一些民主党人士)。可见,拥有不同主义的人,可以支持同样的政策,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原因。
■ 小布什出道:现实主义及右翼理想主义
现在回到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回顾小布什四年任期,可以发现他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可以说,911事件完全地改变了小布什,使其立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个角度说,也许是911事件使小布什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追求什么的事业。
现在人们可能已经不太记得,小布什参加总统竞选时,是包装成一个现实主义者的,以和克林顿-戈尔传统的左翼理想主义做出鲜明对比。在和戈尔的一系列辩论上,小布什皆在打现实主义牌:他指出,只有在美国利益受到直接伤害或威胁时,才会动用武力。小布什明确指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手段来推进美国之理想(”idealism, without illusions, realism, in the service of American ideals”)。在2000年10月11日的辩论中,当小布什被问及指导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什么,他答到: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做才对美国最有利?如何做才对我们的人民有利?在涉及到外交政策时,这就是我的指导原则:一个政策是不是对我们的国家有利。“
(http://www.pbs.org/newshour/bb/politics/july-dec00/for-policy_10-12.html)
在2000年10月3日的辩论上,被问到什么时候才会选择动用武力,小布什道:
“这要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我们的领土是否被威胁?我们的人民是否被伤害?我们的国防盟友是否被威胁(指北约同盟国)?我们在中东的孟友是否被威胁(指以色列)?任务是否明确?我们是否对胜利做了充分准备?我们的部队是否有良好的士气和装备?以及,是否有一个退出的战略(exit strategy)。”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onpolitics/elections/debatetext100300b.htm
布什声称,不会使用武力去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如去解决其他国家、社会的种族清洗、灭绝之类的问题,布什主张只在有益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时候,才动用武力。克林顿-戈尔一路的左翼理想主义,被小布什拒绝;其时的布什,也尚未表现出他的右翼理想主义倾向。当时的美国,也似乎要回到谨慎的、现实主义、利益为上的外交政策,回到老布什在九十年代初的那套路线。
上台后的布什,拒绝签定关于控制污染气体排放的京都协议,反对成为国际刑事法庭条约成员国,皆是在计较美国一国之利益,甚至以牺牲国际社会利益为代价,遵循十分保守的现实主义做法。
■ 新保守主义
911后布什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因为911宣告着“新保守主义”在外交势力上的抬头。“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一种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有极大不同的主义;实际上可以说它有相当浓厚的左翼色彩,和自由派的不少观点大有雷同之处,这从它早年和托洛兹基主义及美国新左的联系,便可看出。“新保守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道德理想:美国所采取的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及价值原则,是具有最高普适性的,应该作为一个理想,被推及到全人类社会。传统的保守主义是怀疑主义,对人类之理性和进步并不信任,也否认普适之价值标准的存在:所有的制度和实践,都应该和具体的社会传统相联系,绝对的、有普适真理的制度并不存在。“新保守主义”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将理性和进步视为最高,将自由和民主制度视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最佳制度。
二、十分注重道德话语的,讲求道德话语的清晰和明确,讲求外交政策对道德目标的追求。在这里,可以看出,新保的理想主义色彩极其鲜明。
三、马基唯亚利式的不择手段:在达成最终目标——推广民主——的过程时,“新保守主义者”不惜采取违背外交传统和国际法传统的手段,可谓具备马基维亚利之现实主义精神。我以为,“新保守主义”,乃是以现实主义为理想主义服务的典范。和马基唯亚利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者不同,他们的目标并非简单的单一国家的利益,而是一个道德理想,但是为了达到这个道德理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在“新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单边主义、先发攻击,都是正当的。新保主义更认为美国应该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使之普及全球。对一些所谓的独裁、流氓国家,则主张采用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的办法:由美国武力介入,强行将其政体转换为民主制。新保也反对采用绥靖政策,主张对抗,以达到自己道德上的清晰——这和卡特的左翼人权主义对拉美军事独裁者的态度,何其相似。因而,对中国问题,新保自然主张采取对抗或遏制政策。
所以说,这套理想主义自由派的哲学,与其说更接近传统保守主义,不妨说更接近布尔什唯主义: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不择手段,将一套被认为是理想的政治制度强加到一个社会之上。传统保守主义者Claes G. Ryn, 则称“新保守主义”为“新雅各宾主义”,以说明它实际上不属于保守主义。
新保的重新上台,乃是因为这套主义和老布什就颇有渊源,再加之它对中东有一套既成的政策分析,因此在911后,应时势而出,成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哲学。
以上这套以理想主义为主的外交哲学,便是布什在911后的新发现。布什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哲学,恐怕是未知数。譬如说,布什政权可能被“新保”利用,被“新保”主导了自己的议程;也可能是布什政权的现实主义考虑,恰好跟“新保”的哲学巧妙结合。
■ 对伊拉克的战争
另一路的布什班子——拉姆斯菲尔德、赖斯、切尼,则皆是传统之现实主义者,(除了切尼对“新保”存有好感、同情以外)。他们皆属于布什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阵营。如果说对“新保主义者”而言,攻打伊拉克乃是利用反恐为幌子,进行武力推进民主的计划,那么对这些现实主义者而言,攻打伊拉克则是为了美国之国家安全。在2003年时,对伊的情报咨询确实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或者研究大规模杀伤武器之计划;实际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法国、俄国和中国,在当时都相信伊拉克拥有这些武器,这在是一个被普遍相信的事实。以当时的条件看,美英政府不是在刻意欺骗,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产生错误的决策。当然,注重经济利益和擅长阴谋论的人则会补充一点:为了为美国争取石油利益,因此安全利益是不重要的。此石油说纯粹是阴谋论:美国不可能单独为了石油利益而开战。
因此,对伊战争同时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合法性依据:
现实主义依据:(支持者: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鲍威尔,五角大楼)
●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伊拉克仍在进一步研究大规模杀伤武器;联合国制裁并无成效;
●伊拉克和Al-Qaeda(基地恐怖组织)有联系
●(阴谋论)经济利益:美国为了获取石油利润
因此为了最大化国家安全利益,美国需要出兵。
理想主义依据:(支持者:布什、新保守主义者(如沃尔夫维兹)、左右翼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评论员、政治家)
●萨达姆是独裁者,发动过对伊朗和对科威特的战争而未受制裁;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屠杀、迫害,种族清洗,搞恐怖政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犯罪(War Crime),
●伊拉克没有民主制度,伊拉克人民不享有自由
(法律依据)
● 萨达姆之反人类、战争犯罪,并未受到清算、制裁;正义并未得到伸张。本次战争,其实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之继续,乃是完成未完成之事业。
● 伊拉克对联合国最后通牒协议采取不彻底合作的态度,损害联合国权威。因为联合国已明确规定如果伊拉克不完全合作,便要采取武力解决问题,而这一条件在当时实际已达成。为了捍卫联合国之权威,使之说话算话,协议不是一纸空文,便必须出兵。
这类法律依据,乃是为了保证国际法律及国际机构之完整,为了使正义得到伸张,因此以这些原因发动战争,可以说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考虑。
因此,为了实现正义,推进民主人权,保护国际制度,必须打倒萨达姆
美国出兵,从最一开始便是同时使用这些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由的,而在一开始,更侧重现实主义,毕竟只凭借一点理想主义,就把自己的数万士兵和数百亿美元送出去,是不现实的。在当时,对伊战争也完全是反恐战争之一部分,逻辑仍然建立在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现实主义之上。然而,随着大规模杀伤武器卫被发现,随着萨达姆和基地组织的联系被否定,美国不得不开始倚重几个理想主义的出兵依据。然而,监狱虐囚事件则给这些理想主义依据以巨大的嘲讽。
■ 总结小布什外交政策之主义
布什在政权在初期是谨慎的现实主义,从其在竞选辩论使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从他对国际刑事法庭和对京都协议的态度看来,更证实了这种现实主义。911时小布什的外交话语发生了转变。布什宣布反恐战争乃是一场正对邪的战争;宣布一系列“流氓”国家,为“邪恶轴心国”,这些使他迅速脱离他的父亲,开始向里根的理想主义靠拢。作为一个虔诚的转信基督徒,布什本人内心深处,恐怕有相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911事件对邪恶的目睹,则可能使他的宗教信念和哲学直接表现(即外化(externalise) 到外交政策之上,而使他的外交政策开始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甚至是救世主性的道德色彩。这种理想主义,又和“新保守主义”这一路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的推广民主的理想主义相结合,因此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中东问题)整体上上带有多维的,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此外,布什本的一套班子以及五角大楼,又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在对伊战争之逻辑和策划上,又带有明显之现实主义影子。
美国历史上许多的外交政策,都同时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子。无论同哪个政策相比较,小布什之对伊战争,都有明显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合璧的情况。两个阵营的人都(一度)接受了对伊战争,出于不同之立场。如果说这场战争有什么突出的特点,那么就是,在战争前期,话语集中在突出现实主义的依据上,而从战争结束后到现在,则开始集中在理想主义的依据上。支持对伊战争的美国民众,也很可能在不同时期,接受了侧重点不同的依据。
然而,“新保主义”并未能影响布什政权对中东/穆斯林社会和以外国家的政策。对中、俄这些国家,美国仍然采取谨慎的理想主义态度。“新保”所主张的对抗和遏制政策,根本未被接受。甚至在对待北韩的问题上,美国也相当冷静地遵从了现实主义原则。临了,布什在对待国际刑事庭和京都协议问题上,仍然不会改变过去之做法。因此,他所奉行的理想主义,是十分有限的:其一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其二,主要是针对恐怖主义和中东社会,不涉及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