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恋童癖问题
美国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一宗猥亵儿童性犯罪案，2003年被成功地拍成了纪录片《抓住弗里德曼一家》（Capturing the Friedmans），执导本片的是美国著名的独立导演Andrew Jarecki。
这部影片迅速获得影评界的重视，除获得200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外，还成功地囊括了许多最佳纪录片奖项（包括纽约影评人奖、三藩市影评人奖和多伦多影评人奖）。
最近，这部影片登陆欧洲电影院线，在英国等地的媒体重又掀起一轮批评与讨论的热潮。
案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弗里德曼一家住在长岛，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中产家庭。父亲阿诺德·弗里德曼是个十分优秀的教师，得过奖（？），在当地开设私人电脑课堂，向未成年人传授电脑知识。弗里德曼家有三个儿子，大卫、塞思和杰西，以及母亲伊莱恩。在警察前来搜索他们的住宅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一天，警察接到针对阿诺德和他的儿子兼教学助理19岁的杰西猥亵儿童学员的指控后，对弗里德曼家的住所进行了搜索。搜索发现，阿诺德藏有大量恋童淫秽杂志。经过复杂的思考和斗争，阿诺德供认了部分犯罪事实，被判十到三十年徒刑；杰西坚称无罪，但在指控的压力下最终承认了部分罪状，被判六到十八年徒刑。影片的最后，阿诺德在狱中自杀，把保险金作为遗产留给了杰西。
导演Andrew Jarecki试图把这件轰动美国的案子客观地呈现出来。由于在整个事件中，儿子大卫习惯性地坚持着用录像记载家庭成员的活动，因此，遭到指控，家庭内部的辩论和生活场景全都被记录了下来。这些录像成为纪录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此外，片中还有导演对警方、律师和受害者学生的采访。
影片试图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和描述，把案件呈现出来。可想而知，这是一部记录片式的《罗生门》——不同的叙事者对同一事件持有完全不同的说法：阿诺德和三个儿子坚决否认这些罪行；警方则以大量证据支持这些罪行成立；被控学生则指出部分指控存在严重的夸大。导演没有最后指明究竟哪一方是正确的：案子的结论公正与否，这个判断留给观众来做。
作为观众，看到这部片子，第一感受大概是感慨一个幸福美满的中产家庭竟如此迅速被摧毁；其次，影片引导人们去思考美国司法公正的问题：指控存在严重的夸大，而被告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进行对抗；然后，人们将有兴趣看到，在这样的危机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矛盾、纷争如何演化，影片是对人性的一个深刻揭示。最后，它指向了我们今天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即恋童癖问题。从某种角度上看，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轰动，正是由于它反映了目前最为敏感，并受到西方社会普遍关注的恋童癖现象。
恋童癖（paedophile）概念的历史并不久远。学术上，它产生于19世纪末，但在西方公众话语中的出现，则基本上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90年代以后，随着打击网络恋童癖色情犯罪的热潮，它逐渐成为公众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伦理话题。随便翻翻欧洲国家的报纸，总能看到关于猥亵儿童犯罪的报道，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当代西方社会存在如此严重的恋童犯罪？
严格地说，公众媒体中的恋童癖和儿童性侵犯话语，目前只主要存在于英语国家。类似情况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法、西、德以及北欧国家），则相对较少；在另一个发达国家日本，虽然许多男性的性倾向很接近西方定义的恋童癖(如对女中学生的特别偏好),但这种特别的性癖好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被视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对这个现象的概念性认识则更有限，成年人对儿童施加的性侵犯，更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恋童癖是一个以英语文化为中心，向其他社会辐射的概念、话语。
当恋童癖及其引发的性犯罪，被人们正式认知为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时，电影作为文化和价值传播的媒体先驱，便和其它艺术形式和媒介一道，成为传播这种话语的最有效工具。敏感的电影导演在处理这样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时，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把这一主题融合进他们的作品。于是，电影作品便呈现为对时下最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关注。
最近大热的北野武《座头市》，就是随手可举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影片中男扮女装的年轻艺妓，在故事中被描述为一个幼时受恋童癖者猥亵的受害者。这一手法，既给两兄妹的生涯凭添了一份悲惨，更巧妙地使影片主题包含了时下最为“时髦”的元素。北野武不愧为一位有天赋的导演，对当今流行的社会伦理问题有着敏感的嗅觉。换句话说，他巧妙而识实务。
这种手法也让人联想到了大岛渚的《御法度》——关于19世纪日本“新撰组”这个传奇武士团的故事，竟然成了一个同性恋主题的片子。
无论恋童癖、同性恋或其他时髦的伦理问题，导演总能把它们巧妙地植入其作品中并加以利用。但无论导演真实动机如何，电影作品在传播恋童癖这样的概念和话语时，在观众群中发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可以断想，当越来越多的观众观看了涉及恋童癖的电影，他们也会对这种现象的存在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敏感。一个概念和想法的引进，有时候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同样事件的看法。譬如，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并没有同性恋概念的文化里，男子手拉手，并不触犯什么禁忌，也不给旁人带来不快；但当人们普遍意识到同性恋现象的存在时，对同样的行为也许就不那么能容忍了。
随着恋童癖和儿童性侵犯问题在西方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概念-话语将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中；继而，这一概念-话语也会通过电影电视，逐渐传播到中国国内。长远看来，这样的概念-话语进口将带来社会学层面的两个影响：一，人们会逐渐重视儿童性侵犯现象，意识到其在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并逐渐将之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上议程，从这一角度来讲，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二，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敏感也可能使一些原本纯洁的人际关系，在常人眼中变得可疑，甚至成为禁忌。迈克尔·杰克逊与年轻男孩同寝一房，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不安，必然有广泛存在的对儿童性侵犯的警惕意识作为客观基础。也许回到更为质朴的原始社会，避开极端警惕儿童性侵犯问题的西方社会环境，杰克逊是否无辜这个问题反而更容易被厘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该说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