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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儒家的仁爱、仁政哲学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在今天评价这种哲学？ 其是否应该继承儒家思想？是的话，应如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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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仁爱哲学可以重新定位，把它变成一种remedial virtue：建立在对平等和互相尊重之上——儒家思想可以去包容(accomodate)这种现代思想，另外为平等和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提供一种更进一步的温情(love)，但是不应再将儒家思想视为第一位的、充分的。

尤其在政治上，立足于仁的民本思想就很落后了，现在再提倡民本、父母官，乃是落后的表现。我们不是说从政不应该为仁，而是说从政必须为仁，不容选择。做官人应该把自己为民办事从一种善意和施舍，上升到责任和义务。老百姓对做官人，应当从过去的期望期待，转变到一种主张和诉求，这个转变，才是真诚地将重心放到老百姓身上。

儒家仁爱的关怀也是很不够的。一些权威主义、家长主义、父权主义的东西应该废除，才能达到对社会更多人的尊重，达成更多人的解放。有时候人们爱说，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话，但是最好不要脱离孔子整个思想的语境。己·勿是不是真的是在描述普世的，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探讨一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呢？己·勿能被用来描述孔子的社会哲学么？如果真的不加选择的使用己·勿哲学，你恐怕可以否定掉儒家思想中许多其他的价值和内容，因为它们存在矛盾。相比之下，康德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实践道德理性，是不是要更全面、系统、深刻呢？可以比较一下。

儒家的不少价值，应该肯定，毫无疑问：譬如对教育的重视，对仁的推崇，还有推己及人的思想。儒家是一种认可（偏私 )partiality并为偏私赋予伦理价值的社会哲学，我觉得是可以合理接受的，它反映的是一种很实际的人本主义思想。

对仁的向往乃是一种对内在(intrinisic)伦理行为和价值的关注与推崇，让我们想到西方的伦理道义传统(deontology)，然而对社会和谐和顺从的关注又和这种追求有所矛盾，因为社会和谐追求的往往是外在(externalised)的价值。前者把伦理价值放在行为本身，它可以割裂行为体和其所在的社会群体来单独判断；后者把伦理价值放在社会群体之上。这两种倾向的矛盾有时能够得到统一，但很多时候不行，因此忠和义时常不能两全，乃是儒家社会素来的老大难问题。在实践中，恐怕是对外在价值的追求占了上风；人们对和谐和顺从的向往超过了对行为自在道德价值和真理的追求。作为一个伦理哲学，儒家思想因此是不足够的。我们至少应该有一套更绝对的道义哲学可供选择。

临了，有的人感叹中国儒家教育太少。我认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儒家教育应该增加。儒家教育之太少，究竟为什么? 与其说是由于西方化的原因，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造化。你看看香港台湾及其他海外中文社群，传统文化的教育恐怕比我们多得多，而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我们”西化” 得多得多。我们今天的文化断代，应该感谢毛泽东：他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和近乎不加选择的摧毁破坏，带来的一种文化断代，使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不少文化认同、传统感及对传统的认识和了解，但却恐怕没有带来新的认同，造成一种认同和文化真空(cultural and identit vacuum)。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政治运动（如文化大革命）和政策中带来的客观结果。官方意识形态的倒掉、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多元化和自由化，带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这便有从学术界到一般知识青年到平民百姓的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