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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回复读书版earthmouse的文章．日本佛教史上出现不少宗派之间互相残杀的情况，不合佛教教义、哲学．earthmouse认为这种畸形的本土化是因为日本的民族、民气根性恶劣的缘故，本文简单地做了批驳。

日本佛教出现内部残杀有许多历史原因，这种东西不要简单归结到什么民族性，民气
之类的．属于盲目上纲，简单定论，以表面现象证实既有成见．

日本政治历来的特点就是地方化，非中心化，群雄割剧，从来便不如中国集权；民众和武
士的忠诚也多集中在以地方为基础的较小社会团体上．从来缺乏中国这样完善的集权体
制．直到德川幕府后期，西洋人打开日本国门，武士阶层才形成日本国、民族的概念，
逐渐抛弃地方忠诚，这便是学者所说的日本proto-nationalism。

中央政府的无力导致对佛教势力的遏制不力；在中国唐代，独立的佛教势力已十分昌盛，
有自己的寺领、庄园，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独立性和司法独立性，有的还拥有僧兵。日本
的寺院政治雏形，其实来自中国。

但唐以后的中国中央集权政府，往往能很好的遏制寺院权力影响的膨胀，将之控制在
国家政府之下，而日本政府，从奈良平安时代，到后来的镰仓和室町幕府，都根本无力
自上而而下抑制寺院政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政府权力影响太有限。直到后来的
织田信长以及后继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才使日本佛教走上“正路”。前二者大大削弱
佛教势力，而德川幕府则摒弃佛教，转以朱子儒学为统治意识形态，同时将佛教收编至
中央集权体制内，转而为政府服务。此时的佛教，才是名副其实的统治工具。（当时
的户籍制和佛教相联系）这时佛教派之间的残杀，如果说并非一日就消失，也是慢慢地
消失了。尽管如前所述，德川幕府还根本不具备中国唐以后几大朝代的中央集权能力。
若具有强大中央集体权政府，在政府眼皮底下大搞寺院政治和军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肯定被中央镇压。清代对少林寺僧兵制度的重大限制，就有这种意味。如果寺院没有
这么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也不会被卷入进那么多的既得利益纷争之中。而日本
司院遇到的正是这一问题：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不可收拾。待到战国时代，
寺院力量之强大已让地方和幕府束手无策。

应该说，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被有集权能力的统治集团遏制并利用，而日本没有相同的情
况。如果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日本一样，佛教会如何发展，实在还很难说。

中国是出名的地大，佛教寺院间的冲突更不如日本明显。日本版图很小，政治也高度多元
化：农民，商人及座，地方武士及大名，幕府，等等，复杂交错，随时会产生矛盾。宗寺院在地理位置上也接近，容易产生冲突；面对各种复杂的敌对政治势力，寺院们为了生存，
也变得特别富有军事性。

日本僧人自奈良时代始，就高度介入政治，按照我个人的意见，有一种十分入实的世俗政
治传统，其内涵就是高度的政治参与性。

日本各种佛教宗派保持尤其完整，在一个很小的弹丸之地，林林总总的总派你挨着我，我
挨着你，出点问题宾不奇怪。

佛教宗派势力交战最厉害的年代其实是镰仓幕府以后，尤其在室町／战国年代，主要
原因是几大新宗的崛起。除了为官方拉拢的禅宗外，其时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已具有
非常强的末世宗教性质，在形式上恐怕更接近亚伯拉罕一神宗教，而非提倡容忍的佛教。
尤其是日莲正宗，公开拒绝对其他宗派的容忍，声称其他宗派教说都是邪说，并且提倡
帮助转信，提倡搞同其他宗的理论大辩论，已经具有基督福音教色彩。

这种古怪的新宗出现，另方面，也代表日本下层民众对旧佛教腐败的失望。因此他们转而
寻求新的宗教，这种新的宗教，除了教说相对简单外，还时髦地加上了末世色彩。新宗
的出现，本来也是对日本政治和佛教史现状的一种反应／反动。

几次最大的佛教宗派战争，参加主体都有新宗。如最著名的天文法华之乱，参与方便是
本愿寺（新·净土真宗）、延历寺（老·天台宗）ＶＳ　新·日莲宗，参与僧兵达数万。
新老宗派之间的矛盾，也尤其突出，新派在崛起上升，而老派要作出反动。

你简单的认为日本佛教之所以出现混战，就是日本民气或民族性所致，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不妨做一点更实证的考证或学习，看看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化条件都
是影响一个宗教形成发展的因素。历史绝非偶然。

至于南怀谨，他算一个出名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了。他对于中国以外社会的评论，
你最好小心。至于日本佛教，在教说上必然出现一定的本土化，不符合汉地宗派的传统
教义（甚至出现“路线错误”），也很可能，但不至于将这种问题归咎于民族性。
我印象中南怀谨也很少具体提出日本佛教的问题。只反复说日本讲的佛教是“不对的”。
其实日本宗派复杂，他对各宗教说，能了如指掌么？

earthmouse (暴雨后，都是蜻蜓) 于  (Sun Aug  8 23:36:53 2004)  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